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子，程云霞

(1.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 西安　710061;2.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 固原　756000)



何家村窖藏:制作机构及其世界性意义

梁子1，程云霞2

(1.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 西安710061;2.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 固原756000)

对何家村窖藏,学者们依据政府职能推测为与唐少府监关系密切。通过分析其中钱币等信息,可发现这批宝物应属于少府监下的铸钱院、中尚署等机构,其制造地点可能是少府监下属铸钱院所在的崇德坊,位在窖藏出土的兴化坊之南。通过研究金银器工艺,可发现少数器物纹饰和工艺较为成熟外,当时唐朝金银器制作还处在模仿学习期。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波斯、大秦、粟特甚至吐蕃等,都成为学习对象。少府监是为皇室和国家打造和管理金银器的主体部门,同时负责对外贸易,大量收藏和打造兼有中外文化元素的器皿,是金银器成为丝路交流的重要载体的必然结果,客观上促进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具有世界性意义。

何家村窖藏；少府监；世界性

一、何家村宝物为唐政府少府监下辖的中尚署、铸钱院等机构所藏匿

研究何家村窖藏文物①何家村窖藏是1970年在西安市何家村一基建工地偶然发现的唐代文物窖藏,出土金银器、玉器等各类文物1000余件,影响较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统称其为何家村窖藏。,有几篇文章绕不过去。段鹏琦对出土金银器时代的研究较早,他以出土带盖碗与有自铭文的裴肃、李勉进奉鎏金银盘比较后,以德宗朝(805前)为下限[1](P540)。齐东方认为德宗朝租庸调使刘震在朱泚叛乱时所藏匿。因受朱泚“大秦”伪官后被德宗问斩,窖藏不及再面世[2](P73)。对此黄正建认为正史无刘震记载,在史料上有漏洞[3](P74)。沈睿文将何家村宝物与历代奢靡之风联系起来考察,自然与唐德宗宰相元载挂钩,同时提出器物用包装纸包裹,置放极为仔细认真,绝无慌乱急迫之感[4](P23)。程旭认为这些与帝王赏赐等国事活动关系紧密[5](P47),某种意义上齐东方的研究支持了这种说法[6]。我们的看法是,齐东方的两个观点或思考应该引起重视和肯定:一是何家村窖藏绝非私人财产私人掌管，二是与战乱的关系紧密。段鹏琦把下限卡在德宗朝的金银器考古学结论是器物下限的最保守结论。我们认为,上述成果都有一定的可取，但要把上述的矛盾说法和看法协调起来,取得最大公约数,包括把段鹏琦考证时间再提前一些,只能有一个可能:窖藏属于唐少府监或下属之铸钱院、中尚署等。理由如下：

(一)出土钱币应属与铸钱有关的机构所收藏

这些钱币，基本上每个时期收藏一枚。只有东汉时的“剪边五珠”，刘备时的“直百”，北周时的“五行大布”，唐时“开元通宝”和开字背面有仰月纹的“开元通宝”五种各收藏两枚。在很有秩序的收藏中，未见隋朝的“五铢白钱”和唐朝的“乾封泉宝”。隋为唐灭，“乾封泉宝”虽是乾封元年(666)五月始铸，但二年正月就被高宗废除，这些钱可能是皇室收藏者有所忌讳，不予收存。有罕见的前凉“凉造新泉”、开元四年(716)贡献玄宗的日本国“和同开宝(珍)”及高昌国“高昌吉利”及波斯、罗马金银钱。这些都是专业性极强、遴选严格的样品钱。搜集(征集)、遴选带有集体或国家性质，一般个人、一般机构难以收集比较全而且品相优良的样品。一样一枚或二枚，没有因为珍贵程度而发生收集数量上的增减，这是明显的样品收集，而且是按照历史顺序收集的[7](P30-31)。除《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唐会要》卷八十九《泉货》亦云，武德四年“七月十八日，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诸州，秦王、齐王赐三炉铸钱，裴寂赐一炉。……至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桂州置钱监”……至于秦王、齐王和裴寂的钱炉，当在钱监所设炉数之外[8](P270)。这些表明京师长安有铸钱炉，且不止一处。作为管理机构的少府监具有铸钱的能力：“皇朝少府置十炉，诸州亦皆属焉。及少府罢铸钱，诸州送别。今绛州三十炉，扬、宜、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诸铸钱监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9](P578-579)

