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坤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文学】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叙述技巧及其深层意蕴

赵晓坤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摘要]《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1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它荒诞、离奇，充满巧合又引人深思。作者巧妙借助“叙述者”和“聚焦者”的多重变化，在“事先张扬”上下足工夫，试图还原一场本可以不发生的“凶杀案”。冷静、持重、克制的笔端下是作者对于个体命运无奈与孤独的感慨，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深思，以及对民族落后、保守的阴暗面的审视。

[关键词]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克·巴尔；聚焦者；叙述者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1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在其序言中，作者称在这篇小说中他所“希望写的东西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地达到了”[1]。

小说讲述了出身显赫的巴亚多·圣·罗曼来到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个小镇，爱上了出身平庸的安赫拉·维卡略。这个在“金钱上游泳”的富翁为新娘买下了镇上最豪华的房子，举办了一场极尽奢华的婚礼，以为用金钱和权势买到了幸福。然而新婚之夜,他却发现新娘不是处女。万分沮丧之下，巴亚多·圣·罗曼几个小时之后就把她休回了娘家。新娘在家人的逼问下声称破坏她贞操的人名叫圣地亚哥·纳赛尔。她的两个哥哥觉得家族的荣誉受辱，拿上杀猪刀残忍地杀害了圣地亚哥·纳赛尔。一桩悲剧发生了。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可以看作是一部侦探小说(马尔克斯自己也承认“侦探小说”之名)，但我们看不到作者所设置的悬念以及解悬的过程，相反，一切都清晰明了。小说开篇就交代出死者的名字，所有人都知道死者将要被杀，一切都在既定的安排与掌控之中，全篇在“事先张扬”一词上精雕细刻，却未让人觉得了无生趣。相反，他用一个接一个的巧合把读者的兴趣始终保持在最高水准上。一种死者必须死又可以不死的矛盾蕴含其中。

笔者试图运用米克·巴尔的叙述学理论对《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的“聚焦者”和“叙述者”进行分析，从叙述技巧的角度揭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部中篇小说中营造出的独特意境以及文字背后的深层意蕴。

一、从“聚焦”层面解析

(一)叙述学理论中的“聚焦”与“聚焦者”

传统的叙事理论采用“视点”或“叙述视角”这一术语来表示事件被描述时的观察点。然而，它们没有对视觉与表现那一视觉的声音的本体之间作出明确区分，也就是说没有对谁是“观察者”与谁是“叙述者”作出区分。米克·巴尔的叙述理论摒弃“视点”这一传统术语而采用所指更为精准的技术性术语“聚焦”来代替。“聚焦”就是指视觉与被“看见”被感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她把“所呈现出来的诸成分与视觉(通过这一视觉这些成分被呈现出来)之间的关系称为聚焦。这样，聚焦就是视觉与被‘看见’、被感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2]114。

米克·巴尔把聚焦分为内在式聚焦和外在式聚焦。当聚焦与一个作为行为者参与到素材中的人物结合时，可以将其归为“内在式聚焦”(或称“人物聚焦”)。而“外在式聚焦”则是一个处于素材之外的无名的行为者在起着聚焦者的作用。[2]120

米克·巴尔所采用的“聚焦”这一术语来自于摄影与电影，因而技术性更强，更便于解读故事的叙述技巧。它将单纯的“看”这一名词转变为有意义的“看”。“聚焦者”正是“看”与“思”关系的集合体。因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聚焦往往会产生偏见与限制。

(二)小说中的“聚焦者”

