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君

（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西藏拉萨 850000）



唐代儒家思想在吐蕃的传播及其对吐蕃政治的影响

赵君

（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儒家思想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唐代儒家经典的统一、吐蕃政权的客观需要、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天然联系、藏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包容性为儒家思想在吐蕃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有唐一代，儒家思想通过吐蕃统治者派遣贵族子弟到唐朝官学学习、唐蕃之间政治联姻、频繁的政治和军事活动、部分落蕃官入仕吐蕃等途径传入吐蕃，并对吐蕃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吐蕃；传播；影响

西汉时期，孔子和孟子在中原地区创立的儒家思想，由春秋时期的一家之说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和统治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我国各族人民不断聚散的动态发展和长期而又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逐步突破中原文化圈，被我国各族人民接纳和吸收。唐代疆域辽阔、国力强盛，声威文教远播四方，是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大放异彩的时代，更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其典章制度、文化、科技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所吸纳，这不仅加强了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内聚倾向，还吸引了周边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和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也正是有唐一代，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在与唐朝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开始首次接触儒家思想，双方在接触、冲突、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互学互补、相兼容和，不仅丰富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大系统，还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唐代儒家思想在吐蕃传播的主客观条件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基于自然生态和地理机制的伟大创造”，［1］有唐一代，儒家思想能够在吐蕃首次传播，取决于唐代和吐蕃政权为其传播创造的主客观条件。

（一）唐代儒家经典的统一为儒家思想在吐蕃的传播创造了客观条件

隋唐时期是儒家思想从众说纷纭走向统一的时期。孔子、孟子在春秋时期创立的儒家思想发展到西汉时期，董仲舒为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吸收道家黄老学说、阴阳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创立了新儒学，在此基础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被汉武帝采纳，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等文化经典也相继被立为官学。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在南方、北方出现很大差异，以致“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隋朝统一中国后，来自南北各地的学者云集京师，研讨儒家思想的异同，并出现了学通南北的大学者。唐朝初年，唐太宗针对儒家诸经文本差异较大的实际，命颜师古对作为儒家经典的《五经》进行考订，撰写成《五经定本》，并颁行天下，作为官学的统一教科书。此外，唐太宗还针对儒学多门、注释繁琐的实际，命令孔颖达和诸多儒者撰写定义疏，并定名为《五经正义》。唐高宗时，又进一步对注释加以考证，并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天下，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的颁行，标志着通过官方形式实现了对南北经学的统一。唐文宗二年（公元837年），国子祭酒郑覃主持全面校订包括“五经”在内的九经文字，并刻成“开成石经”立于太学，进一步完成了儒家经典的统一。唐代对儒家经典的统一，不仅从客观上满足了科举考试这一为统治阶级培养和选拔人才制度的需要，也为儒家经典向吐蕃社会的传播创造了客观条件。

（二）吐蕃政权的建立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主观条件

松赞干布（617-650）约在公元630年登上赞普之位后，先后征服党项、白兰、苏毗、羊同等部落，完成了统一大业，并将都城从山南雅隆迁到逻些（今拉萨），建立了青藏高原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吐蕃政权。马克思说：“古代各民族是在现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3］所以，在远古时期，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经常寄寓于宗教之中，并由此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甚至是主体部分，藏族先民也不例外。在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青藏高原，一切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天地、日月、雷电、山川、河流等自然力均成为藏族先民崇拜的对象，并由此产生了最早、最原始的宗教——苯教。西藏进入奴隶社会后，苯教和苯教巫师开始介入政权，并直接参与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军政大事，由此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苯教由“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4］松赞干布建立吐蕃政权后，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的部落权贵，利用在吐蕃社会依然有着广泛影响的苯教，与新兴的吐蕃政权展开殊死较量。因此，松赞干布迫切需要引入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一种全新的宗教，来促进吐蕃经济社会的发展。松赞干布建立吐蕃政权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将势力迅速发展到青海、甘肃、四川西部等地，和具有高度文明的唐朝相连接，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吐蕃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恰逢此时，唐朝统治者凭借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步入鼎盛，不仅加强了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内聚倾向，还吸引了周边国家和地区派遣大批留学生和遣唐使到唐朝学习。这些都从客观上迎合了吐蕃统治者的主观需要，为吐蕃社会吸纳唐朝以儒家经典为基础而制定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条件。

