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丹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交往理性规约工具理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转型及其中国启示

宋晓丹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130012)

现代性及其现代性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探究历史,无论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还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现代性所展开的非理性主义批判,都没有真正成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合理路径。哈贝马斯从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性出发,坚持现代性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了现代理性主义范式的哲学转换,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了交往理性范式。对于现代性所呈现的多元价值立场基础上的统一理性规范基础缺失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代替理论理性,进而为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出路。对于正在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关键期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构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的内在价值诉求和最为精髓、最富当代价值的内容。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性范式转型;中国现代化

一、理性和非理性批判: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两种路径

古代哲学是以探寻世界本源的宇宙终极存在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的,这种宇宙的第一实体是不依赖于人的心灵而绝对存在的。近代哲学则把世界的存在拉进人的意识领域,主张世界的存在不能离开人的思维活动,这种认识活动要先于客观世界而存在,并为其存在提供了保证和合法性依据,近代哲学完成了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就其实质而言,认识论转向就是把人的理性意识放在首位,坚持思维先于存在,是存在生成的前提条件。近代哲学所强调的认识活动主要是人的认识活动,理性意识是人类主体的思维意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可以把近代哲学所强调的理性精神称为人的主体性哲学,正如康德所说的那样，近代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变革”。

近代哲学真正源起于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所强调的启蒙理性真正实现了从神圣的上帝转向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把上帝拉下了神坛,开始真正转向人类本身,关注人本身的理性思维。把近代哲学的主体认识论转向推向极端的则是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通过把‘我思’确立为知识的出发点和基础,开启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并因此而成为近代哲学之父。”[1]笛卡尔把思维活动本身作为自身哲学研究的对象,而对外部世界和事物的感觉经验则不作讨论。笛卡尔的哲学研究是对人类认识活动的方法、途径、原则以及范围的规定,是对人类思维活动自身的研究,这实际上也规定了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研究思路。近代哲学是把“我思”的主体性自我意识作为一切的出发点,“作为突出的基底的我思自我,绝对基础达到了。也就是说,主体乃是被转移到意识中的根据,即真实的在场者,就是在传统语言中十分含糊地被叫作‘实体’的那个东西。”[2]由此可以看出,近代哲学把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混为一谈了,并用认知主体来代替价值主体,认为认知主体构成主体性的全部内容。

康德看到了主体理性的局限性,最先对主体性的认知概念和价值概念进行了领域划分,并分别提出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是人的主体性所能达到的对经验世界的认识能力;而实践理性则是在人的主体理性认识能力之外的对“应然”的道德世界的认识能力。康德认识到人类先验的主体理性认识能力只能达到对经验世界的认识,并为其提供可靠的知识论基础,显示了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践理性则超越了人类的理论理性对经验世界的认识能力,是对理论理性所达不到的道德领域的彼岸世界的认识,突出了理性主体的自由性和目的性。在二者的关系上,康德指出:“在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联结成一个认识时,假定这种联结不是偶然的和任意的,而是先天地以理性自身为基础的,从而是必然的,实践理性就占据了优先地位。”[3]康德已经认识到人类主体理性的缺陷,人类的理性意识并不是万能的,而是有一定的应用领域和前提,这也构成康德认识论哲学在当代的重大意义与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康德对人类主体理性认识能力的划分还是局限于人的理性自我意识范围之内,无论是对于此岸世界的理论理性认识,还是对于彼岸世界的实践理性认识,都还是对主体自我意识的片面性发展,由此导致了实证性,并最终走向分裂。笛卡尔和康德的主体哲学我们又可以称之为主体的认识论哲学,是理性为自己确立某种第一原则的认识论。

与笛卡尔和康德不同,黑格尔认识到这种主体认识论哲学所造成的精神的分裂和社会的冲突,进而对“主体”进行了自我关系的调整,把主体自身作为包含主体与客体统一的绝对的主体。黑格尔认识到笛卡尔和康德的理性主义所造成的分裂和矛盾,而在绝对主体中力图实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黑格尔的绝对主体的原意是想把笛卡尔和康德的私人理性转换为公共理性,把绝对精神看成是包含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实体。但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体仍是精神本身的自我运动,而并没有使理性获得公共社会性。黑格尔在主体和客体之外又设定了一个绝对主体,而这个绝对主体并没有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真正统一,它仍是一种绝对的精神运动,主体和客体仍然受制于这种绝对精神,而并没有实现人的目的和自由。

