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鲁华

(1.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陕西 西安　710069；2.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柳青与赵树理合作化叙事比较
——以《狠透铁》与《锻炼锻炼》为例

韩鲁华1,2

(1.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陕西 西安710069；2.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055)

作为“十七年”农村合作化文学代表性作家,柳青与赵树理的文学叙事,既具有着社会时代共性特征,亦存在着艺术个性特征。从叙事观念、叙事伦理、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叙事立场等方面,对《狠透铁》与《锻炼锻炼》进行重新解读,不仅可见出他们的文学叙事的差异性,亦在重构他们合作化文学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柳青；赵树理；合作化叙事

当决定写一篇有关柳青文学创作的文章时,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当代中国另一位作家——赵树理。

在笔者看来,不论就当代中国文学建构历史本体来说,还是文学史研究者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建构的历史叙事而言,柳青与赵树理以其文学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与特有的文学地位,构成了一种绕不过去的文学现实的与历史的客观存在。因为不论论者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作出肯定评价或者否定评价,实际上研究者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本身,就已经说明：他们依然存在着。尤其是在他们已经离开人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有人在对他们的创作进行不同的言说,这不仅说明他们的文学创作至今仍然具有可以言说之处,更是证明了他们文学创作存在的文学史建构的价值与意义。或者说,他们的文学创作的艺术内涵体量与历史穿透力,为人们提供了跨越时代进行言说的话题或者可能性。当然,就当代中国文学十七年这一历史阶段而言,人们对于这两位作家的言说,主要集中在有关农业合作化题材叙写方面。具体而言,对于赵树理的研究比较集中的是长篇小说《三里湾》与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参见《火花》1958年8月号,《人民文学》1958年9月号。,尤其是《锻炼锻炼》所引发的争论,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有关柳青的文学创作,基本是集中在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创业史》上,而他的中篇小说《狠透铁》*最初发表于《延河》1958年第4期时,名为《咬透铁锨》,1959年8月25日至9月8日在《中国青年报》连载,11月陕西东风文艺出版社、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均改名为《狠透铁》。不仅未引起什么争议,甚至至今专门谈论的文章也极少,目前所能看到的就是1958年《延河》杂志所组织的一次座谈会[1](P75)。这引起了笔者对于柳青这部中篇小说阅读与研究的兴趣。为了更全面地把握柳青《狠透铁》创作的文学背景,笔者查阅了全国1958年的文学创作情况的相关资料,发现《狠透铁》与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之间,存在着某些相关性,这更证实了笔者最初的感觉。于是,笔者就避开扎堆研究的视域,主要从自己的阅读感受体验出发,以《狠透铁》与《锻炼锻炼》这两个作品为例,来探讨一下他们的文学创作。

按照中国传统习惯的说法,今年是柳青诞辰一百年(柳青出生于1916年7月20日),赵树理诞辰一百一十年(赵树理出生于1906年9月24日),那就将这篇文章作为一份祭品,奉献于他们的灵前,以表达对于两位前辈作家的尊敬与怀念。

生活化与观念化

在阅读《狠透铁》与《锻炼锻炼》这两个作品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总是萦绕于笔者的脑海之中: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对于今天的许多作家来说,已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是,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来说,那可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说哪位作家的哪部作品被视为脱离或者歪曲了社会现实生活,那就意味着必然要被打入另册,成为批评乃至批判的对象,严重者可能成为极端错误政治绞杀机下的牺牲品。所以,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对于柳青、赵树理他们那一代作家而言,是首先必须严肃对待和认真处理的问题。他们作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将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作为经典理论思想,几乎是毫无疑问地加以尊奉的。因为文学创作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正是毛泽东这篇经典性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艺术理论论著的经典观点之一。由此也可以说,他们就是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文学创作的。就拿《狠透铁》与《锻炼锻炼》来说,也都是二位作家认真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深入社会现实生活中,所引发的创作动机与实践,是对文学源于生活理论的一次创作佐证。

在谈到《狠透铁》的创作起因及其创作过程时,柳青是这样说的:

