[摘要]电影《让子弹飞》是著名导演姜文拍摄的第四部作品。细加分析，该片之所以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对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其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如花姐、县长夫人和老汤原配等，均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在电影中，她们分别代表着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民国时代，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女性无奈的抗争以及对命运的逆来顺受，从而非常生动地将当时女性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对封建传统压迫的不同反应进行了艺术再现。

[关键词]《让子弹飞》；艺术表达；女性形象；主题定位

《让子弹飞》于2010年上映，是著名导演姜文拍摄的第四部电影作品。该片以北洋军阀时代南部中国的一场火车劫案为背景，围绕着这一劫案，与之相关的各方势力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混战。自上映以来，《让子弹飞》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最终票房超过7亿人民币。其取得成功的原因除了相关情节设计的悬念迭起、出人意料以及演员本身的表演水准高超之外，还在于其对于相关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尤其是其中塑造的以花姐、县长夫人和老汤原配为代表的女性形象，更是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1]她们分别代表着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民国时代，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女性无奈的抗争以及对命运的逆来顺受，从而非常生动地将当时女性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对封建传统压迫的不同反应进行了艺术再现。

一、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花姐

花姐是《让子弹飞》中塑造的正面女性形象，她同出生于那个年代的女性最大的不同点，是其不再甘于充当传统意义上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而是奋起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并积极加入到以前只有男人才能加入的队伍。她出身低贱，但是并不屈服于命运；她漂亮温柔，但并不愿意成为男子心目中的花瓶；她聪明大方，但并不以此向男性邀宠。在电影中，花姐拥有了女性应当拥有的所有优点，但其并没有以此为资本，以换取作为当时的女性应当取得的地位和财富，而是毅然决然地拿起枪，同其他被压迫的人们一起，奋起战斗，为了自己心目中的正义，在男人主导的旧中国获得自己应当获得的一切。

（一）卑贱的出身使其觉醒

诚然，为了突出花姐奋起反抗的可贵，导演姜文将其出身设定成妓女，无论在人类文明的哪一个时代，这种身份几乎都是卑贱的代名词。正是由于这样的出身，任何人，包括电影观众，在面对花姐这一角色时，都会不自觉地升起相应的优越感。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底层出身的阶级设定，才赋予了花姐奋起反抗旧社会的不公、产生最初的女性意识的可能。对于生活在传统社会的普通女性来说，其要打破旧社会的枷锁，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家庭，考虑到自己已有的幸福生活，考虑到打破已有的社会秩序可能带来的种种风险。但是对于花姐来说，其根本就不需要有什么顾虑，因为其出身于最卑贱的阶层，已经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失去，所以才能毫无拘束地投入为自己争取更多权利的反抗斗争中。

（二）男权社会的扼杀

在传统封建势力依然非常强大、男权主义思想依然一统天下的北洋民国时代，即使如花姐这样智慧与美貌并存、勇敢与温柔俱在的敢作敢为的女性，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乃至反抗都注定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虽然花姐的反抗得到了人们的同情与赞扬，并且由于其自身的努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所欣赏和尊重，而且在电影的结尾导演还为其安排了一个不错的归宿。但归根结底，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是模糊而脆弱的，花姐并不认为自己是为了争取女性的平等地位而战，其心目中只存在朴素的公平意识，在自己的地位有所改善之后即欣然接受社会对自己命运的安排。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对社会起到主宰作用的依然是难以撼动的男权主义。姜文在电影镜头中一再展示各种男权主义的象征元素，如锃亮的皮靴、浓密的胡茬、健壮的胸膛以及笔挺的军装等，无不显示在当时战乱频仍的中国社会，男性的铁和血才是主宰一切的根本。而花姐所能做出的反抗，仍然只能是充分利用自己作为女性具有的漂亮和聪慧等男性欣赏的资本，在强大的男权的夹缝中寻求自己命运改善的机会。而且在电影的结尾，花姐所能够获得的最好的命运结局也不过是被老三带走，前往浦东过上自己幸福的生活，最终回归到传统社会作为妻子，然后是母亲的女性角色。[2]因此，花姐固然通过自己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通过自己的奋力反抗而使其出身导致的极端卑贱的命运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最终仍然不得不屈从于强大的封建主义男权社会对女性地位的安排。

