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龙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情报学视角的格萨尔学成长性初探

陈建龙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摘要文章探讨了情报学与格萨尔学的结合，运用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格萨尔学的成长性问题。在分析格萨尔学的成长特征和成长空间的基础上，从情报学的多个视角探讨了格萨尔学的多方面成长机制。

关键词格萨尔学；《格萨尔》史诗；成长性；情报学

众所周知，《格萨尔》史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篇幅最长、流传最广的活形态英雄史诗，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当今世界仍被传唱的最后一部史诗”，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彰显了其文化价值。《格萨尔》史诗还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已成为中国藏学、蒙古学和民间文学界最为活跃的学科领域之一，也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历史文化、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等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世界影响、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研究活动和学科建设，经过几代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也有待构建新的研究格局，求得新的成长和突破，就像王兴先先生特别强调的“‘格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应注意多学科的结合”、“‘格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应注意多种方法的运用和借鉴”。［1］本文尝试着探讨情报学与格萨尔学的结合，运用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格萨尔学的成长性问题，请行家批评指正。

一、情报学的基本视角

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其相关的研究活动已有近百年的过程。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情报学的认识和看法尚难统一，但对情报学的跨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等属性的观点有高度的一致性。曾任美国情报科学学会主席的博科（HaroldBorko）认为：“情报学是一门研究信息特性和行为、信息流治理以及宜于获取和使用的信息处理方法的学科。它关注与信息的产生、搜集、组织、存储、检索、解释、传播、转换和效用相关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和人造系统中信息表达的研究、信号高效传输编码的使用、像计算机及其编程系统的信息处理装置和技术的研究。它是一门交叉学科，来源并相关于数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计算机技术、运筹学、图形艺术、通信、图书馆学、管理及其它类似领域。它既有纯科学的成分，只探索问题而不考虑其应用，又有应用科学的成分，须开发服务和产品。”［2］该定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另有研究发现，“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科学研究类、计算机等几个学科的联系非常密切，是交叉性很强的一个学科。横跨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很多学科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庞大的学科体系。”［3］

情报学和情报工作在实践中做出了众多历史性贡献。2003年，时任美国情报科学技术学会（原情报科学学会）主席哈恩（T.B.Hahn）［4］在回答美国科学学会主席团理事会提出的“20世纪情报学对世界最重大的贡献有哪5到7项”问题时，经研究总结了5项，分别是“情报学研究者测量了信息爆炸并创立了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领域”、“情报学工作者遏制了信息爆炸”、“情报学工作者在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中运用计算机处理文献和文献记录”、“情报学研究者在20世纪后半叶快速发展了本学科的用户信息查询、需要、偏好以及相关性和效用评定等方面的研究体系”、“政界和业界的情报学领军人物致力于制定有关隐私、安全、规范化传播和获取、知识产权合理使用等方面的国家信息政策。”受此启发，时任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梁战平［5］先生总结了中国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7大贡献：“为重大决策、重要工程项目、重点科研项目发挥‘耳目、尖兵、参谋’作用，为四个现代化提供情报服务”、“推动了文献计量学在中国的发展”、“建立起中文数字资源”、“情报学教育取得了飞速发展”、“实现数字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跟踪报道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科技成果推广与应用。”

不难发现，情报学在其理论创建、方法创立、实践创新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情报学的学科性质也决定了其观察和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事业等方面的独特视角。情报学的基本视角有以下三个。

一是海量信息的计量分析。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活动会产生并积累形成大量的数据、知识及论文等出版物，可以统称为信息。当信息量大到一定程度时，研究人员就难以全面准确地了解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容易出现重复研究等不良现象，需要有一种方法帮助研究人员分析出最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当信息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其量的发展和演变情况、作者（责任者）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主题概念的数量和关联情况、期刊等载体的集中与分散情况等方面的计量分析，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意义，包括揭示研究领域的诞生、成长、发展阶段、经典文献及其社会影响力、研究共同体、概念体系、知识图谱等重要情况。情报学在这方面的特有方法和领域，从20世纪初的“书目统计学”发展到后来针对论文等文献的“文献计量学”、针对知识和事实单元的“信息计量学”，并分别在科学管理和网络管理领域应用，形成了“科学计量学”、“网络计量学”。某种意义上讲，当某个研究或管理领域的成果信息多到一定量后、直至“大数据”等海量信息，都可以开展包括形式特征和内容特征的计量分析，以期更加科学合理地促进研究和管理活动。