听说上次《延河》读者座谈会上有人反映陕北老区读者抱怨我给《延河》写文章少,又说“邻居琐事”有点应付。既然有了这种看法,我这回不能再给《延河》写散文了,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写篇小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去冬全民整风,三天两头开党支部会,我每回在支部会上碰见“老汉”,总觉得对他有什么亏欠。我每回碰见他,总想写一篇文章歌颂他;但是总怕打断正常的持续很久的工作。……开始只准备写万把字,只表现他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但能力有限,做下一点点对人民不利的事情,痛苦万分,老泪纵横。动笔以后才改变了意图,决定写阶级敌人利用他的弱点,向农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因为有个别刚刚破获的现成的案件,正好用上去。文章写到一万字以后,就是失掉了控制,任情节自己发展了;后面有两段,还是在清样上补写的。[1](P75)

从柳青这段话中可以读到这么几层意思:第一,这部作品的创作是源于农村当下生活的触发:“每回在支部会上碰见‘老汉’”,因而就产生了创作一个以这位老汉为生活原型的作品,至于说最初是想写篇文章——应当是散文性质,而后来却写成了中篇小说,这只是文体类型的变化,并未改变所遵循的文学源于生活的写作基本原则,恰恰说明这部小说就是奉行文学创作源于生活原则的具体实践。第二,作品是以歌颂为其格调的,即歌颂老监察这一农村的英雄人物:“写一篇文章歌颂他”,“表现他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但能力有限,做下一点点对人民不利的事情,痛苦万分,老泪纵横”。就此而言,这部小说于整体艺术格调或者基调上,是与当时的社会时代、与整体文学创作的基调相一致的。 第三,作品在题意内涵的开掘上,由最初的表扬最终确定为表现阶级敌人向农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写阶级敌人利用他的弱点,向农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这也是符合当时文学创作的基本主导思想的。第四,在创作的过程中,体现的是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思想。从构思到写作完成,是一个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而修改完善的过程,不仅仅是增加了篇幅,更为重要的是于思想上的抽象概括,即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观念化的“提升”过程。这也就是既要源于生活而又要高于生活,这个高,就是进行政治思想上的提升。由此可以看出,更能体现柳青文学创作观及其基本特征的,不仅仅是创作要源于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要高于生活,对生活进行政治思想上的升华提高。

此外,柳青的这段表述,还透露出他正在全力以赴创作其代表作《创业史》。他所说的“总怕打断正常的持续很久的工作”,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当时正在进行的“正常的持续很久的工作”,就是《创业史》的写作。作为一位艺术态度极为严肃和严谨的作家,柳青的创作有个习惯,那就是不断地在修改自己的作品。《创业史》就是一部在不断修改中的作品。这部三万来字的中篇小说《狠透铁》,从1958年初创,到后来出单行本,据相关资料可知，柳青作了专门的修改。柳青的这一创作习惯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比如,陕西作家杜鹏程、王汶石等,他们的每部作品,也都是根据评论界的意见或者社会时代的要求,在不断修改中加以完善的。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显然也是遵照文学创作源于生活的基本原则进行创作的。但是,在如何进行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这一方面,则是与《狠透铁》有所不同的。按照当时的要求,《锻炼锻炼》显然是做得不够,也就是在政治思想上的提升不够高。赵树理源于生活的创作,遵循的是忠实于生活的原则,甚至是从乡村生活的真切感受出发,于提升中渗透的是乡村民间的习俗与伦理思想。他不仅奉行源于生活的文学创作原则,更是坚持忠实于生活的创作理念。正因为如此,他所要叙写的是农村原本的样子,是乡村民间习俗与伦理思想观念下的生活与人物。在此创作思想的主导下,他显然对于生活的政治思想提高,未能达到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应当提到的高度,反而叙写了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故此,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就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并且引发了持久的争议。赵树理对于自己的创作,在不同的场合,作了自己的解释。就创作的触发而言,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2](P85)而就这篇小说《锻炼锻炼》所要表达的题意思想而言,他说“我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中农当了领导干部,不解决他们这种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3](P26)。于此,赵树理并非回避社会政治问题,他也是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他也是“反对不靠政治教育而专靠过细的定额来刺激生产积极性的”[4](P351)。从他的这些言谈中,我们明显地感到,他的创作就是忠实于生活的文学叙写,而不是从某种观念出发进行写作。