(二)样品收藏兼铸造加工的双重功能与唐少府监功能一致

1.有银料坨一是遗宝出土时一个陶瓮上覆盖着一块直径40厘米、最厚处3厘米、重16斤的金属渣块。经化验渣块中含30种金属,其中包括大量的氧化铅,是人工烧炼的产物,被判断是唐代炼银的渣块。渣块的发现很容易联想到与作坊遗址的关系。

2.在这些金银器中有半成品器物六件鎏金鹊鸟纹银罐、鸳鸯纹银盒、鎏金飞廉纹银盒、鎏金小簇花纹银盒、鎏金折枝花银盒和线刻折枝花纹银碗等[10](P39)。另外我们发现还有相当一部分素面银碟银盒,有的鎏金碗外壁纹饰精细而内里为素面。此外,还出土有三枚铜秤,为唐代度量衡。表明何家村金银器是属于可以加工成器的机构,同时具有为国家金银器、钱币的制作制定规格和标准的职能。

3.可以明显地感到,这些鎏金器物几乎没有纹饰、造型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件器皿因此这批东西连同上述珍贵货币一样具有样品库性质。这批金银器的这个属性自然使我们联想到唐代少府监、铸钱院、中尚署、掌冶署等。《新唐书》载:

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供天子器御、后妃服饰及郊庙圭玉、百官仪物。……中尚署。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彫纹错彩之制。……诸铸钱监主监各一人,副监各二人,丞各一人。以所在都督、刺史判焉。[11](卷48P1268-1272)

中尚署拥有唐代前期规模最大的金银作坊院。

(三)铸钱院与铸钱使及窖藏掩埋时间事件推测

唐铸钱院地点距窖藏出土地点较近。张永禄参考《长安志》《两京城坊考》认为：“铸钱院唐主管钱币铸造的机构。隶属于少府监之铸钱监……长安铸钱院在外郭朱雀街西崇德坊。旧址约在今西安城南郊何家村附近。”[12](P125)担任全国性“诸道租庸使”者很少，唯有代宗、德宗朝刘晏最靠近两次长安城被占领的入侵和叛乱。一次是吐蕃广德元年(763)冬占领长安。一次是建中四年(783)十月丙午德宗出逃奉天，京城被占。但这时刘已死四年。《新唐书·刘晏传》载：“代宗立，复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德宗立，言者屡请罢转运使，晏亦固辞，不许。又加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建中元年七月，诏中人赐晏死，年六十五。后十九日，赐死诏书乃下，且暴其罪。”[11](卷149P4797)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广德元年(763)，《资治通鉴》载：(秋七月戊辰)吐蕃入大震关，由泾州(今甘肃泾川)——邠州(今彬县)——奉天(今乾县)——武功——周至一路从长安城西南攻进来，时在广德元年(673)十月：

戊寅，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庚寅，悉众遁去。……(次年)正月“癸亥”，以刘晏为太子宾客，李岘为詹事，并罢政事。晏坐与程元振交通；元振获罪，岘有力焉，由是为宦官所疾，故与晏皆罢。[13](卷233)

吐蕃这次占领京城后大肆掠夺府库、城市商业场所和坊里,完全以游牧民族游击掠夺者姿态出现。作为国家重要机构的少府监下的铸钱院、中尚署和掌冶署进行撤离掩藏也是理所必然。吐蕃从西南来,这些国家机构向北退却。铸钱院等将财物挪移至北邻兴化坊内[12](P50),应是最明智选择。既离开本坊,实际又不太远。在何家村窖藏发现后,西安市文管会对兴化坊进行考古勘探后认为，出土于兴化坊内东西街路南靠近西部,其具体位置北距坊内东西向大路55米,西距坊外南北向大路268米(距清明渠约240米),东距坊外南北向大路401.5米[14](P46)。考古勘探除发现了较多的唐代破碎砖瓦外，便是近代墓葬。

