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戈, 冉万里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古代战争遗存的考古学研究现状与思考

赵戈, 冉万里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710069)

古代战争遗存丰富，包括了古战场遗存、军事指挥遗存、战争遗尸遗存、兵器遗存、出土文献等。相关考古工作已有丰富收获，尤其对于战争起源、古战场遗存、兵器遗存等认识日益深入，但系统性研究仍较为欠缺，亟需加以重视。应采用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思路，并注重推进军事文化遗存的保护工作。

战争遗存；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思路

正如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言,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中国历史上战争频发,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战役,如长平之战、赤壁之战等。军事考古学视野下战争遗存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揭示中国不同时期战争遗址的类型、分布特点以及内涵与特征,总结不同时期战争遗址的构成要素及其形态演变过程,探讨中国古代历次战场选择及其与古代军事思想的关系,并试图还原中国古代著名战争场面。

一、古代战争遗存的内涵

战争由于具有系统性的特征, 因此其遗存也是包罗万象的, 从以具象为主要表现的武器装备到战争过程所体现的战略战术,均应是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如古战场遗存、 军事指挥遗存、 兵器遗存、 出土文献等内容。 这里谨以军事指挥遗存、 战争遗尸遗存及出土文献为重点对古代战争遗存的内涵略述如下。

1.军事指挥遗存古代战争从开始到结束都有一套指挥系统。君主对属下授之斧钺、兵符以示其对军队的掌控,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典故即为生动反映。《左传》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古代战争通过鼓、金、旗等对战场形势进行控制,此三者也被称为“三官”。《管子》载:“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谓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1](P319)先秦时期,作为权力象征的斧钺,在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多有所见。秦汉时期的各类兵符玺印,也有丰富的考古发现。这些遗存均是对古代战争状况的反映,从调兵遣将到鸣金收兵贯穿于一场战争的始终,从考古学角度对其进行类型与特征的梳理,有助于了解战争的细节。

2.战争遗尸遗存战争造成的尸体处理是战后清理战场的重要内容。以遗尸的性质基本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对在战场上死亡的本族或本集团战士的埋葬,一般以墓葬形式单人安葬或集体掩埋;一类是对敌人尸体一次性堆埋,规模一般较大,尸骨杂乱;一类是将战争所获俘虏作为祭祀活动的人牲,或殉葬战功者。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古代发生过战争的地方,都有万人坑、万人沟等地名,这些地名或许就反映了古代对战争遗尸的处理方式。秦赵长平之战之后,白起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考古发掘的长平之战尸骨坑,证实了赵国士兵都是被杀死后掩埋的。古代还有“京观”,即炫耀武功,聚集敌尸,封土而成的高冢。唐代就曾将隋征高丽时垒筑的“京观”拆毁：“(贞观)五年,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2](P5321)这种对遗尸的处置方式在考古发掘中比较少见,或是以往的发掘未曾注意到,但其作为古代战争遗尸的处置方式，应当予以关注。

3.出土文献王国维先生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3](P87)出土文献有别于传世文献,它与考古工作密切相关。这里所说的与战争相关的出土文献,主要指的是与具体战争或事件相关的记载,而不包括纷繁浩杂的出土兵书、史书文献。近年来,许多与战争相关的金文、简牍、文书、碑刻等资料被发掘或披露,为研究古代战争的细节提供了参考。如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就反映了春秋晚期晋国六卿兼并战争;又如敦煌文书《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记载了发生在开元十五年(727)的吐蕃进攻河西瓜、肃二州的唐蕃战争,并记录了这次吐蕃行军取道青海通河西及西域的一条间道——玉门军道[4]。这件文书对研究唐蕃战争提供了详细的材料,补充了历史文献的缺失。

