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婕、鲁钊阳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重庆401120）



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研究

陈希婕、鲁钊阳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外部环境方面的压力、制度变迁惯性的作用、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人力资本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等因素严重制约着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要顺利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西部地区在营造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合理利用制度变迁惯性、科学对待自然资源禀赋差异、竭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稳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做出努力。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已经成为了GDP总量大国，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中诸多现实矛盾日益凸显。针对这些矛盾，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需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需要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的动力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张立群，2014）[1]。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欠发达省份都位于西部地区，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一、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性

第一，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经济新常态下确保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从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实际情况来看，西部地区绝大部分省份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高，第二产业发展不够健全，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以西部地区的西藏、青海、内蒙古等省级行政单位为例，这些省份第一产业（农牧业）发展占国民经济比重较高，第二产业发展严重不够，第三产业发展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很不合理。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向“三、二、一”转变，越是发达地区，其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在经济新常态下，要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重点就是要在确保西部地区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变，不断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改变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第二，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经济新常态下确保西部地区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必然要求。从国外来看，国外经济不景气，这对我国的出口带来了直接冲击；从国内来看，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如何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沿袭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能的，这对西部地区来说更是如此。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较为突出，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交换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要追求西部地区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必须从产业结构升级、分配结构改革、交换结构优化、消费结构调整、技术结构创新、劳动力结构重新设计等方面作出努力，通过对一系列结构的改革创新，激发西部地区经济体中的活力，挖掘西部地区经济现有的潜力，进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很显然，这些结构的改革创新本身就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体现，进一步来说，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自然也就是经济新常态下确保西部地区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必然要求。

第三，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经济新常态下确保西部地区在国家平衡发展战略中焕发活力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目前情况来看，沿海诸如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GDP总量远远超过西部地区省份，部分沿海地级市的GDP比西部地区某些省份的GDP还要多；不仅仅在经济方面，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明显，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水平、医疗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按照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在目前东部地区发展已经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有必要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虽然区域间发展存在差距是常态，但是，这种差距无限扩大是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不相适应的，也有违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二、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约束条件

第一，外界环境方面的压力。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所面临的压力，既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环境方面。比如，贫困问题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贫困问题的存在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新疆为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问题则表现得比较明显；贫困问题的存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制约着新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容易滋生诸如恐怖袭击等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这对于整个新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也会带来冲击。再比如，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也会直接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生态环境情况下，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直接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也会对西部地区一些重工业城市发展带来压力。对于那些到目前为止还并未完成重工业转型升级的城市来说，在新常态下，既要保证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又要节能减排、有效控制污染排放物，压力是非常明显的。再比如，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出口也会进行多方面的限制，一方面，通过对外贸易，我国外汇储备日益增多，另外一方面，在我国外贸快速发展的同时，针对我国的外贸摩擦不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这都是不利于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

第二，制度变迁的惯性。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例，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对于污染型生产企业来说，可以极大地降低其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投入，可以降低其产品的生产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增加其利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必然要求这些企业加大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投入，要求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自身发展的同时，重视社会责任，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很显然，短期来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必然会损害这些企业的利益，对他们来说，如果没有规范的法律制度，他们自发自觉地节能减排并不现实，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对于节能减排也不一定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以分配制度的转型升级为例，在“蛋糕”既定的前提条件下，要稳步提升部分群体的收入水平，必然会降低其他群体的实际所得，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经济人假设，收入降低的群体必然会反对改革，竭力要求按照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提高自身收入水平。很显然，制度变迁必然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让他们自觉自愿地主动变革会存在压力。

第三，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从总体上来看，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西部地区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占全国的64.5％，水力资源占全国的82.5％，其他多种矿产资源相当部分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虽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优势比较明显，但是，这种自然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受西部地区自身自然资源优势的影响，在国内长期形成的分工格局中，西部地区能源和原材料比重大，粗加工工业比重大，并且，大多数传统企业技术落后、设备过时，既不能够与东部先进企业相竞争，还造成自身环境的污染。要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不得不面临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优势明显但竞争力较弱的困境（洪银兴，2014）[2]。基于自然资源优势考虑，西部地区部分省级单位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一方面，这些产业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些产业在各地发展历史较为悠久，短期内取缔或者大规模挖潜改造难度大，这些产业发展的现状对于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压力较大。

第四，人力资本水平的滞后。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劳动者自身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不足，政府也受财政能力的制约，无法对劳动者教育和培训进行大规模投入，以至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不高。以劳动者实际所接受的教育年限为例，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劳动者实际接受教育年限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尽管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西部地区劳动者接受教育年限显著增加，但是，其仍然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不仅如此，在劳动者接受就业培训方面，西部地区劳动者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次数少，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非常明显。也就是说，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为滞后。实践已经证明，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尤为重要，人力资本水平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快，反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慢。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滞后，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直接制约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第五，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在现实中，对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评判，更多是从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科学技术应有的软件环境等方面来看。从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方面来看，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受自身财政能力的限制，无法及时为科学研究投入足够的资金，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据最新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新疆、西藏和内蒙古三个省级单位科学技术投入量之和仍比东部地区的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级单位少；特别是随着近些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广东、浙江和江苏等为代表的省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其投入量远远超过西部地区的诸多省份。从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方面来看，经济实力的强弱往往直接决定着先进科学技术能否被引进，能否被应用，经济实力强的地区在引进和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方面优势明显。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各省份整体经济实力都较强，而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实力相对都较弱，在引进和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时，东部沿海地区各省份优势比较突出。从先进科学技术应有的软件环境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有时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在构建科学技术研究团队方面，东部沿海地区财力都较为雄厚，往往可以投入大量的资金，能够及时有效地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加盟，为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提供保障。很显然，受财力的限制，西部地区科学技术水平是落后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落后必然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会影响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第六，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初，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8∶1；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为2.2∶1；2009年，这一比例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高达3.33∶1；尽管2009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并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即便是到201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高达2.75∶1。与全国层面的城乡收入差距相比，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尤为突出。在经济新常态下，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对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影响非常明显（鲁钊阳，2012）[3]。在新常态下，要保证经济中高速增长，离不开国内市场的开拓，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影响内需市场的启动。