今天看来,赵树理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农村合作化生活更为真实的艺术文本。但在当时确实受到了许多质疑与批评。对此,他在一次讲话中所作的不无委屈甚至激动的进一步解释,更是强调他的从现实生活出发而反对从抽象的政治思想观念出发的创作思想:“关于《锻炼锻炼》的争论,基本观点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一种是用概念。从概念出发,他就会提出‘这像社会主义新农村吗’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像不像的问题。你跑去看一看吧,你跟我到一个大队去住一个月吧,你就不会这样提问题了。如果凭空在想:既然合作化这么久了,农村还有这种情况?这就没法说了。……1955年以前,农村有一半还是单干户,合作化到今天,才五年多一点时间,怎么会没有‘小腿疼’‘吃不饱’呢?所以,这种争论首先要有根据,没有根据就是瞎说。农村大队把‘小腿疼’‘吃不饱’当作讽刺教育的对象,说自己队里那些人是‘小腿疼’等等,说明这样写还是有作用的。对浮夸,我真恨死了,这是从五六年开始的,我能写上十来八万字,但目前还不能写,外国人要翻译。”[5](P23)

家庭伦理与阶级伦理

如果将当代中国1950—1960年代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化体制的文学书写,纳入到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以来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换之中来审视,应当说,这是一次乡村社会结构的历史变革,也可以将其视为是中国社会现代性历史转型与建构的一次乌托邦式想象性的探索。这次探索给乡村与农民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论是狂欢式的欣喜,还是断臂割肉式的疼痛。社会变革、物质与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是可以借用外在的力量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强制实现,比如土地改革,一夜之间可以改变物质——土地、农具、牲畜的属性,在合作化运动中将土地与其他生产资料收归为集体所有。可是人的生活与生存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由此而构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则是很难以强制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加以改变的。在笔者看来,人们在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是渗透于人们的具体生活与生存行为细节之中的,不论外在条件发生怎样的变化,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于本质上是不会瞬间彻底改变的,而只能是一种层积递进式的嬗变过程,于新的文化思想观念中依然沉积着传统思想观念的核心要素。所以,理想化、主观性地甚至是狂妄性地试图在一夜之间,完成乡村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思想观念的历史转换与建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是一种虚妄性的想象。这一方面,1980年代之后的社会现实与文学叙事,已经作出了回答。

作为一种乡村社会全面性的现代性的历史转换与建构,从社会政治与经济体制层面所建构起来的农业合作社特别是后来所建构起来的人民公社,在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之下,几乎没有作家提出与之相反或者不同的文学叙事。从已有的文学文本来看,基本上都是在肯定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认为这是中国农村进行现代性历史转换与建构的必由之路,甚至是作为中国农村现代性唯一正确道路选择,而加以文学叙事上的文本建构的。这一点,从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到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叙事,就是一种与社会结构同构化的文学叙事模态,即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去证明这种社会历史建构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就此而言,柳青的《狠透铁》与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在文学叙事的基本模态上并无什么不同,也是在建构一种文本艺术结构与社会体制建构相一致的叙事模态结构。如此看来,这两个作品似乎与当时其他同类作品的文学叙事,并无什么特异之处。

