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贤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人生是书,书是人生
——八十回首书生路

赵俊贤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069)

《西北大学学报》约我为“大家学术随笔”专栏撰稿,我受邀后虽未“漫卷诗书喜欲狂”,却也激动得差点心脏病发作。有关大夫反复叮嘱我要预防心衰急性发作,其中的第一目标即是心情要平稳,不可大喜大悲、情绪波动太大。想到此,立刻冷静下来。

现在有太多的人自我感觉良好,自认为是“大师”者已经不少,自认为“大家”者更多如牛毛了。我这个人,似乎是“两面人”,既有“自我感觉良好”的一面,又有未丧失“自知之明”的一面。倘若“自报家门”,还拿不定主意可冠以何等头衔。

何谓“大家”？辞典解曰,著名的专家是也。我个人则认为,应是“著实”的专家,即有实力的专家。准确地说,一个学术领域内的诸侯,可谓“大家”;一个学术领域的主帅,则为“大师”。有如军队中的元帅与大将。

我不是大家,更不是大师,但还是应允了《西北大学学报》的约稿,因为据主编解释,“大家学术随笔”栏目之所谓“大家”有两解：一是公认的学术贡献卓著的实力派学者,二是大伙儿亦即众人。如此说来,我只是众人之一,是可以为此栏目写文章的,于是就斗胆谈谈自己的治学经历和感受。

一、我的人生:读书、教书、著书

我出生在商洛山村, 没有上过幼儿园。 读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山区完成的。 1957年考入西北大学后, 读汉语言文学专业, 接受过名师刘持生先生、 傅庚生先生、 郝御风先生等前辈的教诲, 但大学四年读书的时间不多, 主要精力用于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活动,如反右派、红专辩论、大炼钢铁、学术批判、下乡采风等等。毕业后分配至陕西财经学院，从事“文选与写作”教学。从1961年9月至1966年5月，教了几年书。“文革”狂飙突起,自此投入至无休无止的人斗人运动之中。1972年,财院撤销,改办中专,我调回母校西大工作,此后一直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创始于“文革”后的1970年代末期,我参与了这个学科的创建活动。我在外校给研究生或本科生作学术报告时,主持人介绍我多称著名当代文学专家、教授,有的人还称我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老前辈。老前辈之称实不敢当,但属于开拓者、老一代却是事实。我是开设《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一代教师之一,也是最早发表中国当代文学论文和出版相关学术专著者之一。1989年秋，我开始指导第一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至1998年底退休时,指导过四届12名国家正式招考的硕士生,另外还组织并参与指导了两期硕士课程研读班的学员,人数大约百余。我在指导研究生的同时,始终坚持为本科生开设专业基础课与选修课，直至退休。

我于1989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当代小说史稿》,1990年出版《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1994年主编并主笔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6卷上下册出版,1997年主编并主笔的《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发展史》出版。退休后,教学工作终止,但依然笔耕不辍。除在有关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外,还于2011年出版了随笔集《学府流年》,2015年出版了专著《当代作家的背影与文学潮汐》。

二、学术工作应有整体规划,其要义在于跨越和创新

著名作家柳青曾说：“一个作家要把一生作为一个单元安排创作。”这就是说,作家的创作选题不能零敲碎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应有一个整体性的安排。柳青始终在农村领域耕耘,在陕甘宁边区时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扎根长安县,决心一生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创作,可惜由于时势变迁，未能完成四部宏伟计划。

我在1953年读初中二年级时,出版了小剧本《还牛》,这只是向文学大门前进,远未登堂入室。当时的我连文学青年也谈不上,勉强算是文学少年,也就是热爱文学、学习文学的小孩子而已。但这个起步,诱导我投考了大学中文系。进入西大后,方知当时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并不是作家,而是文学研究者或文学评论者。于是我转向文学研究领域,于大学三年级研究了古典文学领域的一宗公案,撰写出论文《说书起源问题质疑》,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期刊《文学遗产》发表。从此,我大体有计划地踏上了文学研究之路。1961年大学毕业后,虽分至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但由于所在学校为新建大学,师资缺乏,我名为助教,实为教学主讲,一年四季忙于教学,无暇开展科研。“文革”开始后,大学处于斗批状态,前途渺茫,何谈科研?1972年财院改制为中专后,我回到了母校。那时仍是“文革”时期,学校虽已招收工农兵学员,但围绕“战斗任务”组织教学,如搞什么“批《水浒》”“评《红楼梦》”等,和大学通则相去何远?“文革”结束后,教学工作开始走上正轨,我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开展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我是在不惑之年末尾才开始拼命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学术研究与著述的。我的第一个项目亦即第一部学术著作是《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属于中国当代作家论性质,从此便立志一直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笔耕,而且要努力站在前沿阵地并不断攀登新台阶,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水平的提升贡献绵薄之力。