三、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第一，缓解外部环境压力，为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造条件。比如，在扶贫开放方面，要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的扶贫开放工作，要随着国家GDP总量的增长和贫困线的不断变化，逐步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创新扶贫开发的模式，切实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大力引入国际扶贫资金，在充分使用国际扶贫资金的同时，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让国际社会充分看到国内扶贫工作的成效，减少来自国外方面的压力。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力度，要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降低单位GDP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此同时，还需要中央政府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在地方政府层面积极探索绿色GDP考核机制。在解决外贸纠纷方面，不仅要充分利用加入WTO后国际市场所带来的优势，还需要强化与国外政府、国际组织的沟通力度，为我国各级各类产品的外销创造条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贸纠纷。

第二，利用制度变迁惯性，为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减缓阻力。实践已经表明，任何形式的制度变迁都会影响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重新分配问题，也正是基于此，任何形式的制度变迁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利益的损失必然会遭受其反对，他们自然也就会成为阻碍制度变迁的重要反对力量。在经济新常态下，加快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实际利益。对于不同的利益群体，特别是利益受损的群体，政府层面应该从物质和精神等方面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偿；对于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政府在实际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该落实的政府要落实，要细化的法规要细化，切实减轻他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阻力；对于他们的非法要求，政府应该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积极主动支持经济结构转型的主体，政府也可以采用精神奖励的方式，对他们的实际行为予以褒奖。要稳步推进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凝聚各个方面的力量，尽可能地减缓来自利益受损群体的阻力。

第三，利用自然资源优势，为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保障。要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确保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西部地区自身要抢抓历史机遇，大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加快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切实将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另一方面，国家要为西部地区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提供支持。比如，在税收方面，对于西部传统制造业，中央政策可以加大税收减免的力度，引导西部传统制造业加快升级换代的步伐，增强其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在金融方面，中央政策应该充分发挥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银行的作用，支持、鼓励和引导政策性银行扶持西部传统制造业升级换代，还可以通过对商业银行进行利率补贴的方式，引导商业银行支持西部传统制造业升级换代。

第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为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投入力度。充分考虑到学前教育对劳动者智力开发的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对西部地区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将学前教育纳入政府财政拨款支持范畴内。要稳步提升九年义务教育的质量，高度重视农村女童失学、农村特困家庭儿童失学、农村山区学校发展举步维艰等现实问题，将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落到实处，让所有适龄儿童都能够接受教育。要重视西部地区中职教育的发展，充分认识到中职教育在提升劳动者劳动技能方面的作用，逐步加大对西部地区中职教育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劳动者培训的投入力度。对劳动者的培训，不仅可以确保劳动者掌握先进的劳动技能，避免摩擦性失业所带来的恶果，还可以为西部地区自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人力资本储备，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梯度转移提供保障。实际过程中，不仅需要政府加大对各级各类专业培训机构的投入力度，还需要政府为劳动者在职培训提供法律保护。

第五，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为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夯实基础。一方面，对国家支持西部地区科学研究的各项经费进行整合，将宝贵的经费投入到事关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行业和重要部门，避免当前“撒胡椒面式”的经费使用模式，强化对经费使用效果的监督；重视经费使用，更要重视对经费使用效果的鉴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尝试设立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加大对西部地区企业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投入力度，逐步扫除因资金短缺制约西部企业发展的障碍，稳步提升西部地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此外，西部地区政府还需要强化自我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严厉打击影响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各种管理制度，严格践行中央政府的文件精神，为自身科学技术水平的稳步提升创造条件。

第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经济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条件。一方面，政府要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政府更应该如此。充分考虑到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现实，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就业机会相对较少，西部地区可以尝试与东部地区及劳务中介机构合作，创造条件，为西部地区富余劳动力的输出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政府要强化对劳动者的保护，建立高效务实的劳动纠纷解决机构，不仅要创造条件解决劳动者的就业问题，还需要确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严厉打击诸如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违法乱纪行为。此外，政府还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要保障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在就业、就医及其子女入学等方面的权益，切实解决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减轻劳动者在此方面的支出。只有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够更好地启动国内的消费市场，从而更好地为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1]张立群.中国经济正趋向新常态[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12):28-30.

[2]鲁钊阳.省域视角下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31(5):674-683

[3]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J].经济学动态,2014,(11):4-7.

（责任编辑：牛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