作为国家管理、制作机构的物品,一般要进行严格的登记、包装、存放,专人管理。在战乱之时只要紧密装放而已,并不需要再次进行一一登记、包装。

齐东方把这批金银器下限从805年提前到783年[15](P72)，我们再提前20年，将事件放在代宗时吐蕃寇略京师，也不对金银器划分造成大的波动，更靠近出土最晚“开元十九年(731)庸调”银饼的铭文时间。但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在这两次长安被占期间，何家村宝物被掩藏的可能性都存在。但无论怎么说，这批遗物属于铸钱院等少府监机构是确定的。

铸钱院、中尚署、左右尚署及掌冶署等少府监下属单位之间是业务紧密的平行关系,何家村窖藏似乎告诉人们:他们的加工机构可能就在崇德坊铸钱院附近。而作为国家管理部门的少府监官属在皇城内安上门东街,今西安市南大街建设银行附近,占有两坊大小的地面,距太庙不远。

二、何家村器物的域外文化元素

(一)何家村窖藏的分类——以与少府监关系为标准

从出土文物看，以这批文物与少府监的关系划分,大约有三个类别:

1.前朝或外国制造和使用的作为手工业加工的收藏品例如春秋战国以来的31种历史货币和属于北周的一条玉带[16](P99)；还有一部分外国的金银器或外国人在中国制造的器物,比如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17](P80)、玛瑙长杯、兽首玛瑙杯(来通)、凸纹琉璃杯、两件水晶八曲长杯等。

2.少府监加工品数量较大,比如素面折腰银碗,大小套合紧密形制相同于素面银盒，只有中国人使用的三足银铛等炼丹工具、镂空熏炉、香囊等，还有开元通宝金银币。

3.原材料以银铤、银饼和银合金坨料为主，另有未被使用的玉料。

从器物使用情况来看,钱币收藏品及制成品属于铸钱院或称为少府监直辖的钱监或钱坊，金银器和玉器属于中尚署具体管理。而从银料含有30余种金属元素的情况看,似乎又与掌冶署有关,虽然它的主要业务是收集、中转全国各地送来的铜铁料。

三枚铜秤,即使度量衡工具,也是作为一种标准器匿藏。

(二)何家村器物的域外文化元素

在东汉时,中国金银器制造技术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原来源于青铜铸造的工艺技术,开始由浇铸向钣金锤碟方向发展。唐代金银器借鉴和吸收异域金银器技术的精髓,创造出具有自身工艺特点的器物[18](P516)。何家村器物至少有萨珊波斯、粟特、吐蕃、罗马等文化元素。

1.来自域外或外国人在中国加工的器物萨珊银币(编号七一146)、萨珊凸纹琉璃杯(编号七一285)。兽首玛瑙杯亦被间接推断为4世纪波斯萨珊时期饮酒器。

素面椭圆形银碗(编号七一215)、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编号七一66)体现出浓郁的粟特风格。

窖藏中除拜占庭希拉克略金币(编号七一397)外，三件高足杯(编号七一47、七一139)体现拜占庭风格。

舞马衔杯鎏金银壶,主体纹饰为玄宗朝舞马图,但造型和圈足几何形纹饰带有明显的草原风格,不排除契丹或突厥文化因素。

2.中国制作金银器的域外因素吸收除了域外器物、外国人在中国制作的带有明显的域外色彩外,何家村窖藏说明，中国在同时吸收传统和域外技术的基础上,以创新姿态制作了唐代第一批金银器。几件鎏金银碗最具代表性: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编号七一216)、鎏金双狮纹银碗(编号七一210)、鎏金翼鹿凤鸟纹银盒(编号七一83)、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碟(编号七一44)、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碟(编号七一46)等是域外纹饰鎏金工艺和中国凤鸟(朱雀)、鹿及飞廉等传统纹饰的结合，特别是其中的海兽上下又有一只鸳鸯在水中浮游。

作为这批金银器中中国工艺最成熟的代表,是一批素面银器,被视为炼丹用的成套器物:银铛、三足素面圈足形捉手盖银罐(编号七一92)、带莲蕾形捉手盖仰莲座银罐(编号七一30)、素面平底蕾扭捉手盖银罐(编号七一96)、素面三足蕾扭捉手盖银圆罐(编号七一93)、带蕾扭塞银石榴形罐、提梁银锅、银匜;大小成套内装紫白石英的素面银盒。传统的钣金和抛光技术相当精湛,造型实用而优美,但极少纹饰和鎏金则显得过于朴素。折叠式银铛和带蕾扭塞子的银罐为代表,造型从侧面和上面直视都极为规整美观。

