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德国纳粹罪责”是欧美社会对二战反思的“记忆”焦点，冷战过后，这套有罪恶遮蔽且禁忌的“记忆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在世界和平诉求的语境下逐步受到欧洲各国的正视。曾以歌颂英雄、控诉纳粹为主题的欧美二战题材电影如今也参与到这样的“记忆”变迁之中，渐趋将二战的真实予以还原，实现了从简单化美学向解禁叙事的转变。本文在欧美社会二战“记忆文化”的大背景下，根据多部影片文本对近几十年相关解禁话题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二战记忆”；欧美电影；世界和平；解禁

二战结束后，欧美社会形成的有关二战的“记忆文化”延续至今。这场“记忆”先是被操纵于复仇之火与政治权力之下，再是渐趋面向史实、还原真实，这个过程跨越了70余年。而曾以歌颂英雄、控诉纳粹为主题的欧美二战题材电影如今也参与到这样的“记忆”变迁之中，在欧洲社会二战反思思潮的支撑下，电影长期聚焦于纳粹罪恶的镜头发生了转变，甚至是将受害群体的“灰色”人性予以披露，实现了从简单化美学向解禁讲述的转变。叙事解禁对二战经验的触及已逐渐全面，如实描摹道德窘迫中个人命运以及政治复杂境地，在道德底线与生存底线面前，将人性予以赤裸裸的呈现，这在丰富了二战电影“赎罪叙事”的同时，也达到了“对人的关注”这一艺术的使命，可谓是一种对此前遮蔽历史真实之简单化道德美学的超越。本文在欧美社会二战“记忆文化”的大背景下，根据多部影片文本对近几十年相关解禁话题进行了梳理。

一、银幕之下

在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这期间，“德国纳粹罪责”是欧美社会对二战反思的焦点，具体表现为在长达半个世纪里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惩、控诉、拷问纳粹分子，从军事接管、司法审判、经济索赔到文化、社会、学术乃至立法等多方面，进行了一场对德国个体与民族责任的“非纳粹化”的清算运动。[1]概括来说，这场“记忆”包含了反纳粹建构的“显学”与在“显学”中置有遮蔽阴影的两面性。

简要梳理支撑“显学”的重大事件：尚在二战期间，“纳粹暴政”已受到流亡四处的学界犹太代表们的审视；二战末初期，德国哲学家KJaspers就指出在采取容忍或追随的政治态度对待希特勒暴政上，德国民族负有罪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犹太哲学家HArendt著书披露德国纳粹的“极权主义”本质，同时提出了纳粹暴虐的源头是“平庸之恶”的德国政治一说；六七十年代，西德社会在“讨伐父辈与纳粹的干系”的社会思潮下，赎罪意识受到大范围催化；80年代，“德国民族责任”与纳粹之间的问题在西德史学界引起大论战，进一步深化了对纳粹的反思；90年代，犹太史学家DGode Hagen披露德国纳粹普通民众是“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诸如此类。可以说，在这半个世纪里，欧美社会对二战反思是空前的，并且力健势猛。

然而，在这种“显学”之下也有阴影存在：伊始强浪般的清算，也导致了欧洲反纳粹就“二战记忆”选取了一种公开策略，即“选择性记忆”：首先，各个国家关于“种族迫害”“民族创伤”等二战话题侧重不一。其次，在重磅打击纳粹精英之后，各个国家都将抵制纳粹作为强调点，尤其对英雄主义抵抗大加张扬来凝聚民心，并向外彰显本国的道义，以彻底与罪恶划清界限，并争取战争赔偿。在此环境下开始了一个漫长的遮蔽自身罪过的过程，战时的纷扰疑云甚至有失光彩的事实就此被尘封在记忆漏洞的一隅。后来为构建稳定的欧洲社会，西欧各国也开始了对战时“负面记忆”的反思，但长期仅流于形式而已。

一言以蔽之，半个世纪里，虽然欧洲各国对二战的“记忆文化”各具繁芜的内容及纷争的议题，但其共性不言而喻，即一方面是对战争反思的初次理性化实践，另一方面又聚焦于“纳粹罪恶、种族受难以及英雄主义抵抗”的“显学”的同时，还营造了一个用以蔽实的集体化的“选择性记忆”。