二是基于语言处理的信息存储和检索。当信息量大到一定程度后，如何有序地典藏存储、精准地查找检索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情报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敏锐地发现了计算机的巨大作用，从计算机的诞生就开始，一直关注并及时应用新的计算机技术对文献信息进行处理，开发并不断改进联机数据库系统。当初，经过人为加工建立起来的叙词表等人工语言，为信息的存储和检索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也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研究人员耳熟能详的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等就是典型例证。当前，伴随着知识内容的快速和海量增长，以及同一内容却可能有多种语言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等载体形式的文献信息等实际情况，直接针对自然语言进行计算机自动识别、自动标引、多媒体和跨语言检索、相关知识挖掘以及友好的人机交互等技术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将为各个领域信息存储和检索的智能化以及信息的更加充分和有效利用提供技术和方法保障。

三是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知识信息的生产创造、载体形式复制和典藏保存固然重要，但信息内容如何用于传递交流、用于进一步的研究创造、用于生产生活、用于文化传承创新等社会实践，也就是信息使用问题，同样甚至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且由于信息量的不断增大、信息内容的参差不齐以及语言障碍、技能障碍、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等众多主客观原因，研究人员及其利益相关者越来越需要更多更好的帮助。情报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不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更是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活动，形成了关于信息用户与信息服务的专门领域，并已经在理论上提出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理论，在实践中识别出了信息服务的传递模式、使用模式和问题解决模式等基本模式，［6］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信息用户将得到越来越满意的服务。

二、中国特色格萨尔学的成长特征

从科学角度讲，专门学科的诞生是相关研究活动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学科的成长和成熟有赖于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和专门知识的不断积累、有关知识的传承和创新、相应学术机构的建立和壮大、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迫切需求等。

格萨尔学的起源和成长始于人们对英雄格萨尔王及歌颂其功绩的《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活动，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专门知识和学问，并不断发展和传承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格萨尔学的研究活动似该是同一连续体上的说唱、整理、搜集、出版、翻译、内容挖掘和学术组织等方面的传承扬弃和协同攻关。这与《格萨尔》史诗既有口头的，又有文本的，还将有影像的等存在形式是一致的。可以说，艺人的说唱是源头，被誉为是“研究史诗、打开史诗之谜大门的一把钥匙”，从语音到文字的整理和资料的收集是基础，集结出版和多目标语种翻译是升华，内容挖掘和学术组织是核心。这充分体现了格萨尔学研究活动有其独特性。

格萨尔学的成长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研究历史悠久

有研究表明，“至少在止贡赞普时代已初具雏型，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格萨尔史诗在藏族民间流传有两千年的历史。”［7］在11世纪前后，藏族僧侣开始参与史诗的编纂、收藏和传播，形成基本框架，并出现了最早的手抄本。大约在13世纪以后，随着佛教传入蒙族地区，大量藏文经典和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蒙文。14世纪下半叶，即元末明初，在土族、纳西族、裕固族等更多民族地区、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也就是说，《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工作从说唱算起已有2000多年，从整理算起已有900多年，从翻译算起已有700多年历史。

（二）知识内容庞杂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00多位说唱艺人活跃在青藏高原，已经整理出版的互不重复的有100多部，仅仅是韵文部分有100多万诗行，另外还搜集到了多种文字的大量的手抄本、木刻本。这不仅说明《格萨尔》史诗本身的巨大规模及其快速增长，尤其是艺人说唱本的不断涌现，而且为后续的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内容极为丰富的源文献。

（三）研究难度颇大

悠久的历史和庞杂的内容同时也给《格萨尔》史诗的整体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难处。比如，作为研究工作基础条件之一的学术资料建设，尚难广泛开展对历代典籍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工作，导致所需研究资料不够“全”或不够“准”；研究人员尚难仔细通读和精准把握研究对象的内容范围及研究内容的时空关联；研究工作的整体架构和学术组织尚难开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合作和协同。

（四）中国贡献卓著

有较高共识的观点认为，《格萨尔》史诗在世界上的流传和影响源于300年前即1716年《格萨尔》在北京刊刻出版的蒙文七章本。尽管“从真正的科学意义上讲，20世纪之前对史诗《格萨尔》的研究，外国人走在了我们的前面”［8］，但是中国对格萨尔学创建的贡献是原创和源头创新，对格萨尔学发展的贡献是可持续的和可协同的。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格萨尔》工作会议提出，“在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工作的同时，应积极开展对《格萨尔》的研究。《格萨尔》应成为一门学科。”［9］经过几代专家学者的接续努力，具有世界影响、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已经基本形成。