二、战争遗存的研究方法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是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于一体的行动,其活动过程中所利用的资源复杂多样,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古代战争遗存也被大量发现。面对类型多样的战争遗存，应以考古学与军事学理论作为基本的方法论,同时积极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研究走向深入。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正文的开篇,就对战争的研究方法做过极为精辟的表述:“我们想首先研究战争的各个要素,其次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也就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但是研究这个问题时,比研究其他问题更有必要先对整体的性质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部分时更必须经常考虑到整体。”[5](P23)概括而言,在进行战争遗存研究的时候,应当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即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在此基础上以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各时期、各类型的战争遗存进行时空框架、时代特征、交流互动等的阐释。

要做到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与军事学的结合,我们认为引进“场域”概念作为战争遗存的框架建构是必要的。“场域”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乐·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他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field)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6](P133)场域不仅是一种概念,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可以将一场具体的战争视作一个场域,其所构成的与这次战争相关的一切因素的网络,可以称为军事场域。这一网络包括了指挥官、士兵、后勤、武器、地形、天气等诸多因素,它可以成为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作为军事考古学研究基本单位的“场域”,并非传统结构主义意义上的诸多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的客观结构,在场域内它们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些联系是互动的而非单纯的组合。

如果将场域具体化,可以认为场域就是一个沙盘,军事场域就是一个军事沙盘。“沙盘”能够模拟战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依据可靠信息还原地形地貌、天气等客观环境要素,同时将当时事件参与者(指挥官、士兵等)的思想放置在客观要素所构成的环境中,与场域中的其他因素产生互动,从而可以获得对战争的历史验证。人的思想以及人本身或许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我们无法通过客观的物质获取精准的信息,更无从获得历史的验证。但是,场域中的因素间具有客观的联系,这种联系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古代战争活动的通路。在科学意义上,我们无法完全获知一个场域所有要素的信息,但某一场域的发展通常由某些关键要素所决定,掌握了这些关键要素,同时考虑该场域的其他值得关注的要素,或可达到我们所期待的目标[7]。

同时,相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古代战争遗存的研究,亦应予以重视。如科技考古学的方法、聚落考古学的方法等。战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聚落,其文化延续的时间较传统意义上的聚落短,但聚落考古的分析方法对战场的分析有着指导意义。

三、古代战争遗存研究现状

(一)战争起源的考古学研究

战争的起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诸多学科对战争的起源都有自成一派的研究成果。考古学对战争起源的思考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Childe, V.G.)就指出,武器实物和防御设施即是战争在考古学上的证据。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新石器时期武器及防御设施的考古发现,论证了龙山时期存在战争的史实[8]。其研究为史前战争的发生做了铺垫性的贡献,但未能解释战争的起源时间及原因等深层次问题。近些年，钱耀鹏又对史前的防御设施进行了考察,从战争防御和聚落形态角度讨论了防御设施的军事和社会意义，并且认为环壕设施在聚落的基本防御单位中是最好的防御体系；随着社会集团不断的扩张和防御体系逐渐复杂化,方形或长方形城址出现了[9]。此后,钱耀鹏又对史前武器做了深入探讨,认为史前战争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武器种类及其比例则可能一定程度地体现着战争的主要形式[10]。这一研究将武器的军事意义凸显出来,从器物本身对史前的战争状况有了科学的推测。

诚然,武器与防御性设施是战争最直接的体现,尤其在史前时代,但它们并不是战争的全部。虽然考古学无法完全详尽阐释战争的起源,但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战争的起源进行观察,能够补充其他学科的欠缺,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考古资料作为战争起源的证据。

(二)古战场的考察和发现

战场是战争的舞台，亦是军事活动的终端,一切军事活动都围绕在某一战场上发生的战争而组织。而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数不胜数,这些战役的发生地点有的已有明确结论，有的仍存争议。文献所记载的战场往往因时间的流逝而不可考证,但采用考古学的方法将可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军事考古学对于寻找史籍所载的古代战场,解释战争进行状况,复原某一时代的军事装备与战略战术,认识某一地区地形环境变迁等有着重要作用。