但是,问题似乎并不是如此地简单。因为乡村在由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的社会历史转换建构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思想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依然非常明显地存在着。乌托邦式的社会体制想象性的建构,与现实的乡村固有的生活与思想观念之间,发生着剧烈的对抗性的冲突。就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语境而言,是将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视为乡村现代化的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而加以不容置疑的充分肯定的。但是,1980年代之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有关这一方面的文学叙事,又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学界进行了重新评价与叙说。于此,我们更为感兴趣的是,为何文学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的艺术叙述,显示出更为深刻而久远的思想艺术的审美价值?在笔者看来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有关这一方面的文学叙事,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思想土壤之中的。本文所选择的《狠透铁》与《锻炼锻炼》,所能够引发人们更多思考的地方也在于此。对于中国乡村历史及其文化思想的认知与如何进行艺术叙写的问题,可以从诸多的角度与层面切入。于此,我们从伦理叙事这一视野进入,来看看《狠透铁》与《锻炼锻炼》所显现的文学叙事的文本建构。对于叙写乡村生活的作家来说,自然是要研究中国的乡村结构的。问题在于,对于乡村社会生活现实与社会结构的研究分析,观察的思想视域不同,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叙事往往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给出了经典型的结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6](P6)这一结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依此逻辑来说中国的乡村社会,自然是一种乡土社会。那么,中国这种乡土社会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建构呢?费孝通先生得出的结论是一种特有的“差序格局”式的社会结构。在这个“差序格局”式的社会结构,“中国的许多村庄就是以家族姓氏命名的,乡土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家族式社会”[6](P43)。有关乡村家族式社会结构,诸多学者似乎有着较为相同或者相近的看法。卢作孚先生从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角度作出如下结论:“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7](P16)梁漱溟先生进而分析了家族制度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中国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亦是世界闻名的。中国老话有‘国之本在家’及‘积家而成国’之说;在法制上,明认家为组织单位。中国所以至今被人目之为宗法社会者,亦即在此”[8](P15)。而家族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是一种熟人社会。这是因为“生活在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6](P9)。这样,乡土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其文化表现出特有的特征:“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特重。”[8](P20)由此可见,家族血缘性、道德习俗性等,也就成为乡村社会伦理极为重要的因质。因而,乡村的这种伦理便成为构成与维系乡村结构关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但是,乡村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转换与建构,则是要打破这种血缘家族性、道德习俗性等社会伦理规范,而建构起一种新的乡村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伦理规范。怎样建构呢?就乡村合作化的文学叙事来看,那就是以社会公有体制下的公共道德规范替代私有制下的私人的与个人的道德习俗规范,用社会群体阶级斗争性替代家族血缘亲情性。如果说基于家族血缘性、道德习俗性等乡土性的伦理道德规范,是源于农民文化精神与心理结构的内在驱力,那么,所要建构的公有体制下的公共道德规范与社会群体阶级斗争性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伦理规范, 则是一种社会政治权力的外在强迫力。 因此,源于农民文化精神与心理结构的内在驱力, 与源于所要建构的公有体制下的公共道德规范与社会群体阶级斗争性的外在强迫力之间, 势必要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 而这种矛盾冲突,也就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文学叙事模态建构的一个内核。 当然, 在具体的文学叙事建构中, 不同的作家作品之间, 其侧重上还是存在着差异的。

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涉及了家族关系的描写,比较而言,《锻炼锻炼》对于家族的描写更为突出明显一些。虽然作家并未交代“争先农业社”究竟有几个姓氏家族,但从作品叙述可知,王姓家族应当是大姓。公社主任王聚海、支书王镇海、第一队队长王盈海都是王姓家族的成员。虽然作家尽量在淡化家族在合作社建构及其发展中的作用,但从社里的主要职位都为王姓中,就可以窥探到其间所蕴含的家族结构及其力量的信息。“小腿疼”之所以敢于蛮横,无理闹三分,最重要的就是依仗社里这几位本族本家兄弟干部。

《狠透铁》对于家族的叙写更为淡化,但是也依稀可见。副队长王以信,在对老队长的夺权过程中,就依仗或者借助了户族叔叔王学礼的支持。作品中虽然没有更多的有关家族力量的叙写,但从字里行间的隐约之处,似乎也透露着这方面的信息。柳青对乡村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对于家族在乡村生活中的作用,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为了突出社会政治生活在合作化运动的主导,有意无意之间消解了家族的作用。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能从中感知到这两部作品的叙事,始终存在着家族伦理叙事与政治伦理叙事之间的矛盾性与内在张力性。所不同的是,《狠透铁》则更为倾向于以社会政治伦理叙事替代家族伦理叙事,而赵树理则是虽然也在以社会政治伦理叙事为其艺术叙事的基本构架,但是最终无法遮蔽家族伦理叙事，最终家族伦理叙事显现出更为强烈的艺术冲击力与文化思想穿透力。