（五）学术成就斐然

首先，针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工作也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包括文史资料、学术论文、专著，以及某种意义上更重要的文学、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军事学等多学科认知，并初步发现了《格萨尔》史诗的“百科全书”特性。其次，已有的关于《格萨尔》史诗的专门学问，得以有效传递和继承。比如，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凝炼出了《格萨尔》整理翻译、《格萨尔》文化研究和多民族《格萨尔》比较研究等三大学科方向，培养了20余届藏、蒙、土、汉等民族格萨尔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0］第三，有组织的学术队伍及其学术交流活动已经在国内外产生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

（六）文化意义深远

《格萨尔》史诗作为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能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既表明了专家学者对《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定位，还表明了其巨大的价值被世人认可，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属性，也决定了为促进格萨尔学创立、成长和成熟的学术活动的深远的文化意义，以及对满足人类发展实践中的文化需求的重大作用。

三、格萨尔学的巨大成长空间

发展中的格萨尔学自然也存在若干急需解决的问题。发现、识别、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学科的成长过程。从情报学的视角看，格萨尔学的学术研究、知识传承、学术组织和管理等方面的成长空间主要有以下几条轴线。

（一）细分领域及其学术方向

格萨尔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或许随着该学科的不断成长成熟而有抽象概括程度不同的表述。就现阶段而言，格萨尔学的研究对象似该包括作为历史人物的格萨尔、作为文本形态的《格萨尔》史诗和作为“活形态”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及其表演。如是观之，格萨尔学就无法归入现行的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共13个门类的某个学科门类，尚处于学科之列。但这不影响研究人员从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或艺术学门类所属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角度，细分格萨尔学研究领域，并逐步凝练相应的学术方向。格萨尔学也将成为真正的“百科全书”般的学科，并成为实在学科体现于国家学科目录中。

（二）学术资源及其保障

学术资源是确保和表征学科发展及其水平的重要因素。格萨尔学的学术资源至少包括说唱艺人、整理翻译人员、学术研究队伍、专业教育培训机构在读在训的学生学员等人力资源，可供后续研究和实际应用联机检索、借鉴参考的文献信息资源，以及学术期刊、专栏等用于学术交流的渠道资源。如果这三类资源难以有力保障，学术活动和学科发展就难以持续。我们在感受到格萨尔学深远的文化意义的同时，不能忘记在学术资源建设和保障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还需我们继续努力。

（三）成果数量及其质量

成果数量和质量是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标志物。我们在充分肯定来之不易的重大学术成就的同时，还要注意到受说唱语音的人工整理和翻译所需巨大工作量的影响，可供人们阅读的《格萨尔》史诗说唱本供给严重不足；受学术发展方向和学术资源的局限，格萨尔学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离人们的预期和计量分析的数据基础还有较大差距。

（四）社会贡献及其用户满意度

社会贡献及其用户满意度是衡量学科的作为和作用的重要指标，也是学科赢得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条件。我们在赞赏中国专家学者对格萨尔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的同时，还要关注格萨尔学研究成果对服务于繁荣世界和祖国的文化事业、对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更大贡献，让更多群众对《格萨尔》史诗的说唱表演、精神体验、相关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等更加满意。

可以说，格萨尔学的学术方向进一步明确、学术资源快速扩充、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社会贡献更加凸显是可行可期的，格萨尔学的巨大成长空间将为众多学科和领域提供引人入胜的良好机遇。

四、情报学视角的格萨尔学成长机制建设

在分析格萨尔学的成长特征和成长空间的基础上，我们试着从情报学的视角来探讨格萨尔学的成长机制，希冀有关方面、有关人员为了共同目标，汇集心智，交集合作，齐集创新。

（一）学科内容的概念识别和学术方向凝练机制

这是贯穿学科建设全程的基础性和方向性工作。由于《格萨尔》史诗的知识内容极为庞杂，知识点极为丰富，关于时间的、空间的、人物的、事件的、宗教的、民俗的等信息极为分散，而且随着说唱、整理、翻译工作的进展和文献数量的不断增长，靠人工阅读、理解、识别格萨尔学学科内容的概念及其构成体系和所属学术领域，恐难做到及时、全面，计算机（尤其是智能机器）的辅助或许是不二选择。这就涉及人机之间、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与格萨尔学专家学者及相关学术领域的学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有关方面充分交流，密切配合，协同攻关，创造性地解决藏语自动分词、知识和概念及其关联关系的自动挖掘与标引、基于概念关系的格萨尔学知识图谱构建等关键技术问题，并用于进一步的学术方向的凝练及其所属学科领域的揭示，从而在不断巩固优势学术领域的同时能够不断探索学术前沿、开辟新的学术方向。这样做的基础是《格萨尔》史诗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信息资源数字化。