西方学界对古代战场遗址的发掘较我国起步早,特洛伊古城的发掘就有着对战争遗存关注的理念。西方考古学家对战场遗存的发掘十分细致,如果在某一发掘区域发现大量箭簇,并不急于将这些箭簇提取,而是详细记录这些箭簇的分布方向、布局特点等信息。这些宝贵信息是解读一场战争的关键,从箭簇的分布方向可以获知这次战役对阵双方的位置及进攻方向。

我国目前对于古战场的考古工作进行甚少,多数古战场考察是由历史地理学家所进行的,如靳生禾、谢鸿喜对山西境内古战场做历史地理调查,出版了《山西古战场野外考察与研究》。考古方面最重要的古战场的发现当属长平之战尸骨坑的发掘。1995年10月,发掘了永录一号尸骨坑,宽5米、长11米[11]。其后通过射线测定法探测到一号坑的西侧,还有一个宽3至4米、长55米的二号尸骨坑。长平之战一号尸骨坑的发掘,有力地印证了秦军野蛮屠杀赵国战俘这一事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铁头铜尾镞”箭头的发现,表明铁器在当时已经开始用于军事。

(三)古代兵种及武器装备的考古学研究现状

考古发现为梳理各个时期的兵种及武器装备提供了实物材料,我们可以从考古资料当中获取文献所佚或者不能解释的兵种及武器装备方面信息,进而研究古代战争的作战方式,从而更具体地认识古代战争的原貌。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秦代军队列阵、装备、作战方式等多方面的资料。自兵马俑坑发掘以来,学界始终将其作为研究秦代军事活动的重要材料,形成了“秦俑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并使得对秦俑的研究在军事考古学层面具有了范式意义。

乾嘉以来,许多金石学著作中已经辑录了相当数量的古兵器,尤以三代青铜兵器居多。在西方探险家的影响下,中国考古学独立地发展起来,科学的田野考古为兵器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兵器研究成为了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部分。

中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的古代兵器通论著作当属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12],该书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兵器的演变、源流与工艺。其后有不少论著问世,尤以杨泓的《古代兵器通论》最为系统和全面,该书结合当时最新的考古资料及历史文献,详细介绍了从石器时代直至元明清的兵器发展历史[13]。此外,《中国古兵器论丛》[14]《古代兵器史话》[15]《中国古代兵器图集》[16]《中国军事史》第一卷[17]等论著也很重要。

林巳奈夫《中國殷周時代の武器》、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s)《商戈》(The Shang Ko: A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 Weapon of the Bronze Ag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1311-1039 B.C.)属于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青铜兵器的经典著作,其研究方法和体系对中国古代兵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二者均系20世纪之作,而中国新出土古代兵器的数量巨大且种类繁多。近些年商代兵器研究出现较系统的成果,如郭妍利的《商代青铜兵器研究》。该书提出商代兵器是重戈镞组合,兵器的使用存在“对钺”、“套刀”之制。郭妍利关注到青铜兵器的发展动力与当时的作战方式直接相关,与新近一些作者认为的商代以车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看法不同，她根据青铜兵器及其出土环境、甲骨文资料、马车等,认为商人尚未将战车大量使用于战争中。商代青铜兵器上的纹饰和铭文一直被研究者所忽略，郭妍利归纳出青铜兵器上纹饰、铭文和装饰面积大小反映了比较明显的等级关系,且二者的位置和方向具有一定规律[18]。这部著作是对近年出土商代兵器予以总结研究的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古代兵器研究是战争遗存研究最为成熟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独立于战争遗存研究的专题。但是,作为战争的重要组成要素,古代战争遗存的研究亦需要重视兵器研究的成果。

四、古代战争遗存研究的思考

(一)田野工作欠缺,亟需推动古战场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前已述及，目前的古战场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缺乏系统的调查和全面的揭露，原因是多样的：某些古战场遗址已被破坏,其发掘的价值因此而大打折扣;某些古战场遗址的文化堆积较薄,深入开展田野工作的条件支撑不足;某些古战场的田野考古工作配合旅游开发而进行,其科学性饱受争议。