以尼采为开端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把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推向了极端,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尼采认为,“现代性失去了其显赫地位,变成了汪洋大海恣肆的理性化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4](P100)尼采对现代理性主义持全盘否定态度,建立了“权力意志”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从尼采开始,哲学正式进入了后现代。现代社会把上帝拉下神坛,由神走向了人,正如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去魅”的社会,而后现代主义哲学排斥人的理性观念又重新回到了神学时代。尼采的“权力意志”所指的就是主张回到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精神,这种酒神精神所代表的是狂热的、不稳定的非理性主义原则。后现代主义哲学主张颠覆现代性的意识哲学,从理性回到非理性。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5]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去中心化’的立场有其合理性,也符合日益分化的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但是这意味着解构了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之后,社会不再需要任何同一性的整合机制,否则,社会就可能走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面临解体之虞。”[6]因此,哈贝马斯仍为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作积极的“辩护”,主张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在当今社会仍有它的意义和价值,进而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既是规范的又是批判的,哈贝马斯虽然并不否定现代启蒙理性,但是他认识到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性认知的缺陷,主张重建启蒙理性,完成主体性价值内涵的过渡,实现现代社会规范基础的重建。但是重建之后的理性不同于现代性的启蒙理性,是一种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他已经认识到古代社会的启蒙理性的作用是对客体进行压制,把理性看作是具有唯一性和至上性,造成主客二分的局面。与意识哲学范式的启蒙理性不同,交往理性认为人们可以运用理性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以达到一种非强制的共识状态。“复兴理性必须在两个方面做好自我保护,以免再次陷入以主体为中心的思维窠臼,这种思维无法使理性的非强制力量摆脱掉工具理性的权威特征(工具理性使周围的一切包括自身都成为对象)和摆脱囊括性的理性的总体化特征(囊括性理性吞噬一切,最终用同一性克服掉所有的差异性)。”[4](P385)因此,哈贝马斯所主张建立的交往理性是一种以主体间性、非强制的平等对话为基础的规范,只有这样最终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化解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二、“终极关怀”价值的缺失:现代理性主义的危机

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开启了以启蒙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主体性哲学,启蒙确立的理性主体性原则是现代意识的源头,并由此敲开了现代性的大门。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现代性?现代性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又有哪些?这成为摆在生活于现代社会语境下人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理解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正确面对与处理现代的哲学危机,进而走出现代性的困境都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启蒙理性所开启的现代社会最初是以承认人的理性自由发展为前提的,但是随着理性逐渐被资本理性所替代,理性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了对人进行控制的理性,企图对“他者”进行征服,是一个为了确立理性霸权地位而绝对排他的理性。在此意义上,理性主义就成了意义的“普照光”,赋予现存事物得以存在的根据和意义,这样理性的形而上学就成为统摄世间万物的“国王”,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阿多诺认为这是“奥斯维辛”灾难的深层思想根源;列维纳斯把它称为“形而上学的暴力”;利奥塔反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元叙事”理论,发出了“向总体性开战”的口号;福柯、德里达等人也开始向形而上学的统治地位宣战,对近代抽象的理性主义进行解构。主体理性的片面发展完全背离了启蒙理性的初衷，导致现代社会缺乏统一的规范基础,在物质利益之外寻求人类精神生活最高寄托的终极关怀丧失。