从1981年发表论文《〈保卫延安〉的结构艺术》，1982年发表《论陈奂生》，1989年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当代小说史稿》以至今日,我已独自出版专著4部,主编并主笔专著2部,共计撰写当代文学研究著作240多万字。

我的研究力求跨越式攀登,一步一个台阶,绝不在一个平面上滞留。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致力于当代作家研究,写出当代作家论《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它是我的第一部当代文学专著,只是由于经费方面的原因,此书的出版晚于《中国当代小说史稿》。

专家评价《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鲜明的理论色彩与独特的研究论述方式,使这部学术专著具有思想深度与学术个性;又为作家专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开拓了一条新的思路。显然,《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在作家论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提供了有价值的启迪。”(《文艺报》1992年3月28日)

同行专家一般推测我在完成杜研后,很可能研究柳青、王汶石或别的当代作家。但我并没有在同一平面再开选题,而是开展了当代文学体裁史的研究并出版了《中国当代小说史稿》。同行专家指出:“这是国内第一部当代小说史,填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空白。”“它超越了传统的编年体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为当代文学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小说评论》1990年第6期)这部体裁史专著问世后,同行专家又推测我将继续研究中国当代散文史、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戏剧史,事实上我依然没有在这一平面继续工作,而是大大跨前一步,走向中国当代文学通史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已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近百部,但多为编年体的大同小异的大学教材,我则提出要为当代文学研究者写一部学术型的、提高型的《综史》。工程之浩大,以一人之力完成势必旷日持久,因此组建了研究与撰写班子,共由五人组成,除聘任联大老教师王仲生担任副主编并撰一卷外,我的两个第一届研究生及省电大一名青年教师也参与工作。我为这部专著起草了详细的研究与撰写大纲。为使青年人能走上学术之路,我为他们开设了《学术研究方法论》课程,让他们三人在我的提纲指导下一边读资料一边“稀释”我起草的大纲,第一步从1000余字“稀释”为3000字,第二步“稀释”为5000字,第三步“稀释”为10 000字。我若审查通过,他们即可试笔,试写一章。

我指导成员撰写各卷的过程,有专文论述,这里不再详述。本书的完成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为了本书付梓,省财政拨出专款5万元。这笔经费的获得,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管领导的宝贵支持,老作家李若冰也曾付出过辛苦的促进性劳作。

《综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5卷计80万字,分上下册。5卷分别是:当代文学形态发展史、当代文学主题发展史、当代作家文学观发展史、当代文学思潮发展史、当代文学批评发展史。

本书获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学术界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反响，被专家誉为“带来学科意识的觉醒”“在当代文学史的本体论和文学史结构体例上是一大创造和发明”(《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6日)。《综史》的问世使我的学术研究又上了新的台阶。199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发展史》则是《综史》的补充与延续。

同行专家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过高的评价:“他的当代文学学术研究由作家论而文学体裁史而文学通史、专题史与断代史,自成体系,独树一帜。”不过我也可以欣慰地说,我为在步步跨越、部部创新中走向当代文学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做了最大的努力。

三、学者须有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乃至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

一个独立的学者必须形成自己的学术观,否则可能成为随风倒的风派人物,这种“学者”和投机商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一个学者的学术观可以是逐步形成并有所变化的,但只能是稳中有变、定中有变，而不是忽此忽彼、变幻莫测。

在1989年出版的《小说史稿》中我即宣称:“总览文学、小说的历史与现状,我认为,文学、小说就其总体的实质而言,是人性及其灵魂的完美建构。”这就是我的文学观。

我主要从事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领域的学术研究。我要在文学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自己的文学史观。我在《综史》中如此表述我的文学史观:“我们的文学史观对当代文学的发生,作出自己的解释。当代文学的外部生存环境,包括社会现实生活,包括政治、哲学、史学、宗教等条件,它们输入当代作家的头脑,经过复杂的审美加工,输出的是当代文学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因果运动、函数运动”,“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复杂的有机的因果运动、发生活动、相关运动……”(见《综史》)

我的文学史研究方式主要是宏观立意、微观操作，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与学术个性,具体内容见于有关资料,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学者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并非空洞的理念，也非说来就来、一蹴而就，而由长期锻炼所形成，主要源于合理健全的知识结构。

对学者而言,知识的广与博、专与深,是学术成就大小高低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就可能结出相应的学术之果。如果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主体框架由普及读物、通俗读物所组成,其学术成果就很难超出通俗研究的层面。反之,如果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以各种各样的经典组成,其学术成果就可能博大精深。至于创新到何种境界,则在于大胆探索的程度。