老式农民与新型农民

在阅读《狠透铁》与《锻炼锻炼》中,势必要遇到又一个老问题:“中间人物”与“新型人物”的塑造及其塑造得如何。在这里,我们首先不赞成“中间人物”的说法,而倾向于用老式农民或旧式农民的表述。这两种表述中隐含着一种论述的思想视角问题。“中间人物”论所使用的是社会政治-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是按照社会政治态度、阶级地位把人分为左中右,或者先进、落后与反动不同的群类。而新、旧之说,则是从人物现实生活态度与文化心理精神角度来观察问题,于此摈弃了把人从阶级或政治上进行定性的观察、认知的思路,而是基于乡村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实际。若从文化思想角度来看,不能说仅仅是地主、富农固守历史文化的立场与生活态度,就是贫农、下中农以及中农等各个阶层也是如此。因此,在笔者看来,以老式与新式农民形象进行表述,具有更为普遍与深刻的历史文化思想意义。

毫无疑问,柳青在《狠透铁》中所要极力塑造的老队长或者老监察这一人物形象,虽然具有许多优秀的品德,但还不能说就是新式农民,在笔者看来,它所具有的许多优秀品德是与传统的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相关联的,对于所谓新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道德观念的理解,也只能是出于一种朴素情感的层面。在柳青心目中新型的农民形象是梁生宝这样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英雄形象。在老队长的身上,还不能说就具备了如梁生宝那样共产主义思想品质,虽然,柳青极力在开掘他身上所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若从性格塑造的鲜明性来看,老队长的性格特征的确是极其鲜明生动的。柳青作为一位大作家,三笔两笔就勾勒出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来。于此,作家采用的是欲扬先抑的叙事方法,用突出某一方面的性格特点的手段,着力叙写了老监察的狠劲。对待工作有一股子狠劲,对待自己也有一股子狠劲。而这狠劲中又将忠诚与能力不足融合在一起,使其具有了更为突出的社会思想内涵。作家突出了他社会政治思想的一面:“从1949年一解放在水渠村头一个和六十二军的地方工作队接头起,组织起农会,自己当着农会小组长,取消了农会实行普选,自己又当人民代表。人们不是说跟共产党走的话吗?不!从小熬长工一直熬到1950年土改的我们这位老队长说:‘咱不能跟共产党走,咱要跟共产党跑。要愣跑愣跑!’”[9](P1-2)当他做不好事情时就恨自己无能。“有一回,他召集起队委会,要传达大社管理委员会布置的几样事情,最后觉得还有一样,他却连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好用他那粗大的巴掌狠狠地咬着牙打击自己头发霜白的脑袋,愤恨地骂自己:‘你呀!你!鬼子孙!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他说得那样凄婉、伤心,弄得大伙哭笑不得。”[9](P2)但是,在这种鲜明生动之中,却还缺乏些更为深厚蕴藉的意味。从柳青的整体文学创作来说,《狠透铁》只是他在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这个插曲,则是作家柳青直面现实的结果。就所塑造的老监察这一农民干部形象而言,的确叙写了他身上所存在的问题:一是脑筋迟钝忘性大,二是组织调配能力差。脑筋迟钝忘性大,在生产安排上就会出现不到位的地方,以致最终将社里的红马因耽误医治而死亡,给社里造成重大损失。组织调配能力差与其忘性大密切联系。事情一多他就谋划安排不过来。但从他的创作思想来看,则是与《创业史》相一致的。这就是极力叙写英雄人物的坚定政治立场与优秀的品格。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完满人物的塑造。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我们不能说作家对于杨小四等年轻新人形象的叙写不用力。很显然,赵树理是将杨小四作为正面的新式农民形象而加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其结果却是与作家原意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他所批评的对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所积极歌颂肯定的对象,就其艺术的感染力与思想穿透力而言,都显得不够充分。具有意味的是,赵树理叙写杨小四等新式农民时,笔力有些不逮,甚至有些生涩。而一叙写“小腿疼”这些旧式或老式农民时,就犹如有天神降临,笔中生华,活灵活现起来。抄录一段如下:

