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中华文化统一体视域下的藏族传统孝道思想研究

李蓉

（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孝道思想是中华伦理道德思想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汉藏民族在孝道思想上相互借鉴与吸收，特别是儒家孝道思想自吐蕃以来持续不断地对藏族社会进行渗透和影响，导致汉藏两族孝道思想观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与一致性，从而也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特征的一个具体反映。文章试从中华文化“一体”论对藏族孝道思想研究产生的新意义谈起，通过梳理藏族孝道思想产生发展的脉络与线索，分析和论证儒家孝道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力与渗透力。

关键词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藏族；孝道思想

在中华伦理道德思想中，孝道思想观念无疑是其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谓“孝道”，指的是基于家族生活中亲属关系而产生的晚辈对长辈、年幼者对年长者的尊重、顺从、驯服的伦理道德规范，基本内容表现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中国许多民族的孝道思想表现出了高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汉藏民族也不例外。因而考察研究汉族儒家孝道思想对藏族社会和民众的深刻影响与渗透，对于我们观察与思考中华文化的统一性特征无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一个良好的范本。

一、在中华文化统一体视域下研究考察藏族孝道思想的新意义

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科学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与演进的基本规律，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几千年历史中经交流融汇而形成“一体”，华夏汉族奠定了其中多民族联合统一的根本基础。［1］“文明史既是人类的创造史，也是人类的演进史”，［2］所以，中华民族的形成演进史，其实也就是一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毫无疑问，这一文化体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多元一体”，也就是在汉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作用下，各民族文化既有其彼此不同、各具特色、多姿多彩的风貌，但又在许多方面保持了与汉文化的高度统一性和一致性。

价值观与伦理道德规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精神、传统、心理的具体反映。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孝道思想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维护中国社会团结与稳定的基石，也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搭建了基本的人伦构架。仔细体察中国各民族的孝道思想，彼此之间大多相互勾连，彼此影响与渗透，特别是作为体系完备、内涵丰富、逻辑思维清晰缜密的汉族儒家孝道思想，更是对其他民族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如主要居住在长江中游的湘鄂川黔边的土家族，与汉族社会联系历来紧密，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形成了“团结和合，邻里安宁”、“敬老扶幼，家庭和睦”的伦理道德观。［3］再如与土家族相对而居、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和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彝族，与土家族有相似的文化传统，［4］在伦理孝道观上强调的也是儒家孝悌观中的“泛爱众”、敬爱父母、兄友弟恭等观念和主张。［5］又如遍布于全国各地、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杂居相处的回族，自明末清初以来，回族学者王岱舆便将儒家的忠君孝亲之义改造成伊斯兰教的人生三大正事——“顺主”、“顺君”、“顺亲”；另一学者刘智则将“五伦十义”的汉族传统伦理道德改造成回族穆斯林的“人伦五典”，即夫爱妇敬、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兄弟协义、朋友忠信，并将其与伊斯兰教的“天道五功”（念、礼、斋、课、朝）相提并论。［6］

过去很多学者考察中国某一民族的伦理道德思想，往往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案或仅与相邻民族稍作联系，却很少放在中华文化统一体的视域下来全面考察衡量，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和失误。但随着人们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认识的不断加深，这一现象势必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变，从而得出一些更全面准确的结论。基于此，如果我们将藏族的孝道思想放到中华民族的孝道思想中，考察与研究儒家孝道思想对它的影响，必定能够对藏族孝道文化追根溯源；也能通过揭示汉藏孝道文化之间密切而深厚的联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统一性，从而更充分、有力地证明：中华文化“同根同源”，不可分割；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上多民族文化融汇而成的一个独具特色的统一的文化大系。

二、儒家孝道思想传入藏区的条件分析

不同民族的文化得以相互交流与影响的要素不外乎地域相连、民族间交往频繁密切、文化“基因”相近相通、政治统一、强势或主流文化的扩张渗透等等。对于儒家孝道文化传入藏族社会而言，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条件、汉藏民族的频繁往来、汉藏之间的联姻，以及儒家孝道思想本身所具有的普世性等，都为其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一）地域因素