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开头这样写道：“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夜里，他梦见自己冒着蒙蒙细雨，穿过一片榕树林，这短暂的梦境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醒来时，仿佛觉得全身盖满了鸟粪。”[1]3从开头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认定作者采用的是外在式聚焦，也就是说小说的聚焦者在整个素材之外。聚焦者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行为，甚至看到了他的梦境。然而，接下来，小说又写道：“‘他总是梦见树木’27年之后，他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回忆起那个不幸的礼拜一的细节时，这样对我说。”[1]3“那时我正在玛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温存的怀抱里，从前天夜里婚礼的狂欢带给我的疲劳中逐渐复苏。”[1]4如果说前一个“我”还是一个倾听者在记录“圣地亚哥·纳赛尔被杀”这一事件始末的话，后一句中“我”就彻底“沦为”了整个事件的参与者，即素材中的人物。聚焦者从跳脱于素材之外转变为与素材中的人物相结合，聚焦由外在式聚焦向内在式聚焦移动。

“我”在27年之后重回小镇记录这一凶杀案。不同的人物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出发追忆同一事件在不同时刻发生的状况。这类似于立体派的绘画技巧，立体派画作是将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展现在同一个平面上，使观者可以同时看到不同侧面的景象。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作者采用多重的内在式聚焦全方位地展现了同一个事件的不同侧面,以达到告知读者这一凶杀案已“事先张扬”的目的。内在式的聚焦者均是小镇居民——这一凶杀案的见证者，其中有圣地亚哥·纳赛尔家的女厨、牛奶店的老板娘、屠夫、镇长、神父等等。此时，被害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成为聚焦对象。多重的内在式聚焦除了多角度展现事件始末以求更加全面真实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放大聚焦对象。圣地亚哥·纳赛尔被害这一事件位于整个故事的正中心，而所有与之相关的人都在外围了一个圆圈，所有人都注视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些不同的聚焦点到“圆心”的距离或远或近。众多的目光就好像是一束束舞台的聚光，一下子把位于中心的圣地亚哥·纳赛尔被害这一事件放大，使其显得越来越令人瞩目。

“我”是内在式的聚焦者，同样在当时见证了凶杀案的发生。“我”时而跳脱出来，成为外在式的聚焦者，试图从事件之外来看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外在式的聚焦者的聚焦对象是小镇居民以及被杀的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凶手维卡略兄弟。多重的内在式聚焦虽带有主观偏见，却表现出人物与事件的真实性；外在式聚焦，在原有的真实的基础上加入了客观性因素。

“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是小说的一大亮点，读者从当事人的聚焦内与聚焦外对事件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二、从“叙述”层面解析

(一)叙述学理论中的“叙述”与“叙述者”

米克·巴尔在《叙述学：叙事学理论导论》中说：“叙述者指的是语言的主体，一种功能，而不是在构成本文的语言中表达其自身的个人。”[2]138简而言之，叙述者是指“讲故事的人”。但这个人不等同于作者本人，而只是一个作者创造并接受了的角色。作者是写作主体，叙述者则是叙述主体；作者是一个或多个具有真实身份的个人，叙述者则只具有语言主体的性质。

米克·巴尔将叙述者分为外在式叙述者和人物叙述者。前者并不在素材中出现，讲述的是其他人的情况，后者是素材中的人物，讲述的是其自身的情况。其中外在式的叙述者的功能不仅仅只有叙述，还有评论、描写等。

(二)小说中的“叙述者”

回到小说中，外在式的叙述者首先引出故事。这个叙述者与上文我们提到的聚焦者是同一个不知道姓名的人。读者陷入“叙述者”身份的谜团之中。从第一部分开始，与“我”的身份相关的线索陆续出现。“我”也是小镇中的一员，且和事件中的相关人员有关联。“我”是安赫拉·维卡略的表兄，还是纳赛尔的同学，在学校一起长大；“我”在凶杀案发生27年后，重新寻找凶杀案发生的种种原因和巧合，并采访小镇上的居民，收集资料，以待整理成文——“我将此文的情节安排就绪后，第二次去采访她，打算亲自从她那里掏出实话。”[3]“我”从外在式叙述者转变为人物叙述者。“我”作为人物参与的事件或出现的场合的叙事，这一叙述技巧是为了与视角转换保持一致。