一个学者的知识结构,应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形成同心圆式的不同层次的知识圈,圆心则是文学经典。我的知识圈大体是哲学、美学、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作品,中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在我的书架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只占一部分,大量的是哲学、文学及古今中外名著。所以,我的阅读范围比较广泛,比较驳杂,也可以说多样化。

四、人生反思:事业、家庭与身体

以事业为人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事业,献给党,献给国家,“做革命的螺丝钉”,这不只是我个人的人生写照,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即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人的人生写照。有献身情结,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自觉思想与行动。我们当年以追求名利为耻,以谈个人享受为耻,以生活上低标准、事业上高标准为荣。我自以为不是书呆子,却是个书虫。

教学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人生的乐趣所在。1980年秋,我得了胆结石,已发展得很严重,一家医院的外科主任建议我先在内科治疗一段时间立即手术摘除胆囊,我在内科住了些日子后提出,还有一个月课,回去给学生上完课即来接受手术,外科医生对主任说:“又是一个胆小鬼,什么回去先上课后手术,分明是逃避手术!”外科主任说:“未必,这个人说他懂得走上手术台比抬上手术台效果好!我们等一个月吧。”一个月上罢课,我走着去了医院,外科主任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一位工作、治病两不误的大学老师。”

20世纪90年代末退休前,我的心脏病已发展得比较严重。一次上教学楼时喘得比较厉害,正好本院一位青年教师一同上楼,她挽扶照顾我,事后问:“赵老师,你带那么多研究生,工作量早已饱和了,你为什么还要给本科生上课?你也不看看,升任副教授的老师谁来给本科生上课,你已是教授了,何必给本科生上课?”我不假思考地回答:“当教师，给学生上课天经地义,有病治病,只要有力气走上讲台,就要上课。”她笑着摇摇头,似乎不大理解。

对于著书、学术研究,我也视为天职,全力以赴。每次完成著作,几乎就要去住一次院。在病床上,我总是想,这次出院后,除过教书不再去上科研项目了。但出院后,身体有所恢复又上了项目,而且一次比一次大、难。我在审改《综史》书稿时,累得不断打盹,水笔尖跌断过三个,还是坚持工作。我戏言,我是在“金盆洗手”与“重现江湖”的二律背反中过日子。老妻斥责我:“你是一个要名不要命的人!”自思自忖,不能说我没有名利思想,但主要还是有事业心,立志在当代文学领域有所建树,有所创造。

常言道,“人生家国难两全”。反观我的人生,可以说于国无愧,于民无愧,于校无愧,但有愧于家庭。我多年不断闹病,却不搞家务,给贤妻带来了不堪的重负,而且一心教书与写书,对子女的教育也投入很少。

我中年就患上冠心病,此后又添上高血压与糖尿病。多病缠身,未必皆由劳累导致,但劳作中的生活习惯,的确是明显的病因——终日枯坐,不是看书就是写字,不喜欢运动,又有数十年吸烟的坏毛病,这些是致病的主因。

有位青年教师问我:“文学院和您同为1938年出生者四人,为什么三位健康者皆走了,唯独您这个长年闹病的反倒还在人世?”我向他请教原因,他说:“因为您乐观。”我想,这可能是精神上的主因,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如医务工作者的辛勤而有效的救护,至于我个人,很可能得力于饮食的多样化。我从不忌口,凡可吃、可喝的,我一律吃它、喝它。粗粮细粮,一切果蔬都吃,一切茶皆喝,而以绿茶为主,只是不喝酒。

羊年春节,我在医院度过了15天。科主任大夫说:“老年人有一种重病即可致命,而您三病齐发。”他不断发病危通知,而且预言即使救下我命,我也只会躺在床上不动,甚至成为植物人。岂知我现在还可下地走路了,虽然要依赖手杖,步履蹒跚。现在的我,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饱食终日,除了吃药和翻阅闲杂报刊,基本上无所劳作,真不知是颐养天年,还是苟延残喘?

[责任编辑刘炜评]

2015-10-05

【大家学术随笔】

赵俊贤,男,汉族,1938年2月生,陕西省商州人。196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1953年读初中二年级时出版剧本《还牛》轰动桑梓。1960年读大学三年级时发表首篇学术论文《说书起源问题质疑》。主要独立著作有《中国当代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学府流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当代作家的背影与文学潮汐》(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主编并主笔的学术专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5卷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发展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发表论文及散文各数十篇。其中《中国当代小说史稿》被专家认为“系国内第一部当代小说史,填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超越了传统的编年体文学史写作方式,为当代文学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曾获陕西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在学术界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影响,被专家誉为“带来学科意识的觉醒”“在当代文学史的本体论和文学史结构体例上是一大创造和发明”(《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6日),曾获陕西省教委人文社会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3～1996)。学界认为“他的当代文学学术研究由作家论而文学体裁史而文学通史、专题史,自成体系,独树一帜”。

I206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