目前我国藏族所分布的区域均在青藏高原上，除西藏自治区外，还包括甘青川滇的9个藏族自治州。传统上藏区被划分为“卫藏”、“安多”和“康区”三大板块，其中，“卫藏”包括今西藏自治区的绝大部分地区，即拉萨、山南、日喀则一带，这里地势相对平坦、河流纵横、河谷遍布；“安多”主要是指藏北到甘、青一带的全部藏区和川西北的部分藏区，这一区域地势相对平缓，海拔较高、气候寒冷；“康区”主要指川西高原的大部、滇西北及藏东一带，地势从青藏高原上逐渐向东南部倾斜下降，形成高山延绵、江河并流、自然景色奇特多样的高山深谷区。从地势地形与地貌看，藏北草原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带形成天然的、广阔的连接地区，藏东高山河谷地带则地处我国黄河、长江之间，横断山区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等众多河流将藏民族和中原各民族连为了一体。因而早在新石器时期，藏北细石器文化就被证明是“承袭了源于华北的细石器传统”；［7］而藏东的卡若文化亦被证明是深受中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地域相连的特点对文化交融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到了吐蕃统治时期，在强大的唐王朝和吐蕃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辽阔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带从北向南，包括今天新疆的东南部、青海全部、甘肃甘南和属于横断山脉区域的川西高原和滇西北高原等区域，从北到南所分布的民族和部落主要包括吐谷浑、党项羌、白兰羌、东女国，并杂居着嘉良夷、薄缘夷等小部落。吐蕃通过军事扩张先后灭掉白兰、吐谷浑，并大量攻占党项诸羌之地，使其东部版图往前扩张延伸，与唐王朝所控制的中原地带进一步连接起来，客观上为儒家孝道思想向藏区传播打开了一条更广阔的通道。吐蕃崩溃后所控制地区尽管不断回缩，但藏区与中原地带始终紧密相连的特点，为此后中原政权从官方到民间源源不断地输入儒家文化提供着极大的便利。

（二）汉藏民族深入交往因素

伴随着汉藏民族之间“交通”的开辟，汉藏民族经济与政治的往来也越加频繁了。早在隋朝时期，位于西藏唐古拉山脉南北草原、被汉文史料称为“女国”的苏毗，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商贸往来。《隋书·女国传》说它“气候多寒，以射猎为生，出瑜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8］可见对它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隋书·裴矩传》中更是记载了苏毗等“诸番”在甘肃张掖互市的情况：“（隋炀帝时）西域诸番，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胡商至者，矩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9］据美国学者柏克韦斯研究，吐蕃时期有四条畅行无阻的商路，其中能畅达内地的有两条：一是东北线，经青海湖，到汉地、突厥与西域东部；一是东南线，经康区东部，到四川和南诏。［10］这一时期也是藏汉“茶马互市”的开拓时期，吐蕃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主动要求与唐朝划界互市，由此正式开通汉蕃“茶马互市”。［11］唐蕃时期政治的交往也日趋密切，据相关研究证明，当时唐蕃之间遣使290余次，其中吐蕃出使唐朝就达180余次，①这是谭立人、周原孙在《中国藏学》1990年第2、3期上发表的《唐蕃交聘表》中所提到的数据，但在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则提出634年—846年的213年间，唐出使吐蕃66次，吐蕃出使唐125次。并先后10次请求达成政治联姻。此外，除双方较重要的8次会盟外，王玄策出使天竺因天竺变乱被围而由松赞干布解救，松赞干布为此还讨伐了天竺，都是唐蕃之间亲密政治往来的明证。元以来西藏归属中央王朝以后，藏族各色人等在京城等地交流往来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较之前难以比拟，其中宗教领袖及上层僧侣，元代有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八思巴、恰那多吉、达玛巴拉以及历任帝师等，噶举派有噶玛拔希、噶玛巴·攘迥多吉、噶玛巴·乳必多吉、蔡巴·贡噶多吉等；明代有噶举派的大宝法王噶玛巴·得银协巴、萨迦派的大乘法王贡噶扎西、格鲁派的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等；清代有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十三世达赖喇嘛等；民国时期则有蒙藏高僧九世班禅、白普仁喇嘛、多杰觉拔格西、第七世诺拉呼图克图、第五世贡嘎呼图克图等。此外，藏地的官员、高僧、商队、贡使、使臣、工匠等往来内地的更是难以计数，以致元代在京城的藏族僧人常有上千人之多，明清两朝在北京的藏族僧人常常高达三千人之多。