由启蒙理性所开启的现代性实现了现实社会的真正“去魅化”,但也恰恰是由于片面发展了现代的理性形而上学,把理性的形而上学绝对化,进而使得自身出现了“现代性危机”。这种现代性危机使资本的现代性超越并取代了启蒙的现代性,完全背离了启蒙的初衷,同时也体现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操纵,并最终表现为物的世界的生成与人的世界的丧失。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展开,原来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规范性标准已经分裂为多元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或价值领域都试图把自己的利益诉求作为社会统一的规范基础,因此,这就造成了现代化发展中所出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与传统社会把宗教作为社会的统一社会基础相比,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社会的规范性基础,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除了追求自我的利益以外已经别无他求。哈贝马斯认为,甚至主张多元价值立场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家们也在努力地寻求关于社会的规范性基础。“按照哈贝马斯的思路,后形而上学思想尽管不再是传统哲学的纯粹思想、绝对思想,但也不是经验和具体生活中的具体思想。在交往实践中仍需有理想化的、无条件的理性预设,唯此才能保证理性的批判性、超越性的旨趣。”[7]针对后形而上学思想家们的这种思想倾向,普特南也发出了时代的惊叹,他指出:“令我吃惊的是,自称是解构主义者并痛恨哲学中的‘独断腔调’的哲学家,自己就无情地独断并且是一个无情的普遍化者(generalizer)。”[8]现代性统一规范基础的缺失,使社会分裂为各个不同的领域,各领域之间越界以企图操纵其他的领域,现代企业及科层制的国家管理制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发展,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理性的形而上学也就凭借资本而成为了关于资本的形而上学,进而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作辩护。这样就造成了人原来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的消失进而被受资本统治的主体性所替代,个人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也被取消。“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危机所做的实质性判断。哈贝马斯把现实社会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又可以分为由家庭关系构成的私人领域和以政治意志形成为目的的公共领域。系统也可以分为以金钱为驾驭工具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控制媒介的国家。在现代社会中,以个人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个人和国家公民逐渐被社会的经济和权力系统所代替和控制。作为私人关系的个人逐渐成为国家权力控制的对象,而作为社会系统存在的国家公民更是成为了社会操纵选民进而实现统治合法化的牺牲品。系统已经正式入侵了生活世界,生活在受系统控制的现代公民,完全感受到了来自市场和国家的压迫。以金钱和权力为操纵媒介的现代经济系统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争取话语权,因而就会企图压制其他利益群体的地位,这就造成了现代社会理性价值的分裂,每个利益主体都希望力压群雄成为社会的真正主宰,这恰恰就成为现代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多元化的最深层的原因。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在多元的价值观体系中缺乏统一的社会理性规范。面对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理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等等,哈贝马斯并没有完全排斥理性。“现代性的标准基础,首先是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可以通过一种不同的严格的形而上学的方式而得以保护。理性确实扭曲、被误用,但理性可以转换和改造,以适应新的问题、新的局面,因此,需要的是重建启蒙理性,而不是对理性的全面否定。”[9]他主张实现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即充分发展人的交往理性行为,排斥人的工具性行为,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以主体间的理解交流来代替理性权威对人的操纵和控制,进而确立现代社会的统一规范基础,实现对人的价值理性的终极关怀。虽然哈贝马斯的规范基础仍然具有“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与理性形而上学的普遍性是不同的,它是让生活于公共生活当中的每个人都充分地参与到制定社会规范基础的过程中来,并且这种规范是以“参与者都可以接受”为标准的。这就使得社会规范基础的制定既没有超出主体的主观性,同时又保证了共同参与者的利益。

因此,哈贝马斯实现了哲学范式的转换,由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一种由“局限于自我意识与自我决定”的哲学范式转向“自由交往的寻求共识”的哲学范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不同于传统的主体性理性,是一种“有限性”的理性，是对同一性持有警惕态度的理性，是主张释放思想活力的理性,这种理性使我们在理性多元的现代社会中重新确立思想的根基和人类生活的规范。无论是对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公民来说,还是对处于现代化社会整体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中国来说,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现代性批判新视角以及社会规范基础的重新确立,都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的作用。

三、对“生活世界”价值内涵的时代召唤:交往理性的中国现代化启示

由启蒙理性所开启的现代性使理性最终背离了发展的初衷,“曾经从中获得自己的自我意识和自己乌托邦期望的那些增强影响力的力量,事实上却可以使自主性转变为依从性,使解放转变为压迫,使合理性转变为非理性。”[10]这种理性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成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控制论的思维方式,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技术“座架”对人类世界的统治。人在现实生活中由“自由自觉的理性主体”变成了受“工具理性压迫的理性客体”,人完全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沉沦”于工具理性世界,进而忘却了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对人的价值理性的追求,“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哲学家对世界的最迫切的呼喊。

关于“生活世界”的概念最开始是由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提出来的。胡塞尔从理性批判的角度引入了生活世界概念。胡塞尔认识到当时的人们把自然科学信奉为唯一的合理性科学,进而忽视了人类现实存在的生活世界。“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最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字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最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11]哈贝马斯在胡塞尔的影响下也开始关注现实的生活世界,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是对胡塞尔生活世界理念的全盘继承,而是在扬弃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生活世界的时代内涵。一方面,哈贝马斯承认胡塞尔生活世界理念的自明性和确定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哈贝马斯也认识到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念仍然是一种局限于主体意识领域中的概念,是从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关系出发来考虑的,这种生活世界的概念是一种“先验的原始自我”的概念。与此相反,哈贝马斯注意到了现实中言语者与听者的互动,并且这种互动是建立在语言理解基础上所形成的,语言成为现实的人们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和工具。因此,哈贝马斯开始转向社会历史现实,更加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由此开启了解决现代化困境的新的理论道路。