古战场遗址考古调查的复杂性因时因地而异,只有灵活地运用考古学田野调查方法才能有效获得所需资料。应当在此基础上结合军事史、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将古战场遗址置于宏观视野之下,观察和找准周边地理环境要素,扩展工作范围,以全方位的眼光实施调查,对文化遗存丰富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把握某次战争的发起、经过及结果,将战争当做一个过程去观察，有助于全面了解战争的细节,更深入地认识古代战争的规模、战略战术、军事科技水平等,为复原古代战争的情状奠定良好的资料基础。

(二)遵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思路

战争遗存的研究是军事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军事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应当遵循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如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等理论与文化因素分析等。同时,军事考古学又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属性,需注重将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古代战争遗存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地理学者小川琢治接连发表了《战争的地理学考察》[19]《刀剑的地理研究》[20],将现代地理学引入军事研究当中。《刀剑的地理研究》一文以日本平安时代奥州舞草锻冶为中心,介绍了日本刀的起源和发展的地理因素，可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兵器遗存提供一定借鉴,我们或可从地理学角度获得对古代兵器遗存的新认识。

广泛吸收现代科技成果,从各方面对战争遗存进行分析实验,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古代战争状况。比如,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就有很好的前景[21]。这一方法能够生动地、全方位地反映出战争遗址的地理位置、选址特征、布局结构等多方面信息。

古代战争遗存的交叉研究不限于地理学方面,人类学、历史学、图像学诸多学科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都可以引入古代战争遗存的研究领域,从而深化我们对古代军事活动的认识。

(三)推进战争遗存的保护

我国军事文化遗存的保存现状和其他文化遗产的现状相似。总体上讲,包括战争遗存在内的军事文化遗存保护取得了一定成就。首先,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成为或正在成为遗存保护的载体,使得军事文化遗存不仅受到有效的保护还得到合理的利用,发挥了一定的历史、文化、经济价值,如秦始皇兵马俑坑、殷墟、常州淹城遗址、长平古战场、三峡库区有关军事遗存等;其次,随着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不断被重视，一些省市制定了相关规划,为遗存的保护提供了保障,如部分省市制定了长城保护规划;第三,随着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保护水平和措施不断提升,军事文化遗存基本能够得到及时的修复和保护。

考古学研究除了完成其学术任务之外,还需要为现实服务,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即其重要任务之一。目前的战争遗存保护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与遗产管理体制某些方面的不甚通畅以及古代战争遗存研究的薄弱有一定关系,因此,理顺文化遗产管理渠道和进一步推动战争遗存的研究,是促进战争遗存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的关键。

综上所述,古代战争遗存是军事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目前这方面的基础资料显得薄弱,研究成果基本集中于武器装备方面,缺乏对战争的全面观察。推进战争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是对学术短板的补充,将深化对战争及其规律性的认识。

[1] 黎翔凤，梁运华.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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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宗俊.敦煌文书《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所见吐蕃进攻河西的两次唐蕃战争[J].敦煌学辑刊,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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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5] 杨毅，杨泓.古代兵器史话[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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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郭妍利.商代青铜兵器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9] 小川琢治.戰爭の地理學的考察[J].地球,1929,11(1).

[20] 小川琢治.刀劔の地理的硏究[J].地球,1925,3(2).

[21] 刘建国.地理信息系统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6,(1).

[责任编辑刘炜评]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bout the Historical Relics in Ancient Wars

ZHAO Ge， RAN Wan-li

(SchoolofCulturalHeritage,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069,China)

The historical relics contain a lot, including the ancient battlefield relics, military command relics, corpse relics, weapons relics, documents relics, etc. In recent years, the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work on the historical relics in ancient wars has already attained rich research achievement, including an increasingly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war，the ancient battlefield relics and weapons relics. But its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study is still inadequate, and needs to be addressed. So it is important to adopt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subjects, to push forward the protection of the military cultural legacy.

war relics;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achievement;research thinking

2015-10-2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军事考古学研究”(13&ZD102)

赵戈，男，陕西凤翔人，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隋唐考古和军事考古学研究。

【考古与文物研究·军事考古学专题之二】

K854.1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