早在唐蕃时期，汉藏民族深入而频繁的交往就带来了文化的交相传播与融汇，如敦煌文献PT986号到PT1291号，前一部分是《尚书》译文，后一部分是《战国策》译文；再如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还有许多译自汉文的《无常经之解说》等佛经文献，都是这种文化传播与交流存在的明证。因而儒家孝悌文化思想观在这一时期大量“涌入”藏区自然不足为奇。

在中国历史上，因民族迁徙而导致民族交往日益加剧，甚至融合并不鲜见。据研究，藏族先民曾在两汉和三国时期大规模内迁，如西汉景帝、宣帝时，为断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将羌人迁到塞内，使其屯田和“保边卫塞”，到东汉安帝、顺帝时，羌人始分“西羌”和“东羌”，而“西羌”后来被公认是藏族的一个部分。［12］所以说，尽管史书并未记载这一时期藏汉民族深层次交往和文化融合的相关情况，但这种情况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

（三）汉藏联姻因素

与有些民族学习吸收儒家孝悌文化不同，汉藏之间自上层统治者的联姻到民间普遍存在的婚配关系，是促成儒家孝道文化迅速向藏区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唐蕃时期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先后婚配藏王松赞干布与赤德祖赞，使得儒家孝悌文化作为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对藏族产生深远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文成公主带入藏地的各种典籍、著作多达“三百六十卷”；［13］金城公主入藏时，也曾向唐中宗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在后来发现的敦煌古藏文译本中就有《礼记》之类的著作。［14］不仅如此，深受儒家孝道文化观影响的文成、金城二公主也势必会对吐蕃原有的，与儒家孝道不一致或相违背的内容加以改造。甘肃省《迭部县志》、藏族古籍《拔协》等书中记载，藏族历史上本无祭祀、服孝的习俗，极有可能是在金城公主的倡导下，才形成了“四邻同哀”，“七七超度”的习俗。［15］而吐蕃原有的那些“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倔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16］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开始向儒家所提倡的“父慈子孝”、“尊贤敬老”、“安老怀少”所转变，一定也不是偶然的。

在汉藏民间，由于唐代后期河西地区曾陷于吐蕃，世代居住于此的汉人遂成为吐蕃百姓，而吐蕃政权分崩离析后，位于泾渭河谷和湟水流域的许多藏族政权如唃厮啰等，纷纷依附了宋朝，这样一方面形成了汉藏民族的融合，另一方面则大大加速了汉藏男女之间的婚配，形成了广泛而普遍的姻亲关系。这一现象在敦煌藏文卷P.T.1083号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该条记载说：“兹据唐人二部落使禀称，‘此前，沙州汉户女子每为吐蕃、孙波（部落）及个别尚论以婚配为名，抄掠而去，多沦为奴婢。’”［17］谭英华在《明代对藏关系考》中也提到当时在青海地方汉族和藏族通婚十分普遍：“兴于明代者，有沈边周土司、西宁陈土司等，不克遂举。诸土官族裔久居边地，多与边民互通婚媾，种姓遂以混合。”［18］婚姻与家庭是人伦关系最基本的“养育所”，汉藏之间的婚配为儒家孝亲观念的渗透与传播“大开方便”之门，起到了融合藏族孝道文化的积极作用。