（二）数字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格萨尔》信息资源数字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现有的相关实物资源的数字化和纸质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二是现有的数字化图片和文本信息资源的标准化加工处理，以及口头说唱资源的数字化、标准化采集。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媒体数据库，供用户直接进行联机检索和研发人员进一步开展内容挖掘。长期以来，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为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多卷本的《格萨尔学集成》和《格萨尔文库》，以及西藏大学的藏文文献数字化集成与检索系统建设。考虑到信息资源建设的共享目标，众多经验表明：以共建求共享是共识度较高的选择，有关单位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深度合作，分工负责，同步推进，成果共享。如果条件允许，比如由政府投入和部门牵头做保障，也可参照由科技部负责政策指导和监督管理、多部委的多家科技情报机构共同参与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模式。还可以考虑深入应用和研发新技术，针对说唱本信息资源，从数字化采集、计算机自动识别到大型联机数据库建设及其网络服务平台搭建，在确保公共文化和公用事业需求的前提下，适时适度引入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的共享目标的实现，就能切实为《格萨尔》事业提供充足的信息资源保障。

（三）信息交流与学科共同体建设机制

信息交流活动对格萨尔学的学科成长至关重要。这不仅可以增进同行之间的了解，相互学习，互相启发，寻求合作，共同探讨，还能够开展与其他学科和工作背景的人员沟通对话，促进以互相启发为目的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和以共同目标为指引的多学科合作研究，为致力于格萨尔学发展的学科共同体建设创造条件，并进一步为更高质量成果的涌现夯实人力资源基础。这方面，各级各地《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继续举办有关工作会议，规范并支持专门网站的建设和发展；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也要多举办专题学术会议，拓展和改进专业教育培训活动，在条件成熟时创办《格萨尔》学术期刊。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将更好地为格萨尔学的大团队组建、大成果涌现、大影响铸就的良好局面及其快速健康成长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四）信息服务与协同创新机制

如前所述，格萨尔学研究难度颇大，其社会贡献又令人期待。也就是说，与其他学科不同，格萨尔学的研究者，包括说唱艺人、整理翻译者、学术探索者、文化产品研发者等更需要外界的帮助，为其提供专门的服务。同时，在人们的物质需求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满足，而文化需求的满足还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大众期盼格萨尔学的学术成果能够更多更好地转化为文化产品。要解决这些难题，就要加强相关的信息服务，针对具体问题，遵循用户导向原则，提供切实的定制化的帮助；就要深化学界之间、学界与政府部门及文化服务机构和企业等组织之间的合作，在重点领域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开展面向学科、区域或产业的协同创新活动。这些难题的有效解决，也就体现了格萨尔学重大的社会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兴先.关于建立“格萨尔学”科学体系的初步构想［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2）：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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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HN T.B.What has information science contributed to the world［J］.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3，29（4）：2-3.

［5］梁战平.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历史性贡献［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27（4）：341-342（399）.

［6］陈建龙.信息服务模式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124-132.

［7］尊胜.格萨尔史诗的源头及其历史内涵［J］.西藏研究，2001 （2）：27-40.

［8］扎西东珠.“格萨尔学”学科之我见［J］.中国藏学，2002（4）：90-97.

［9］全国第二次《格萨尔》工作会议纪要［M］//赵秉理.格萨尔学集成（第一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33-35.

［10］伦珠旺姆.构建格萨尔学学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5-04.

［责任编辑：周晓艳］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2.011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6）02-073-006

收稿日期：2016-04-08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格萨尔》说唱语音的自动识别与格萨尔学的创新发展”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5ZDB111

作者简介：陈建龙，男，汉族，浙江缙云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信息化与人类信息行为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化、信息资源管理、情报学等。

Information Science Approach to the Growth of Gesar Studies

CHEN Jian-lo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mbina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Gesar Studies，namely to study the growth of Gesar Studies by applying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information science.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and growth space，the growth mechanism of Gesar Studies are discuss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

Key words：Gesar Studies；the Epic of King Gesar；growth；information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