（三）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天然联系为儒家思想在吐蕃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任何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孕育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位于亚洲东部，四周是由高耸的大山和蔚蓝的大海构成的自然屏障，内部是由若干地理单元构成的结构相对完整的体系，是一个天然的地理单元。“民族格局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5］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聚居的这片大陆西高东低，大致呈三级阶梯分布。从青藏高原自身的地形来看，也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走势。所以，藏民族的聚居地青藏高原与整个中华民族的聚居地，地形结构均呈现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态势。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三个阶梯造成了农业区、牧业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发展带的分界十分清楚，由此造成中国经济的多元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农业、牧业生产类型多样而各个区域相对单一，形成了农牧业经济之间天然的互相依赖、互相补充。但牧区生产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既形成了农牧经济的共生共辅，又形成了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经济上的需求和依赖大于农业民族对游牧民族的需求和依赖。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畜牧业资源丰富，但可耕地少，气温低，无霜期短。松赞干布建立吐蕃政权后，向外进行大规模的扩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从农业区获取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也正是基于地理环境上的天然联系，导致了“青藏高原在地势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大势，不仅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上，而且在人种与文化类型上，对黄河流域文明的内倾性，从而造成了语言上的汉藏同一语系，人种上同属于蒙古利亚人种，以及政治与文化上藏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一员的现状”。［6］正是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上的天然联系，为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天然平台，也为儒家思想向吐蕃传播提供了客观地理条件。

（四）儒家文化和藏文化的包容性为儒家思想向吐蕃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

“因能容纳，而成其大；因能调适，而成其久。”［7］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保持其独尊地位，与其自身的包容性、内化性和开放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孔子继承周文化，并通过自身的‘损益’把传统的礼乐法规转化为人的自觉的道德实践，又把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扩展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用以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基础。”［8］儒家思想到了汉武帝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魏晋玄学在宣扬以无为本的性本体论的同时，把儒家思想消融在道家思想之中，实现道家和儒家的合一。隋唐时期，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朱熹在借鉴和吸取佛教的修养论的基础上，将道家的思辨哲理与儒家伦理思想结合，从而实现了儒、释、道的融合，建立起兼容并包的庞杂理学体系，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达到了高潮。藏文化也是一种多元融合的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在西藏就形成了藏南卡若、曲贡和藏北细石器三大原始文化。自吐蕃政权建立后，特别是吐蕃王朝征服、同化和融合青藏高原诸多民族以来，藏民族便与包括中原地区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进行了长期而密切的文化交往，显示了藏文化的包容性。特别是吐蕃政权，以其军事力量的强大、宗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征服和融合了高原诸多古老民族。这种文化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宗教上。吐蕃时期，藏民族从印度引进佛教，从内地引进汉传佛教，并吸收了苯教的内容，由此形成了独具高原特色的藏传佛教。儒家文化与藏文化共有的兼容并包的特性，使这两种文化能够在长时间内互相学习，互相补充，这为儒家思想在吐蕃社会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唐代儒家思想在吐蕃传播的主要途径

唐朝儒家经典的统一和被指定为官学的统一教科书，伴随着唐朝与吐蕃的频繁接触，儒家思想也通过多种途径传入吐蕃。

（一）吐蕃统治者派遣贵族子弟到唐朝官学学习儒家经典

为学习唐朝的儒家经典和经学，从松赞干布开始，吐蕃经常派遣贵族子弟到唐朝开设的中央官学国子学学习。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唐朝设国子学，学生皆为贵族子弟。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是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经学学校，教师均为精通九经并兼通《孝经》《论语》、饱学经书的博士、助教和直讲。吐蕃统治者经常派遣贵族子弟到唐朝官学学习儒家经典。《唐会要》记载：“吐蕃王及可汗子弟，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书。”［9］《旧唐书·儒学传》记载：“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10］《旧唐书》、《新唐书》和《册府元龟》均记载：“仲琮为吐蕃大臣，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吐蕃遣仲琮来朝。……颇晓文字。”［11］还记载有仲琮以圣人之训巧妙回答唐高宗针对吐蕃所提的问题。到唐朝国子学和太学学习的吐蕃贵族子弟将学到的儒学知识及典籍带回吐蕃。据史书记载，《易经》《八卦》就是在这一时期被译为藏文并传到西藏的。此外，唐朝许多关于典章制度的政治文献，以及大量历算和医学方面的知识，也被吐蕃贵族子弟带回吐蕃，这在吐蕃制定的许多典章制度中可以得到印证。到唐朝国子学和太学学习的吐蕃贵族子弟，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他们返回吐蕃后均受到赞普的重用，有的还成为吐蕃政权的重臣。在派出大量贵族子弟到唐朝国子学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吐蕃还从唐朝招请一些精通儒家经典的汉族儒生为书记，典其表疏。这不仅促进了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儒学在吐蕃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唐朝和吐蕃之间的政治联姻促进了儒家思想在吐蕃的传播