花姐作为《让子弹飞》这部影片中塑造的唯一正面女性形象，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抗争虽然反映了时代思想的变化和进步，但其最终回归到女性的传统角色地位却说明了封建主义男权社会的强势。然而，女性作为同男性一样有着自己思想和诉求的人类中的一部分，力图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其合情合理的正当诉求。因此，不管男权社会对女性实现其诉求进行了如何严格的压制，也不能真正杜绝女性的觉醒和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是在这种强势社会的压迫下出现的花姐式的弱势人物的顽强挣扎，才给女性带来了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促使不合理的社会传统变革和进步的希望。

二、无奈抗争的县长夫人

如果说花姐在影片中的形象是健康向上，而备受人们同情和赞扬的正面典型，出现在观众眼中的县长夫人则是淫荡、势利、不择手段和罪有应得等负面形象的代名词，因此，其基本是导演有意识地塑造的影片中的反面角色。人们对其悲剧式的身世遭遇产生的些许同情，很快就会被其毫无节操的行为完全掩盖，所以其最后的死亡给人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就是“活该”。然而，在影片中，县长夫人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仅仅是用来给观众发泄相应的负面情绪的。她同花姐一样，同样属于在强大的封建主义男权社会下不甘于自己命运的女性，但其同花姐奋起战斗的选择不一样，而是采取的另外一种应对方式，即无奈的抗争。

（一）县长夫人拥有的女性元素

在《让子弹飞》中关于县长夫人的镜头下，人们会发现导演尽力渲染的各种“性”暗示，从而激起人们对于其的各种性幻想。这种“性”暗示的元素在镜头下有着各种表现方式。如县长夫人从河里被捞起时全身湿透且曼妙无比的身体、绸缎制作的红色上衣和绿色短裤，慵懒地躺在大床上的美妙的肉体，乃至她在对话时的挑逗式的语气，无不能成功地激发男性将其当作性幻想对象的欲望。[3]在县长夫人那里，她拥有能够满足男性性饥渴的女性元素，而且她本人也希望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这些本钱，来达成自己摆脱传统女性命运的愿望。

（二）县长夫人无奈的抗争

在封建主义男权社会，女性能够用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不多，花姐式的暴力反抗固然令人击节赞叹，但其微乎其微的成功可能性以及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使其只可能成为稀少的个案和特例。对于拥有男性渴望的漂亮和性感的女性来说，其更可能的是像县长夫人那样，利用自己天然的本钱，通过情色的诱惑来达到改变自己命运的目的。因此，在影片中，县长夫人在张麻子和汤师爷对其身体的争夺中委曲求全，利用狭小的床作为自己抗争的战场。只要能获得自己需要的身份和地位，她并不在乎自己的丈夫到底是谁。正如她在影片中所说，“我就是县长夫人，谁当县长无所谓”。县长夫人通过牺牲色相获取其需要的权力的方式虽然为道德所鄙弃，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县长夫人在封建主义男权社会下的无奈，而其不顾道德的谴责利用色相争取自己的利益，只是在这种无奈下选择的一种与命运和社会抗争的方式。

（三）县长夫人悲剧式的一生

县长夫人妓女出身，但其不甘于命运的安排，渴望成为县长夫人。为了达到此目的，她不惜花费自己所有的积蓄为汤师爷买了个县长的官衔。但可悲的是，土匪张麻子将其抢劫一空，虽然其最终通过色相诱惑说服张麻子让其成为县长夫人，但很快又成为别人的替死鬼。县长夫人的一生是悲剧式的一生，她虽然漂亮性感，但是出身卑贱，好不容易通过买官获得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却又被人抢劫，虽然最后其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县长夫人，但很快就凄惨地死去。但是，县长夫人的一生又是奋斗的一生，在出身卑贱的情况下，她并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而是含辛茹苦，积蓄到足够的钱去买官，在被土匪抢劫一空之后，又努力与土匪周旋，最后如愿以偿地达成县长夫人的目标。[4]电影中对县长夫人的这种情节设定，给观众传送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其即使成为县长夫人，始终只不过是县长的夫人，无论其怎么努力和抗争，依然摆脱不了作为男权附属物的结局。