（四）儒家孝道思想的普世性因素

普世性的价值伦理观指的是全球性的、普遍性的、为跨文化跨地域的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共同认可和履行的共度性道德。［19］儒家孝道思想所具有的正是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和伦理认识。儒家强调基本的人伦和家庭关系的“孝悌”观念和主张，并将其与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仁”联系起来，说：“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20］也就是将人们家庭生活中所需遵循的“尊尊”与“亲亲”视为“仁爱”的根本，以此为基础再往外扩展就是由家庭、家族之爱走向面向社会大众的“泛爱”和博爱，即所谓：“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1］儒家孝亲观念中的这些观点和主张是与普遍的人性和人情相通的，因而易于为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包括藏区的民众）所广泛接受。加之，古代藏族社会也有类似普世性的伦理道德观，如藏族创世神话《创世歌》中说：“恩情最大的是慈爱的父母，发生最早的是世界的形成。”［22］再如，许多苯教传说都认为宇宙本初是虚空，由“空”逐渐生出“有识”，“有识”生出两个本原——明亮为父，黑暗为母，从而繁衍了神和人。［23］这些将父母的恩情与天地万物化人相等同的思想观念，为儒家孝道思想的传入和发展找到了很好的切入点。

三、藏族孝道思想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借鉴、吸收与发扬

（一）唐蕃时期藏族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吸收与融合

吐蕃政权存续于中原地区隋唐两朝当政之际。对于藏族社会而言，这一时期是原始社会伦理道德开始崩塌、奴隶主阶级伦理道德开始产生形成的阶段；而于中原王朝，则是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和规范日趋完备的阶段，因而是极有利于儒家伦理思想和孝亲观念传入吐蕃社会的。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制定了各项法律法规和严密的管理制度，被合称为“吐蕃基础三十六制”，其中的“六大法典”包括了“伦常道德法”，进一步细分则可分为“法律十五条”、“七大法律”、“在家道德规范十六条”等。有研究者就曾认为：“（吐蕃的法律）具有明显的儒家伦理色彩，这是吐蕃通过学习唐律吸收儒家等级观念和伦理思想在律法制度方面的具体表现。”［24］在“法律十五条”中规定有“三不迫害”，即要孝敬父母、爱护徒弟、照顾亲属，对他们均不得欺侮、憎恨、迫害和折磨；“七大法律”中有“不盗掘坟墓法”；而“在家道德规范十六条”中则有“尊敬报恩父母、尊重有德、敬贵尊老、义深亲友、利济乡邻、酬报有恩、秤斗无欺、慎戒忌妒、温言寡语、忍修大度”等内容，［25］处处体现出吐蕃社会敬亲、养亲、顺承长辈、友待亲朋的孝道思想观。仔细研究考察这些规定，可见与儒家的许多孝道思想和伦理规范是如出一辙的，而且有的也已经发展到儒家推己及人、博爱、泛爱的水平。