这些制品应是少府监为殿中省之尚药局或内官之尚食局制作的炼丹用器,也可能是备用标准器。

另外,镂空香囊也是中国传统器形,东汉已经使用。此器镂空,但没有鎏金。

金镶玉臂钏上纹饰粗疏,很难判断属于盛唐器物,有可能是前朝传世者。

紫白石英是域外产品，或者是藩王贡品，或是采购品。少府监掌握同外蕃贸易的定价权和采购权，其下属的“诸互市监(从六品下)各掌诸蕃交易之事”。

我们认为能代表少府监工艺水平的是被视为武周时期的葡萄龙凤纹银碗(编号七一38)、应该属于开元时期的鎏金蔓草鸳鸯纹银羽觞(编号七一124)、鎏金鸳鸯纹提梁银罐(编号七一277)、鎏金花鸟纹银碗(编号七一123)。这几件器物的共同特点是：纹饰布局疏密恰到好处且对称性强，鎏金不逾纹饰因而色彩反差明显、造型稳重而充满灵动、鱼子纹大小匀整排列整齐、动植物有较强的动感。它们中的提梁罐(编号七一277)造型大气，但纹饰粗糙，錾刻不流畅，且以硕大的树(花)叶纹布满空间，显得杂乱，但其鎏金工艺极高。

从鎏金工艺和纹饰布局和鱼子纹衬底来看,作为何家村断代依据的鎏金小簇花纹银盖碗(编号七一62)、鎏金折枝花纹银盖碗(编号七一63)不仅纹饰简单粗大且鎏金往往溢出纹饰部分，在各方面都十分成熟,其工艺比不上裴肃进奉的鎏金银盘,时代无疑应该靠前。

《唐六典·少府监》提到金银加工工艺:“凡教诸杂作工，业金、银、铜、铁(之)铸、(范金也)、鑿、镂、错、镞所谓工夫者，限四年成。”[9](P572)这些应该是盛唐时中国传统金银器加工的高难度工艺了。

从编号七一100的金筐宝钿团花金杯的水平看,做工极为初级，框饰极为笨拙扭捏,铆钉技术不高，说明金筐宝钿技术和法门寺出土物相差太远,是中国金银器经过长期动乱后重新学习西方的体现。但其宝相花纹和流云纹金框则是中国纹样,优美的器物造型,给人一种轻盈感。

在工艺和造型上,文化元素最丰富的可能就是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编号七一213),其整体造型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吐蕃系统圈足带把鎏金银杯[19](图版二5)最为接近,碗心三尾大头鱼逆时针游动,中间围一大象的布局与芝加哥私人收藏的带把鎏金杯碗心的三尾错金鱼纹[20](图版三3)相似,但八曲及碗口沿、圈足沿的连珠纹则又是萨珊王朝的风格,而四幅男子狩猎图与四幅仕女游乐图占据碗外壁主体位置,完全是中国式的,且都体现以肥为美的开天气象,体现出鎏金和錾刻工艺极为低端,鱼子纹较为凌乱,无疑是模仿学习域外金银器的痕迹。与这件器物含义相仿的还有兽首玛瑙杯(编号七一282)。这种起源于公元前亚述帝国的酒杯,被称为来通,西起保加利亚、巴尔干色雷斯、土库曼斯坦,东到中国洛阳、湖北,有多种类型和质地的实物。在现存的所有藏品中,出土于何家村的这件萨珊波斯制品无疑是最为华贵精美的一件，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借鉴意义。

从工艺方面看,一套素面银炼丹器皿是中国传统工艺的复活和再创新;一些流金器物在鎏金、錾刻、模冲技法上取得成功,而其他大部分鎏金器物在这些技法上显得还很生疏,完全是初学者的作品。即使如此,这批模仿器物要比泾州大云寺出土的铜舍利宝函(694)、临潼庆山寺舍利银椁金棺(741)的工艺明显先进,体现了皇朝文化的领先性。