县长夫人对自己命运的不甘、奋斗乃至最后的失败，深刻反映了在北洋民国时期男权社会的绝对统治地位。男权社会需要的是依附于男权的女性，而不是有着自己的独立意志和思想的、难以控制的男权秩序的破坏者。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县长夫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是不存在的。县长夫人曾经通过省吃俭用，积蓄到足够为汤师爷买个县长头衔的金钱，其为了达到目的而付出的努力可见一斑。然而，男权社会下的县长夫人这种努力终究只是徒劳，最终她还是只能通过自己的肉体进行无奈的抗争。但是，即使是这种无奈的抗争，仍然不能真正改变县长夫人代表的北洋民国时期的女性作为男权附属的宿命，而且这种抗争的手法从根本上违反了男权社会的道德准则。因此，为了充分体现北洋民国时期男权社会的道德观，导演在银幕上让观众看见的是县长夫人性感的肉体和利用色相达到目的的行为，给人们带来的道德印象是寡廉鲜耻、不择手段。最终，电影导演为了满足观众的道德报复的欲望，非常合情合理地为县长夫人安排了一个罪有应得、死于非命的凄惨结局。

三、逆来顺受的老汤原配

花姐和县长夫人是导演在电影中设定的因不甘于命运的安排，从而在封建主义男权社会的阴影下努力抗争的女性形象。那么，被一心向上爬的老汤无情抛弃的老汤原配则是在传统社会中，甘愿为男性做出任何牺牲的、逆来顺受的典型。

老汤原配符合封建主义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典型定位，其身份是老汤的妻子，是傻儿子的母亲，因此其所关心的一切，都与自己的儿子和丈夫有关。她整天记挂和念叨的要么是家庭生活必需的金钱，要么是没有良心的丈夫以及可怜的傻儿子。其外表是一副蛮横的悍妇形象，但实际上却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无比麻木。无论是社会的动荡，还是男人间的争斗和杀戮，都同她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5]儿子的痴呆、丈夫的无情并没有使老汤原配抱怨命运的不公，更不用说像花姐和县长夫人那样努力抗争，试图同无情的命运对抗，而是继续默默无闻地承担起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应当承担的艰辛，为维持传统的封建主义男权社会结构的稳定默默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女性意识觉醒的角度，老汤原配的逆来顺受是软弱而麻木的，但这却是在封建主义男权社会占据压倒性优势下大多数女性无力反抗的必然选择。然而，对于北洋民国时期的中国来说，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道德观念在社会上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老汤原配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虽然对其自身是个悲剧，但有利于男权社会的稳定，因此是值得当时的社会大力提倡和赞扬的。老汤原配对丈夫逆来顺受、对家庭费尽心力、对社会却麻木冷淡的形象迎合了男权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将女性排除在社会发展之外，只要其对男性服从，并承担家庭稳定和延续的责任，但是从根本上泯灭了其应有的女性意识。

四、结语

《让子弹飞》中的女性形象设定，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北洋民国时期女性在封建主义男权社会压迫下的各种不同的反应。具有初步女性意识的花姐和县长夫人通过自己的抗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最终要么像花姐不得不回到男权社会为其设定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定位，要么像县长夫人抗争无效凄惨地死去。因此，在男权社会的主导下，更多的女性只能像老汤原配那样逆来顺受，默默承受男权社会为其带来的不公。

[参考文献]

[1] 高旋.姜文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2] 蒲子涵，陈强.被消解的女性意识——评《让子弹飞》中的三个女性形象[J].电影评介，2011（22）.

[3] 于兵.《让子弹飞》：诗意的怀旧与霸气的黑色幽默[J].电影文学，2011（09）.

[4] 王中田.《让子弹飞》中喜剧与暴力场景的应用[J].电影文学，2013（05）.

[5] 容向红.电影的“逼真性”及其所呈现的“生活世界”——以《让子弹飞》为例[J].艺术百家，2011（S1）.

[作者简介] 涂常青（1968—），男，四川阆中人，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文学评论及语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