通过和亲来创造“融合”和“和平”环境是历代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经常采用的政治策略。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友好关系加强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周边的民族主要有突厥、吐蕃、吐谷浑、回纥、南诏等。唐朝的统治者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大多采用开明的民族政策，和亲就是其中的一种，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这种政策几乎与唐朝相始终。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将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自小生活在宫中的文成公主，不仅精通经史诗文，还读了不少佛经，并通晓占卜。文成公主入蕃时，唐太宗以三百六十卷经典、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各种金玉锦物作为公主的嫁奁。松赞干布虽然信仰佛教，但对汉人儒雅的生活也十分钦慕，并对儒家学说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松赞干布在迎亲时不但尽量使用了中原地区传统的婚礼仪式，还对唐代礼仪大加赞赏：“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唯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12］文成公主入蕃，使吐蕃社会“释毡裘，袭纨绔，渐慕华风”。在文成公主入藏后不久，松赞干布“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13］继文成公主之后，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唐中宗又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出嫁时正值盛唐时期，“帝念其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14］金城公主在西藏生活的30年间，为竭力促进唐蕃和好，曾多次向唐朝皇帝上书，并向唐朝索求儒家经典。《旧唐书·吐蕃传上》记载：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时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的两次联姻，使儒家经典随之流入吐蕃，不仅促进了唐朝和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儒家思想在吐蕃的广泛传播。

（三）唐朝和吐蕃之间频繁的政治、军事活动促进了儒家思想在吐蕃的传播

“人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从来都是以人的接触、交往为前提的。”［15］有唐一代，唐和吐蕃之间或战或和。但无论是战是和，经过双方的不断接触，在彼此学习的过程中，唐朝和吐蕃文化中都增加了新的成分。吐蕃政权建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吐蕃对外扩张的方向主要在东部，这也导致吐蕃的扩张战争主要是在唐蕃之间进行。正因如此，吐蕃军队与唐朝军队通过战争这种独特的方式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此外，唐蕃双方互派使臣也为双方的广泛接触和交流提供了可能。为与唐朝交好，吐蕃每年都会派出大批遣唐使臣。据谭立人、周原孙《唐蕃交聘表》统计，整个吐蕃政权时期，唐蕃之间的使臣交往共计290余次，其中吐蕃使臣180余次，唐朝使臣100余次。［16］《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蕃传》《册府元龟》中均大量记载着某年某月吐蕃某某使臣至，由此可以推断，吐蕃派往唐朝的遣唐使应该不是一人，而是一个大约50人左右的使团。《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建中五年）五月，以韦伦为太常卿，复使吐蕃。其冬，遣宰相论钦明思等五十五人随伦至，随从共七十人。准旧例只合十人入朝，今缘两国和好，不同元和以前，遂令三十五人赴阙。”［17］根据上述数字可以推断出，吐蕃派往唐朝的180余次使臣人数大约有9000人。有些遣唐使还因各种原因长期滞留长安。唐朝则把和亲作为唐蕃交往的重要桥梁，并经常以探望公主、赞普和公主去世后的吊唁为由，与吐蕃进行交往和交流。根据史籍记载，精通儒学的皇甫惟明、崔汉衡、杜鸿渐、崔琳、崔光远等都曾被唐朝派往吐蕃进行政治活动。唐朝每一位皇帝即位或去世，吐蕃每一位赞普新立或驾崩，唐蕃双方都要互派使臣，或庆祝，或吊唁。此外，有唐一代，唐蕃之间时战时和，有时为表示诚意，吐蕃会派一些贵族子弟到唐朝充任“侍子”。其性质虽然颇似人质，但唐朝为了拉拢这些人，会给予其非常优厚的待遇，入侍者“并叨殊奖。式执戟母墀，策名戎秩；或曳裙庠序，高步黉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18］吐蕃著名的大相禄东赞之子论钦陵，早年就曾在唐朝“因充侍子，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19］论钦陵后来专权于吐蕃，成为唐朝的劲敌。唐蕃双方通过上述多种形式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并在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彼此学习，互相吸纳对方的优秀文化，这也成为儒家思想传入吐蕃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部分落蕃官入仕吐蕃，对儒家思想在吐蕃的传播发挥了一定作用