哈贝马斯对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逻各斯的抽象概念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消解了近代从笛卡尔到康德和黑格尔以来的强调主客体关系的意识哲学范式。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的认识论立场建立在主客体统一的基础上,是一种意识哲学范式的思想理论。这种意识哲学范式从主客体关系来理解人的主体性和理性能力,进而把主体作为世界的中心,同客观世界绝对地分离开来。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西方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所带来的现代性困境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不可否认西方的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物质成果,它们深深地改变着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在科技的带动下,生产效率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是当这种科技理性即工具理性发展到极端,它就会带来人的异化、焦虑、孤独和无家可归的感觉,现实的生活世界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而生活世界最原初的价值意义也被淹没了。可见,在工具理性控制下的现代社会仍停留于一种意识哲学的范式当中,是建立在主体对客体的绝对统治基础之上的,进而来达到主客体的统一。

哈贝马斯认识到了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社会困境。对现代社会科技文明高度发展的反思，使哈贝马斯由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了交往理性范式。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困境提出的解决道路就是从意识哲学范式中解放出来,开始走向交往理性范式,开始关注现实的人的价值。他主张把人从受工具理性压迫的境况中解放出来,并开始关注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主体间社会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交往理性不仅成为社会的规范基础,更是保证了人的社会价值,对现实的人给予价值关怀。哈贝马斯在主客体对立的基础上,以语言为中介,注意到了主体间性的关系。在交往范式中,作为交往行为前提的生活世界是行为主体进行交往活动的背景,而生活世界又是在交往过程当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因此,交往理性和生活世界二者是互相依存和促进的。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是建立在语言交流中所达成的主体间共识的世界,语言的有效性也成为了生活世界的规范性基础。“哲学的智慧生成于活泼的对话和生动的论辩之中,因而它与一切独白性的对绝对真理的占有是完全不相容的,在此意义上,所谓多种‘可能性’共存的哲学星空,乃是一个由‘交往理性’而非‘独断理性’所统治的思想空间。”[12]这种建立在主体之间平等交流和对话基础上所形成的有效性共识,表明了哈贝马斯对现实的人及其价值的理论关怀并不是毫无底线的,其交往理性和有效性要求,就是在主体间非强制性语言共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规范。哈贝马斯的语言有效性兼容了言语者的表达意图、表达内容以及语言表达式本身的具体使用,这三者分别对应着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有效性要求。这些先验于语境的有效性要求能够借助交往参与者通过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情景而产生,并构成一种先验的语境力量来约束主体的行为。在此基础上,生活世界就使得言说者和听者就他们的话语在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三个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之中达成了相互理解,乃至能够通过理性的论证而使他们达成共识。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转向了价值理性的立场,开始注意把人从工具理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更加注重对现代人的价值关怀。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哈贝马斯的这种现实生活世界的转向以及对人的价值关怀也是值得我们反思和继承的。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哈贝马斯对现实生活世界价值内涵的关注,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人们万万不可沉醉于科学技术理性所带来的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中而不能自拔,对工具理性的过分迷恋会导致人们在现实生活过程中迷失方向,并被工具理性所操纵,而遗忘了现实的生活世界以及主体间真诚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哈贝马斯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主张从人的现实社会处境出发,把人从受工具理性压迫的境况中拯救出来,转而投入主体间平等对话的生活世界当中来。并且主体之间在交流过程中达成了共识,即语言的有效性要求。这种语言的有效性不仅构成了主体间的话语规则,同时也是社会有效运作的规范性基础。只有人人都遵从这种有效性共识,并用这种有效性共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最终才能使得社会走向和谐发展的道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关注交往理性,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我们才能在西方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去打破它原来的消极后果和负面效应,更加关注现实的人的社会价值,给予人们以价值关怀。同时又兼顾工业文明和生活世界两方面的因素,寻求一条从传统向现代文明转变的正确路径。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而言,我们应该坚持哈贝马斯的现实生活转向。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更加关注人的现实的生存价值,关注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交流与对话,为民众争取更多的社会利益,使人民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给予人们一定的价值关怀,使中国的社会发展更加体现出“人情味”。同时,这种对主体性的价值关怀并不意味着可以使主体过度地放纵,社会当中的主体必须在其“共识”的有效性规范基础上行事,认真遵守社会秩序,才能实现社会和主体的互利共赢,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具体来说,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生活世界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具体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现代化的发展虽然带来了先进的物质成果,但是从我国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实质性地减少,反而呈现出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口号,他希冀公民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真诚交流、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最终使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除分配制度上的问题以外,由于现代工业文明的过度发展所造成的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可再生能力,造成资源枯竭,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这无不在警示着人们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哈贝马斯力图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对话、交流的交往理性而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也寄希望于此来扭转人的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的局面,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下去,充分尊重自然,创造出更有利于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