三、少府监金银器制作具有世界性意义

据何家村金银器的分类和工艺、纹饰特点可以看到,少府监为了适应唐王朝日益扩大的对外交往需要,在金银器制作方面表现出开放多元的精神和积极学习的心态。与唐朝当时交往密切的萨珊波斯(224-747)[20](P89)、粟特及昭武九姓、突厥、吐蕃都成为唐朝金银器制作学习的对象。

少府监制作金银器主要供宫廷日常使用，它们又是丝绸之路贸易日益扩大、中国对外交往日益密切的结果。武则天时期,吐蕃因为所受金银器伪滥,曾向唐朝提出严重抗议。提高金银器制作质量,展示中国文化事关唐王朝国格。为体现皇权威仪,少府监需要生产大量器物,作为交好域外和笼络大臣的政治工具。对此,前人已有归纳。我们在此强调的是这批窖藏体现了少府监作为中央政府机构的政治地位：它不仅管理金银器,还负责对外贸易；它掌管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金银器加工机构和钱币铸造机构,管理国家庞大的对外贸易体系；在其管辖的机构内,域外金银器和中国制造大量并存,它们表明盛唐时代,中国学习域外和传统工艺的步伐极为坚定,以创新姿态制作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新器物。

唐代金银器上承两汉,下启宋元,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丝绸之路是世界性文明交往之路[21](P524),唐朝少府监收藏域外精美器物,一方面吸收融合域外文化元素,进行金银器中国化转变；另一方面又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对丝路沿线地区金银器的制造产生过深远影响，使丝绸之路更具有坚实附着和强劲动力。

[1] 段鹏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J].考古,1980,(6).

[2] 齐东方.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地点和年代[J].考古与文物, 2003,(2).

[3] 黄正建.何家村遗宝和刘震有关吗?——与齐东方先生商榷[J].考古与文物,2004,(4).

[4] 沈睿文.元载的奢侈生活[J].装饰,2010.

[5] 程旭.朝贡·贸易·战争·礼物——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再解读[J].文博，2011,(1).

[6] 齐东方.唐代粟特式金银器研究——以金银带把杯为中心[J].考古学报,1998,(2).

[7] 陈尊祥.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钱币的研究[J].中国钱币,1984,(3).

[8] 刘森.唐代的钱监[C].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270页.

[9] 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0] 韩建武.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几个问题的再探讨[J].收藏家,2007,(7).

[11]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 张永禄.唐代长安词典[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13]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4]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J].文物,1972，(1).

[15] 齐东方.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地点和年代[J].考古与文物,2003,(2).

[16] 刘思哲.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九环玉带制作时代考[J].考古与文物,2013，(4).

[17] 陕西历史博物馆等.花舞大唐春[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18] 赵瑞廷.唐代金银器对中国传统金属工艺的承接[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6，(4).

[19] 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J].考古学报,2009，(1).

[20] 何跃，牛文光.萨珊王朝存续考[J].史学月刊,2001，(3).

[21]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刘炜评]

Hejiacun Hoard: Making Organization and Its World-wide Significance

LIANG Zi1,CHENG Yun-xia2

(1.ShaanxiHistoryMuseum,Xi′an710061,China; 2.NingxiaGuyuanMuseum,Guyuan756000,China)

When discussing Hejiacun Hoard, scholars estimate that it’s closely related to Shaofujian(a government department name) of the Tang Dynasty, which is based on government functions. After researching the coins unearthed from the hoard,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se treasures belonged to coin-casting department and Zhongshangshu(a government department name) affiliated to Shaofujian, its location was in Congde workshop, south to Xinghua workshop where the hoard was unearthed. By researching the craft of the gold and silver-ware, it is found that only a few gold and silver-ware embodied mature patterns and craft. Meanwhile,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making of gold and silver-ware was in imitation and learning period, Shaofujian was a dominant department making and managing gold and silver-ware for the royal family and the country, it was also in charge of foreign trade. Gold and silver-ware were the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silk road exchange, it would inevitably result in collecting and creating a large number of wares with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elements, which would objectively strengthen the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on the Silk Road.

Hejiacun Hoard； Shaofujian； world-wide

2014-05-16

梁子,男,陕西眉县人,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从事唐代历史文化研究。

【考古与文物研究】

K876.43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