吐蕃政权建立后，在进行大规模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于786年攻陷沙洲，整个河西地区开始纳入吐蕃政权管辖之下，一直到848年吐蕃灭亡才宣告结束。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了大量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吐蕃藏文文献。敦煌藏文文献中大量记载有“破落外臣”、“落蕃人”等名称，此外，还记载有“落蕃僧”等名称。这反映出，在吐蕃统治敦煌的60余年间，敦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落蕃官阶层。这个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社会阶层的组成人员均曾为唐朝的官员，因战争原因而流落吐蕃。这些来自唐朝的官员流落吐蕃后，一部分在被吐蕃政权统治的河西地区继续为官，一部分被带往逻些（今拉萨），一部分则放弃政治生涯而投入佛门。对战争中俘虏的唐人中的知书通文者，吐蕃统治者多予以留用，并在其前臂刺上黑纹，以“候赞普之命”，这些人被称为“舍人”，即“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入仕吐蕃的汉人落蕃官很多都被充为舍人，如徐敬业的后代徐舍人，［20］落蕃后入仕吐蕃的舍人有郭至崇、杨舍人，谭可则落蕃后被称为“知汉书舍人”，令其听命于赞普，拒绝后依然在其前臂上刺上了“天子家臣”的藏文字样。［21］据P.2555所录《胡笳十八拍》之增拍小序中“落蕃人毛押牙遂加一拍，因为十九拍”记载可以推断，毛押牙应为唐蕃战争期间，因陷于吐蕃而被吐蕃监押的原敦煌地区的唐朝官员，落蕃前曾担任过管领仪仗侍卫一类职务。［22］从谭可则被封为听用于赞普的“知汉书舍人”可以推断，吐蕃的赞普应当非常崇尚儒家经典，也希望通过“舍人”更多地去了解儒家思想。尽管落蕃官的官位仅为家臣，地位较低，但这些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一定程度上向吐蕃统治者传播了儒家思想。

三、唐代儒家思想的传入对吐蕃政治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从唐朝传入吐蕃的儒家思想，既丰富和发展了藏民族的传统文化，又增进了藏民族对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吐蕃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传入对吐蕃政治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政治制度是关于国家权力的性质组织、分配、运作等方面的规范法度。吐蕃政权尽管尊崇佛教，但在与唐朝频繁接触和交流后，还是被具有普世价值的儒家思想所吸引，因此在其政权结构、社会管理体制、伦理、艺术和法律等各方面都大量借鉴了儒家文化。往昔的吐蕃没有统一的法规，各邦、诸侯部落各据一方连年征战，致使民不聊生。如果无统一的法律，吐蕃臣民会继续忍受痛苦。所以，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旋即开始着手建立吐蕃社会的管理体制和制定法律条文。在制定吐蕃法律的过程中，松赞干布仿照唐朝法典，将儒家伦理道德标准作为重要参考标准，亲自颁定了包含有“教亲敬上”、“孝顺父母”和“非礼勿动”等条文的《二十条律 》。赤热巴巾是吐蕃后期一位尊崇佛教到极点的赞普，他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并模仿唐朝皇帝登基后均有年号的制度，为自己取了“彝泰”（意为“长久安泰”）的年号。这种使用年号之制在吐蕃从未有过。吐蕃赞普还将唐朝典章制度中的告身制度、府兵制度、宰相、节度使等官职名称借用到吐蕃，使吐蕃的政治制度打上了深深的儒家文化的烙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以儒家“大一统”观念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开始植根于吐蕃臣民内心

唐朝与吐蕃之间的频繁接触和交流，促进了藏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融合，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中华文化也得到藏民族的认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也开始植根于藏民族内心。儒家“大一统”思想特别强调“正统”，无论是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还是三国时期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都体现出“大一统”思想中皇帝的绝对权威。公元8世纪中叶，乘唐朝发生“安史之乱”之机，吐蕃大举东进，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攻陷了唐朝西北数十个州，完全占领了河西陇右地区。随后，吐蕃军队又攻破凤翔、邠州（今陕西彬县），逼近长安，唐代宗李豫仓皇出逃至陕州。763年吐蕃大军攻入长安。尽管吐蕃军队仅在长安滞留了15天，但从吐蕃占领长安后，立金城公主的弟弟“广武王李承宏为帝，立年号，大赦，署置官员，寻以司封崔瑰等为相”等情况看，吐蕃占据长安后，本有取唐而代之的可能性，但其并没有即刻取而代之，而是另立一广武王李承宏为皇帝，这反映出儒家“正统论”思想已深深植根于吐蕃统治者内心。