小腿疼是五十来岁一个老太婆,家里有一个儿子一个儿媳,还有个小孙孙。本来她瞧着孙孙做做饭媳妇是可以上地的,可是她不,她一定要让媳妇照着她当日伺候婆婆那个样子伺候她——给她打洗脸水、送尿盆、扫地、抹灰尘、做饭、端饭……不过要是地里有点便宜活的话也不放过机会。例如夏天拾麦子,在麦子没有割完的时候她可去,一到割完了她就不去了。按她的说法是“拾东西全凭偷,光凭拾能有多大出息”。后来社里发现了这个秘密,又规定拾的麦子归社,按斤给她记工她就不干了。又如摘棉花,在棉桃盛开每天摘的能超过定额一倍的时候,她也能出动好几天,不用说刚能做到定额她不去,就是只超过定额三分她也不去。她的小腿上,在年轻时候生过连疮,不过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治好了。在生疮的时候,她的丈夫伺候她;在治好之后,为了容易使唤丈夫,她说她留下了个腿疼根。“疼”是只有自己才能感觉到的。她说“疼”别人也无法证明真假,不过她这“疼”疼得有点特别:高兴时候不疼,不高兴了就疼;逛会、看戏、游门、串户时候不疼,一做活儿就疼;她的丈夫死后儿子还小的时候有好几年没有疼,一给孩子娶过媳妇就又疼起来;入社以后是活儿能大量超过定额时候不疼,超不过定额或者超过的少了就又要疼。乡里的医务站办得虽说还不错,可是对这种腿疼还是没有办法的[10](P2-3)。

很有意思,作品叙事是从合作社整风贴大字报开笔,但犹如神使鬼差一般,叙写之笔就自然而然地拐到了“吃不饱”与“小腿疼”的叙写上。在问题的处理上,则笔法有些生硬,但也的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开批斗会,把人绑了送到乡政府去。这种简单的处理方式之中,的确透露出当时社会变革中的暴力行为,以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是值得深思的。但就艺术的叙写而言,不能不说这种简单粗野的暴力行为处理,还是不能令人信服,只不过是敢怒不敢言罢了。如果那时就解决了问题,也就不会出现到了八九十年代对于农民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的大量叙写。赵树理乡村叙事的价值,恰恰在于对“吃不饱”与“小腿疼”旧式农民的叙写上。

由此联想到严家炎等对柳青《创业史》所作出的评价,认为梁三老汉这一艺术形象比梁生宝的形象,更具有艺术典型性,更具有生活的基础,也是更为成功的艺术形象[10](P2-3)*参见严家炎谈《创业史》的系列文章：《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形象塑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这一方面,在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至今论者对于赵树理作品中所谓的落后农民如“三仙姑”“二诸葛”“小腿疼”“吃不饱”等人物,还是津津乐道。之所以如此,恐怕是不论柳青还是赵树理，更熟悉、更能够从文化血脉上与老式的农民建构起一种亲缘关系。这些所谓的老式农民形象，具有更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因此可以说,这种文学叙事,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之间,清醒或者懵懂之中,其内里深层隐含的是对于中国乡村历史及其文化思想的认知与如何进行艺术叙写的问题。

这,应当说至今仍然是一个引人深入思考的问题。

农民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

在阅读《狠透铁》与《锻炼锻炼》中,我们能够非常强烈地感觉到,柳青与赵树理所走的叙事艺术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概而言之,柳青从整体上承续的是五四文学叙事与外国文学叙事的传统,走的依然是知识分子的文学叙事路径;赵树理虽然也受到五四知识分子文学叙事的影响,但最终承续的是中国文学叙事艺术与民间艺术的叙事传统,走的是一条地地道道的中国化的民间叙事艺术路径。