其次,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实行充分尊重民意的政治民主制度。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来说,建立协调好各方利益的民主制度,使国家的方针政策充分表达人民的心声,让人民充分参与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中来,让人民充分表达民意，已成为我国新时期民主制度建设的关键。哈贝马斯在主体之间公平交流与对话基础上所形成的有效性规范共识则为我国民主制度的充分健全和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主体间在平等对话和交流的非强制性状态下达成共识,并且这种在非强制状态下的共识也应该反过来约束人的社会行为,成为社会的各个主体所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各项民主制度既能表达出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可以使这种制度真正为民众所接受,成为人民自觉遵守的法律制度规范。我国现行的司法调解制度、信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意在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进而使我国的民主成为真正的民主,充分表达民意,形成在现代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基础上的统一的规范基础。

再次,在社会文化体系方面,我国公民应放宽视野,把平等交流对话的交往理性视域从国内转移到国际。不仅要注意到应充分尊重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破文化的代际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中国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真正继承下来并为现代社会所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现代文明成果;同时在中西文化方面,我们应坚持“兼容并包”的态度,怀有一种宽容开放的心态,使中西文化成为一种共时性的存在,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冲破文化的地域限制,实现不同文化体系的零障碍交流。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的过程当中,在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基础上,促使中国理性文化精神的自我完善,健全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最后,在社会主体地位方面,我们应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关注人的现实社会价值,这成为哈贝马斯现实生活世界转向的最终落脚点。哈贝马斯认识到,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人才是社会的主体。与工业社会相比,在新的现代化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体当中的人不应该再被工具理性所控制,我们应该摆脱社会生活的异化状态,认识到人类自身才是社会的真正主体力量。人民有能力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解决社会当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对于我国的政党制度而言,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执政原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人民才是社会当中的社会主体。在新时期,党和国家仍要加强巩固人民的社会主体地位,保证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切实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

总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来说最大的贡献就是其现实生活世界和交往理性的理论转向,这就为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反思视角,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民主进程,为批判统治和等级制度提供了一种哲学立场。其平等对话的方式成为我国公民参与民主的新途径,平等商谈基础上的“有效性共识”则为现代化民主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实践基础。目前,中国正处于以市场经济建构为目的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要对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持一种辩证的态度,即一方面积极高扬现代理性精神对人的主体性精神的关怀,同时我们更要避免工具理性对人自由的剥夺,进而代替价值理性,防止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实现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防止由于物化和心理扭曲所造成的沟通障碍,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例如“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五位一体的发展思路”“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等等,这些政治制度和方针政策的提出都充分显示了国家对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重视,并把它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的高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要求我们要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来回应社会和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的挑战,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规范基础的旨趣。这对于推动我国社会运行体制的民主化、理性化和法制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大大推动中国现代化社会的整合过程,而这也构成交往理性的内在价值诉求。

[1] 贺来.深化“主体性”研究的重大课题——从“认知主体”到“价值主体”[J].学术月刊,2011,(4).

[2]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 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刘中起.理性主义的范式转换及其当代价值[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2011.

[7] 孙利天,吴旭平.后形而上学思想的确定性[J].社会科学战线,2011,(11).

[8] 陈亚军.论心灵、意义和实在——J·哈伦 访H·普特南[J].哲学译丛,1994,(1).

[9]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M].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0] 霍耐特.为了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1] 胡塞尔.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2] 贺来.从哲学的定性化中走出来——哲学范式转换的重要内容[J].江海学刊,2000,(1).

[责任编辑陈萍]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Constraint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ransition and Chinese Enlightenment

SONG Xiao-dan

(CenterforFundamentalsofPhilosophy,CollegeofPhilosophyandSociology&Research,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Modernity and Modern Criticism has been a hot issue of social concern in history. To explore history Whether Hegel′s rationalist critique or Nietzsche′s irrationalism criticism of modernity did not really become a reasonable path to solve problems of modernity Habermas started from subjectivity of modernity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and insist on modernity is still an unfinished business and conduct a philosophical conversion of modern rationalism paradigm the real from awareness philosophical paradigm to 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paradigm.To the crisis that lacks rational basis for unity on the basis of multi value standpoint presented by modernity, Habermas uses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nstead of theoretical rationality, which has opened up a new theoretical way to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critical transition period for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abermas′s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has some enlightening though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It also constitutes Habermas′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ntrinsic value demands and the content with the most essence and most contemporary value.

Habermas;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rational paradigm shift; Chinese modernization

2015-01-21

宋晓丹,女,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吉林大学博士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哲学研究】

B27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