儒家“大一统”观念特别强调政权的统一。会盟是唐蕃政治关系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几乎贯穿于唐蕃关系的始终。唐蕃会盟始于705年，止于822年。在此期间，吐蕃与唐朝之间时战时和，双方进行了多次会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8次，最为著名的当属公元821年的长庆会盟，因为这次会盟所立的“甥舅会盟碑”至今依然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赤德祖赞迎娶金城公主后，唐蕃之间的关系便由原来普通毗邻的关系变为“甥舅”亲家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甥舅会盟碑”中主要强调的是唐蕃之间“社稷如一，合同为一家”。这里的“甥舅”关系不是简单的亲属关系，而是依然突破“攀亲带故”式单纯亲属关系，暗含有某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这既促进了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元朝西藏能够纳入中央政权管辖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对吐蕃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体制特别强调“以孝治天下”，因此，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观念，特别是忠孝观念不仅是维护家族和家庭伦理关系的基础，而且也成为维持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根基，深深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文化。唐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盛唐时期更是形成了疆域辽阔、多民族互动共存、文化快速融合的局面。当时的唐朝有328个府州，1573个县，此外还设有800多个羁縻府州。唐朝在统治中国的290余年间，为了加强对众多羁縻府州的掌控，设置了边州都督府和都护府，并频繁派出使者，通过册封少数民族首领的方式来确定其与唐朝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中原王朝通过册封的方式确定其与边疆民族政权的隶属关系并非开始于唐，早在唐之前的秦汉时期就已经见于史载。不过，唐朝对周边少数民族首领的册封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普遍，几乎贯穿于唐朝始终，而且唐朝诸多统治者还把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册封看作是“万邦述职，无隔华夷，五等疏封，式固藩屏”［23］的良策。因此，接受唐朝册封便成为周边少数民族与唐朝保持政治关系的重要方式，并被少数民族所接受。吐蕃臣民也接受了这种观念。《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唐武宗时，吐蕃赞普达磨去世，其丞相立乞离胡为赞普，但是由于没有经过唐朝的册封而引起国人的不满。当时的吐蕃臣民认为，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必须经过唐朝的任命，才能有正式的名分，才能被吐蕃臣民接受，否则就会被认为“失礼”，就是对唐朝的不敬、不恭、不忠，这显然是儒家的忠孝观念在吐蕃政治中的反映。

唐朝与吐蕃结为“甥舅”关系后，唐朝每一位皇帝即位或驾崩，吐蕃每一位赞普新立或丧亡，唐蕃双方均需互派使节，生相庆，死相吊，如同一家人往来。《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唐代宗去世、唐德宗继位时，因吐蕃赞普乞立赞未吊丧、庆贺，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丧，不及吊，一也；山陵不及赙，二也；不知舅即位，而发兵攻灵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即发使者随伦入朝。”［24］按照儒家的忠孝观念，天子丧而不及吊是为不孝，发兵攻打舅国是为不忠。乞立赞赞普的三恨从侧面反映出，儒家忠孝观念已被吐蕃臣民接受，并在维持唐朝和吐蕃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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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参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之毛押牙.胡笳十八拍之增拍小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0：370.

［23］（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藩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569.

［2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吐蕃传下（卷141）［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4405.

［责任编辑：周晓艳］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2.004

中图分类号B94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6）02-023-007

收稿日期：2016-04-15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大一统’思想与藏族的国家认同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4XMZ022

作者简介：赵君，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与文化。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in Tubo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Tubo’s Political Power

ZHAO Jun
（China’sTibetan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Tibet University，Lhasa，Tibet 850000）

Abstract：Confucianism is the common spiritual wealth of all nationalities in China.It was able to spread into Tu⁃bo in the Tang dynasty due to the reason of the exquisite of Confucianism，the need of Tubo’s political power，the natural relations of the Tibetan culture and central China’s culture，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Tibetan culture and Confucian culture.During the Tang dynasty Confucianism were introduced into Tubo by the Tibetan nobility who were sent by the Tibetan rulers to study in the official schools of the Tang’s.The political marriages，frequen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of Tubo and Tang，and some of the people who came to Tubo to engaged in politics promoted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in Tubo，which had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Tubo’s politics.

Key words：Confucianism；Tubo；spread；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