对于汉藏孝道观表现出的高度一致性和同质化特点，笔者认为，不排除有生产方式、经济模式、社会类型相似以及人性人情相通等因素的存在，但基于上述所说的唐蕃文化的频繁交流和儒家思想向藏区传播的必然性与可行性，则更应视为是藏族孝道观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所致。至于有人推测可能也受到了印度佛教的影响，从“伦常道德法”的某些内容看也有一些道理。①在“七大法律”中规定了“佛教十善法”中的杀生、偷盗、奸淫、说谎等四根本罪；“在家规范十六条”中第一条就规定了要“敬信三宝”，因而笔者认为不能否认印度佛教思想对藏族孝道思想的影响。但考虑到一方面，印度佛教毕竟刚刚传入吐蕃，根基尚浅，很难迅速在吐蕃上下形成如此高度一致又自成体系的孝亲思想观；另一方面，“孝悌”思想毕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与精华，而非印度佛教教义和教理所关注、强调的重点，所以应该说印度佛教对藏族孝道思想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通过对藏文《礼仪问答写卷》进行分析也可以对上述观点加以佐证。该书被认为是：“（可能）唯一一卷没有受到宗教香烟熏染的集合了吐蕃时期藏族人民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方法的伦理学著作。”［26］但由于大量儒学作品和有浓厚儒家精神的著作，如《古文尚书》、《战国策》、《孝经》等藏文翻译的残本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倒恰好说明了《写卷》与儒学著作之间深厚的联系。关键是在内容和思想上二者也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仅就孝道思想而言，二者均将“孝悌”的观念和内涵放在了敬爱、尊重和善事父母上。《论语·为政》篇中提到对待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7］还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8］《写卷》第32问中则有类似的言论：“父母养育儿子，儿子敬爱父母之情应如珍爱自己的眼睛”，又说：“不孝敬父母、上师，即如同畜生，徒有‘人’名而已。”［29］《论语·学而》篇中强调了子女要顺从父母的意愿，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30］反映在《写卷》中则是：“儿辈能使父母、师长不感遗憾抱恨，即为最上之孝敬”，还说：“应听从父母之言，不违其心愿，善为服侍为是。”［31］在儒家的孝亲观念中，父母与教导自己的老师有同样的地位和份量，唐宋之际广为流行的童蒙读物《太公家教》中甚至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巧的是，《太公家教》在唐代时虽已风行全国，但近世早已失传，而敦煌文献中竟有为数不少的《太公家教》的抄件。所以，《写卷》中将“上师”、“师长”与“父母”等同起来，强调对他们的恭顺和敬重，是与儒家孝亲观完全一致的。为使家庭生活中人们能“各安其位”、“各行其道”，维护家庭生活的秩序，保证家人和谐相处，儒家孝道中强调男性家长的权威，所谓“父权”、“夫权”为大、兄弟为重、妻为轻，反映在《写卷》中则是：“若有情义，同心协力，不仅眷属和睦，行至何方相安无事，子与你同心，弟与兄同心，……妻与夫同心。”［32］“妻子无论怎样美貌都可以买来，找来。父母兄弟如何丑陋，不能另外找寻”，“对父母、兄弟应比妻室儿子更为珍视。”［33］将家庭伦理中讲“孝道”、“孝敬”扩展为为人处世和作为社会人的标准，是一个相互关联、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过程，孔子因而提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写卷》中则同样强调：“做人之道为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十分有意思的是，它接着又说：“非做人之道是偏袒、暴厉、轻浮、无耻、忘恩、无同情心、易怒、骄傲、懒惰。”［34］这显然与孟子所提出的“非人”的标准——“无恻隐之心”、“无羞恶之心”、“无辞让之心”、“无是非之心”是高度吻合的。有研究者曾认为，《写卷》中所提倡的“孝道”更加进步和开放，强调了作为父母一方的责任和义务，也不赞成子女无条件、无原则服从父母。［35］这一看法容易让人误以为《写卷》所倡导的孝道观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但实际上，儒家思想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即董仲舒时期，才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要求，而到宋明理学阶段更是将其视为不可违逆的“天理”，只强调“上者”、“长者”高高在上的地位和权威，而不提及他们应尽的义务与责任，这与原始儒家即“孔孟之道”是相背离的。从这一点来说，吐蕃时期藏族的孝道思想恰恰吸收的是原始儒家的孝道观，是其在藏区“原汁原味”的保留与传承。这与当时传入藏区的儒家文化主要就是“孔孟之说”和“古文经学”的一些经典著作是相吻合的。