二、银幕之上

“二战”题材的电影比较活跃地成为这段历史记忆的载体，不仅再现了二战经历与纳粹暴政，同时还在意识形态上紧随欧美社会思潮，积极参与到了对战争的反思之中。电影揭露德国纳粹的时间开始较早，几乎同期于希特勒上台：美国人Cornelius Vanderbilt于1933年便拍摄了纪录片《希特勒的恐怖统治》；卓别林继而也于1940年拍摄了The Great Dictator（《大独裁者》），可谓是揭露讽刺纳粹暴政的经典。多种类型电影都取材于“二战”，比如“二战”战争片、讽刺希特勒独裁的喜剧片、二战爱情剧情片、集中营惊悚片等。在大半个世纪以来，“二战”题材的电影产量丰富，光是好莱坞、苏联出产的电影就多达几百部。经典之作不胜枚举，如好莱坞1942年的《北非谍影》，1959年的《安妮日记》，1970年的《巴顿将军》，1993年的《辛德勒的名单》，1998年的《拯救大兵瑞恩》，直到2014年的《狂怒》，等等。再如苏联电影1949年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50年的《攻克柏林》，1972年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2013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更是拍摄了3D版，这已是其第3次被搬上大银幕。而欧洲其他国家也不乏耳熟能详的作品，如德国1946年的《凶手在我们中间》，意大利1945年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法国1966年的《虎口脱险》，荷兰1977年的《橙色士兵》，英国1987年的《逃离索比堡》，等等。

在这个时期的二战题材电影无疑承载着那段战争岁月的记忆文化，但不难发现其叙事模式总是脱离不了“罪犯+受难者+英雄”的程式化结构：以打击德国纳粹为主题，镜像生成希特勒、德国兵团、盖世太保等恶魔般的罪恶行径，描绘犹太人遭受的暴行以及纳粹侵略所带来的苦难，歌颂勇于反抗的英雄主义。电影便如此介入了欧美社会集体化的“选择性记忆”的建构中。

三、解禁与暴露

冷战过后，欧美国家关于“二战记忆”得到渐趋修正，打破了固有意义的集体化“选择性记忆”，使记忆更多地回归历史的真实性与多元性，同时也开始关注德国人所受的战争创伤。与此相关，自我标榜式的“选择记忆”内核之一的“英雄主义”逐渐低调。而日益凸显的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初衷与诉求——世界和平的主题。

这影响了银幕之上以往的抨击与复仇的主题渐趋发生转变。战后70年前后，二战题材的电影叙事开始从“罪犯+受难者+爱国主义”的结构到涉足、揭露既往被禁的史实与话题，明显发生了从简单化美学向解禁讲述的转变。很多长时间争议于政界与学界的历史话题也都以更接近史实的视角逐一被搬上银幕呈现在大众面前，因而“二战”经验得以被重新审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影对二战真相的新反思与讲述渐增，主张客观立场，叙事力求再现二战时期“邪”与“善”的各种复杂经验。反映犹太人在纳粹淫威下出现的正义良知与求生本能间的冲突的电影，如《灰色地带》（美，2001），《集中营的呐喊》（美，2003），《恋爱中的死神》（美，2008）；揭露抵抗组织内部阴暗面的电影，如《战时冬天》（荷/比，2008），《哈特之战》（美，2001），《反抗军》（美，2008）； 渲染风云变幻下个人命运可悲的电影， 如《欧罗巴，欧罗巴》（法/德，1990），《战火集结》（英/匈/德，2006），《命运无常》（匈，2006）。

与此同时，也有多部触及德国人反对希特勒独裁甚至保护犹太人的话题的电影。如《战火中的伊甸园》（德，1999），《暗杀希特勒》（德，2004），《希特勒的精英少年》（德，2004），《雪绒花海盗》（德，2001—2004）；描写超越政治的爱情、友情以及世相人性的电影，如《乱世启示录》（德，1996），《冰雪勇士》（美，2003），《白色寒冬》（挪威/瑞典，2012），《沉默如海》（德/法，2003），等等。