为思考这一问题,我们在阅读作品的同时,亦查阅了作家的相关自述。在阅读柳青有关谈创作的文章时,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在不断地强调自己思想情感的转化问题。这是否从某种意义上在透露这样一种信息:正因为他不是工农大众,因此才需要进行思想情感立场的转变。故此,他把自己思想情感立场的转变,包括在生活上与人民大众相一致,非常严肃地看作是“我们知识分子长期在工农群众中生活的一道难关”。 而且“我知道:假使我不能过这一关,我就无法过毛主席文艺方向的那一关,我就改行了”[11](P7，8)。由此可见,柳青非常清醒地将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虽然他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但问题并非就真正得到了解决。柳青知识分子的文学叙事立场,在《创业史》中依然存在。正如有论者所言:“尽管柳青也出身农村,但与后来在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陕西作家不同,他始终注意在描写农民时保持一个客观的立场,更准确地说,他常常用叙述人的口气提醒读者,他是以一个非‘庄稼人’的立场去描写农民的———尽管他对农民充满感情。他的叙述模式———革命文学的叙述内容,与党的意识形态保持自觉的一致,对劳动者彻底的情感认同,‘五四’和左翼式的叙述语言和‘趣味’———使他成为建国后主流文体的主要生产者之一。”[12]当然,柳青所致力的是做一位革命的知识分子,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革命作家。在我们看来,柳青其实就是从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立场进入到文学叙事的。也正因为如此,不论他怎样地与农民群众同吃共住,都无法改变他文学叙事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关于乡村的文学叙事,总是处于“他者”的地位。我们从《狠透铁》也可以读到,作家的叙事是凌驾于乡村生活与农民思想情感之上的。换句话说,他不像赵树理那样在为农民写作,甚至是一种如同莫言所说的农民写作,而是在为社会时代写作,是一种为社会时代代言式的写作。这样,他可能更易于在为社会时代写作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知识分子思想情感与社会意识形态相融合,走上了一种革命知识分子作家的意识形态文学叙事的道路。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同吴进的观点:“柳青则钟情于作品的深刻性,希望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理论深度——尽管革命文学的语境留给他自由思索的天地并不广阔。”不仅仅是《创业史》,就是这部中篇小说《狠透铁》,也是“深受五四和左翼文学的影响,在艺术手段上是充分西方化的:不重故事而重描写,尤其重视对人物的心理描写;重视对特定历史时期大规模的、史诗性的表现;叙述人语言和人物语言泾渭分明。”[13]“当时正统左翼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文学作为一种独立意识形态的地位，采取的是以理念与主义指导人物和情节的方法，创作本身即被要求是政治生活与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14]

就赵树理而言,他的文学叙事的确是一种为农民而写作的文学叙事。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同赵树理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大众化文学叙事的高手。可以说,为农民写作的思想是贯穿赵树理整个文学创作历史的。他为了实现为农民而写作的目的,采用大众化的文学叙事方式,正如研究者所言,适应了延安时期革命的大众文学建构的历史需求,因而从民间一下子走向了现代文学历史的前台。“赵树理是一个极为独特的作家,他因为‘工农兵文艺’的话语偶然浮出水面,但却不是一个追逐潮流的弄潮儿,他固执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体现出农民的利益、愿望、价值、道德和审美观念。”[15]也正因为如此,在1949年之后,他的文学叙事便与社会时代的文学叙事要求发生了严重的历史错位。如果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所建构起来的这种为农民写作的文学叙事,已经达到了艺术的成熟境地,那么,1949年之后,包括《登记》《三里湾》以及《锻炼锻炼》,在文学叙事艺术上并无大的突破,甚至是一种叙事艺术上的重复。尤其是他所坚守的乡村化的文化思想伦理道德观念与生活观念,更是与当时的社会时代不相适应。正是思想与艺术上的这种固守,使他保持了对于疯狂社会现实的冷静思考与客观真实叙写，同时也跟不上社会时代的节奏,而受到了更多的批评。就此而言,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等文学叙事,其社会现实的警示价值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它们的文学叙事的艺术价值与文学史价值,则是不能给予完全肯定的。