（二）宋元明清时期藏汉孝道思想的再融合与再发展

吐蕃政权崩溃后，藏族社会陷入长达400年的分裂割据中。这一时期，位于甘、青、川、滇等地、在吐蕃极盛时所占领并迁入大量藏民的地区，先是复归于大唐，后又被宋元等朝所直接统辖，而位于青海河湟地区的藏族政权角唃厮啰从宋朝起就成为了中央政权的一部分，因而所受到的儒家孝道思想文化的影响和教化是很深远长久的。宋朝时官方就已开始在藏区建立蕃学，教授儒家经典，形成了尊孔崇儒的风气。［36］元以后，西藏地区正式归属于中央，在藏族地区大力传播和推广儒家思想文化，引导“蕃地”民众吸收与传承“孔孟之道”，是中央王朝重要的“教化”职责。元朝时，中央设立了国子学，令天下学子学习儒家经典，在《元史·科举志》中屡屡提到色目人（包括藏族人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入学和参加科考的种种情形，如：“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成宗大德八年冬十二月，始定国子生，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十年冬闰十月，国子学定蒙古、色目、汉人生员二百人，三年各贡二人”；［37］又如：“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38］等等。明初时，朝廷曾下令建立地方官学：“凡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39］使藏族聚居的河州、洮州、西宁、岷州、松州等为卫都设立了卫学，西宁卫还设置了社学。到了清代，据不完全统计，在甘青川滇藏区，从雍正到光绪年间所设义学和社学就有104所，其中，义学98所，社学5所。这些义学和社学主要教授的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40］由此，宋元明清时期儒家孝道思想进一步影响和作用于藏族社会，为藏族孝道观增添了更多的汉地因素和儒学因子，促进二者进一步融合和同质化发展。

成书于13世纪上半叶、由萨迦派教主萨班·贡嘎坚参撰写的《萨迦格言》是藏族第一部格言哲理性书籍，该书的创作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受了《论语》的影响。大概是因为此时的藏族社会早已形成了尊奉父母、敬爱兄长、尊老爱贤的孝道伦理观，所以文中直接引导劝诫人们“守孝”的内容并不多，仅有的一些都喜欢用家族亲情观念作比引导人们向善向贤、成圣成王，如：“法王遇到强敌时，对臣民倍加爱护；对于生病的孩子，母亲会加意怜惜”，“愚人干的好事，有些会变成祸根；雏雀拔掉妈妈的羽毛，还以为是报答了恩德”，“有些愚人掠夺亲人，去养活无关的人们，斩下头来装饰尾巴，除了疯子谁会去干？”［41］等等。有意思的是，文中仅有的两处直接谈论到孝道观的，都是对父母的极力维护和对子女的无情斥责：“不管父母如何慈爱，子女对父母不会同样对待；父母竭尽心力去爱护子女，父母老了却受子女的虐待”；“想使子孙后代兴旺，卖了自身留给儿郎；忤逆子孙违抗父母，荡尽家产狗样游荡。”［42］联想到此时中原地区的儒家孝道思想和孝亲观念早已将父权绝对化和神圣化了，《萨迦格言》中出现对“不孝子”严厉谴责的言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反之类似强调父母权威和父权思想的言论在《写卷》中却很难找到踪影。

结语

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在世界伦理道德文化中是独具特色、富有魅力和具有一定的普世性意义的。对中华各民族而言，儒家孝悌文化既是其各自孝道思想的重要源泉，也引领着它们汇聚发展的方向。因而，通过中华文化统一体视域剖析和评论藏族孝道思想，不难看出至少从隋唐时期儒学大范围、大规模传入藏区后，对藏族孝道思想观的形成和发展都给予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与融合既丰富和整合了藏族孝道文化，也为其汇流到中华孝悌文化之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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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秀清］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2.005

中图分类号B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6）02-030-007

收稿日期：2016-04-26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大一统”思想与藏族的国家认同”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4XMZ022

作者简介：李蓉，女，汉族，重庆开县人，西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文化、中央与西藏关系史。

A Research on Tibetan Filial Piety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y of Chinese Culture

LI 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Tibet University，Lhasa，Tibet 850000）

Abstract：Filial piety is the most basic and most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ethics.In the past centuries，both Tibet⁃an and Han ethnics have learned and absorbed from each other on filial piety，especially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filial piety constantly infiltrating and influencing the Tibetan ethic since Tubo kingdom.This has led to a high degree of unity and coherence of Tibetan and Han filial piety thoughts and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The article tries to study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filial piety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y of Chinese culture，and make a full analysis of the enormous influence of Confucian filial piety on Tibetan thought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Chinese culture；pluralistic integration；Tibetan；filial p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