而于2004年被搬上银幕的德国电影《帝国末日》力图再现纳粹独裁者希特勒自杀的真相，客观描绘其最后心态，有意将银幕上漫画化的人物镜像还原为真实面貌。该片颇受争议，影片的主题与意义有待商榷，但是此举公开的“客观”与欧美社会“历史记忆”的澄清转变不无关系。[2]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白玫瑰小组”行动以外，战后对德国人抵制希特勒政权的看法尚有争议。阿伦特指出，这些抵制的出发点并不是纳粹的反犹主义以及侵略暴行，而是对德国战败的担忧。[3]曾参与刺杀希特勒活动的施陶芬贝格等人也是直到停战后30年才被赋予“抵抗英雄”的称号，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带着“民族叛徒”的烙印。鉴于此，以往鲜见战时德国人抵制行动的电影。柏林于2012年举办了颇具规模的“德国各界抵抗纳粹事迹展”，这映照出近些年“反纳粹记忆”的修正。[4]不得不说，战时德国人的抵抗能够介入电影叙事之中与欧美社会“历史记忆”的解禁与暴露密切关联。

四、电影叙事新视角

总的来说，近20年间，曝光二战“灰色”史实的电影不一而足，并且凡是涉战的欧美国家几乎都有此类作品，可见电影对二战“记忆文化”的叙事解禁已成必然趋势，而非个例。

从美学与艺术的视角来看，叙事解禁对二战经验的触及已逐渐全面，如实描摹道德窘迫中个人命运以及政治复杂境地，在道德底线与生存底线面前，将人性予以赤裸裸的呈现，这在丰富了二战电影“赎罪叙事”的同时，也达到了“对人的关注”这一艺术的使命，可谓是一种对此前遮蔽历史真实之简单化道德美学的超越。

在欧洲社会二战反思思潮的支撑下，电影长期聚焦于纳粹罪恶的镜头发生了转变，甚至是将受害群体的“灰色”人性予以披露；此外，当电影通过诉诸情感的直观的方式将战时镜像如潮水般向观众推来时，它不仅会对观众尤其是非欧美观众产生审美习惯冲击，同时也对观众的认知判断提出要求。因为，就电影研究来说，涵盖道德、哲学及美学层面去思考其内涵是极有必要的。

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公告：“消灭纳粹主义与德意志军国主义，保证德国永远不能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5]显而易见，世界和平是战后反纳粹的追求目的。杜绝“同室操戈”是实现和平的关键因素，而其前提就要求人类道德理性要上升到普世存在的层面。二战过后，通过惩戒与反思纳粹而深入强化的反战意识，便是这场反纳粹运动的意义所在。战后欧美社会的彻底反战意识以及化解民族矛盾，这种政治觉悟显然已具有时代标志性的重要意义。而现代社会，又在政治、文化、经济的多元维度步入了一个空前的“联网”时代，各个国家及个体之间的依赖也空前紧密，随时存在敏感而易发的摩擦与冲突，和平共处、携手发展已成为迫切之需，因此，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反战舆论的必要性与现实性不置可否。

在近20年里，电影揭露了关于二战的各种各样的罪恶，这强有力地反映出战争是最野蛮凶恶的、反自然的解决问题的武器；战争是一切人性丑恶与政治阴暗潜滋暗长的基床。同时，电影通过解禁叙事表现出的宽容与化解，又说明电影在正视集体化“选择性记忆”，回归历史真实后，正以新的道德姿态，倡导彻底反战意识，这应该是近些年欧美电影领域二战叙事的社会学与美学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杨慧.“二战”叙事解禁和普世主义良知——论近二十年欧美“二战”记忆和“二战”电影叙事的解禁及其意义[J].当代电影，2015（08）.

[2] 刘吉元，索亚斌.战火童心——欧美“二战”题材儿童电影纵览[J].当代电影，2015（11）.

[3] 张伟.东西方战争题材电影的“救赎者”形象建构比较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4.

[4] 风珍.论德国二战题材电影的多元主题[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

[5] 曲春景，张田.中国二战电影与反思“二战”的距离有多远[J].社会科学，2010（13）.

[6] 柴德闯，朱伟华.有爱的地方是天堂——再析《天堂电影院》之冲突与交融[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

[7] 王晓梅，李晓灵.张艺谋电影后殖民主义批评之批评[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5）.

[作者简介] 陈丽琴（1980—），女，江西九江人，硕士，九江职业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