柳青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首先必须承认:在《创业史》之前,柳青虽然也创作了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包括《狠透铁》,但都不是他文学叙事艺术成熟的表现,而恰恰是他处于文学叙事艺术探索路上的创作积累。柳青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不在于1940年代,而在于1950至1970年代。用某些研究者的话说,柳青的价值在于社会主义文学新秩序与叙事艺术模态的建构探寻。正如有论者所言:“就《创业史》的写作来说,它在总体上是完成了意识形态对新中国文学长久的期盼,这里的总体不但是指‘主题’的提炼,‘英雄人物’的塑造,更是指形式的寻找,一种并不只属于某个作家的个别形式,而是属于某一时期文学的带有普遍性形式的寻找。”[16]由此是否可以说,柳青的《狠透铁》是其乡村文学叙事艺术探索路途中的急就章,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则是其叙事艺术成熟之后的一种历史惯性的延续。但不管是探索路途上的急就章,还是成熟之后的历史延续,蕴含于其中的文学叙事的文化立场,则是依然如故:柳青所持有的知识分子文学叙事立场与赵树理所坚守的农民文学叙事立场。在这里我们所要郑重说明的是,柳青的文学叙事并非仅仅是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想趣味,而是其文化思想立场始终是知识分子的。当然,于此可以加上一个限定词,这就是革命知识分子。

[1] 座谈《咬透铁锨》[M]∥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2] 赵树理.也算经验[M]∥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3] 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M]∥赵树理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M]∥赵树理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剧作讲习班上的讲话[M]∥陈思和，李平.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6]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 卢作孚.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M]∥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 韩鲁华，刘炜评.陕西文学六十年·中篇小说卷：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10] 陈思和，李平.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1] 柳青.转弯路上[M]∥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12] 吴进.《创业史》对农民的描写及其知识分子趣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13] 吴进.柳青的文学史意义[J].文学评论，2013，(2).

[14] 崔璨，陈国恩.从救赎到飞升——论萧红与左翼文学的契合与疏离[J].江淮论坛，2014，(6).

[15] 旷新年.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3).

[16] 萨支山.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J].文学评论，2001，(3).

[责任编辑赵琴]

2015-11-20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专项(11XZW019);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系列研究成果

韩鲁华,男,陕西大荔人,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研究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西北大学“贾平凹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艺谱系与陕西作家研究·柳青专辑】

I206.7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1-007

【主持人语】今年是作家柳青诞生100周年。以柳青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通过深入现实生活,提炼民间语言,弘扬人民精神,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民性书写道路,实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由“暴露批判”向“肯定颂扬”的创造性发展,将世界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自此后,肯定颂扬型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暴露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一道,成为世界现实主义文学殿堂中两盏持续闪亮的明灯。

柳青的肯定颂扬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伊始社会现实与民众生活的形象再现,也是作家精神与时代精神砥砺融合后的艺术体现。今天,时代现实生活已然发生了巨大转变,柳青作品抒写的生活内容也已过时。但柳青的文学精神与文学道路——如何基于时代生活现实,创新中国文学的抒写内容,拓展中国文学的民族语言,发扬中国文学的美学精神,实现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却仍然是每一位作家与批评家应当继承的丰富遗产。这里刊发的五篇文章,韩鲁华的《柳青与赵树理合作化叙事比较》通过对两位作家关于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叙写对比,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两种不同面相,揭示了文学生活书写的内在困境与可能出路。仵埂的《乡村传统伦理与阶级意识的博弈》揭示了在主流意识形态包裹一切的历史语境下,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柳青如何调校民间伦理与阶级意识,创造出植根历史而又超越历史的现实主义作品,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邢小利的《柳青一生的四个阶段——柳青年谱后叙》将柳青的个人生活道路与文学创作道路置于一种复调式的互文性叙事语境,揭示出作家生活与作品生活的美学关联,为人们理解柳青作品风格与柳青文学精神提供了动态的历史视野。杨辉的《再“历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以进入“文学史”书写的柳青研究为反思对象,通过重新梳理以柳青为代表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及文学批评的谱系,揭示出文学创作与研究在观念、视野与方法方面所应坚持的基本准则。谷鹏飞的《论柳青的存在现实主义文学》以人的生存为价值本体,通过引入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阐释框架,阐扬柳青文学中蕴含的“中国性”与“世界性”,为人们理解柳青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希望学界以此为话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主持人：谷鹏飞,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