在小说中，叙述者不只有“我”，还有其他小镇居民共同构成了人物叙述者。

而外在式的叙事与人物叙事相结合，使单一事件变得复杂化、立体化、多义化，这是在单纯的“聚焦”基础上添加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声音。如果以电影作比，外在式叙述者的话语如影像之外的“画外音”，与人物叙事话语相结合，兼有评论与描写。故事在内外两个叙述层次中与聚焦相结合，力图还原事物的本质。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很好地体现了叙述者的多重功能，这其中叙述者有叙述，有评论，也有描写。其中非叙述式的评论和描写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情感。比如，小说第一部分中写道：“她不知道这件事是奇怪的。”[1]23外在式叙述者在此用了“奇怪”一词，显然带有评论性质。这也暗示读者这件凶杀案事先张扬的程度——小镇上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即将被杀。从叙事角度唤起读者思索：酿成悲剧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三、“叙述者”与“聚焦者”背后的深层意蕴

(一)聚焦者与叙述者共同构建出的“看客”形象

“我”仿佛重新乘坐时光机回到27年前，记录了从圣地亚哥·纳赛尔被杀的那天早晨开始到他被杀之后小镇居民所看到的景象。通过对多重内在式聚焦点的整合形成一个全新的外在式叙述。小说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我”集“人物叙述者”和“外在式叙述者”于一身，试图找出这场凶杀案的前因后果。“我”没有姓名却又有明确的人物关系，“我”是其中的人物却又力图把控全局。从“我”这一颇具小镇代表性的人物出发可以看出，整个小镇上的人都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冷眼旁观”。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是参与凶杀案的“共犯”却不自知。小镇居民“聚焦”了整个事件发生，他们在叙述过程中，显然把自己当作了无关于此事件的无辜者，但却不知道自己其实就深陷此事件中。这种巧妙构思，恰恰反映了群体的冷漠。

鲁迅先生时常在自己的小说中提到这样一种人，他们麻木、冷漠，嘲笑着处境不如自己的可怜人。我们称其为“看客”。如《祝福》中听祥林嫂讲述悲惨遭遇的鲁镇居民，《孔乙己》中的酒店客人。这些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类人。他们的冷漠正体现在“旁观”二字上，这是群体同情心的丧失。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的小镇居民有着鲁迅笔下“看客”一样的冷漠。看客们的冷漠之下，有着潜藏在“心底”的残酷。这种“残酷”往往表现在自私上。小说中的厨娘维克托利娅·库斯曼早就从讨牛奶喝的女人那里知道了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但是她没有告诉他。厨娘的女儿之后向“我”透露出维克托利娅·库斯曼内心是渴望纳赛尔被杀掉的。小说中提到她曾被圣地亚哥的父亲侮辱过，而且圣地亚哥对她的女儿又存有非分之想。她的心中埋藏着仇恨的种子，使她在某种程度上渴望凶杀案的发生以满足自己的报复心理。厨娘及其女儿冷眼旁观，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这场凶杀案的发生。

同时，冷漠之下的“残酷”还表现在“旁观者”对责任的互相推诿上。当维卡略兄弟在肉店磨刀时，屠夫曾目睹凶手扬言杀人，但在后面的时间里他们却闷声不响，是因为他们相信“总有一个人会通风报信”；神父推诿搪塞牛奶店老板娘的“求救”，是因为他认为“这不是上帝而是政府的事”；镇长答应立刻去过问这件事，但是他却转身走进了社会俱乐部，去定下那天晚上的一场骨牌，而当他从俱乐部出来时圣地亚哥已经被杀死了。[4]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人处在群体中时，对于一个人即将被杀这件事都下意识地表现出与己无关的姿态，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圣地亚哥·纳赛尔的身上，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深渊，甚至他趋近于命运结局的过程还满足了“看客”的心理欲望。

加西亚·马尔克斯采用多重的内在式聚焦方式表现出了这一桩凶杀案的“事先张扬”。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掩藏在“事先张扬”下面的人心冷漠。这与鲁迅笔下的“看客”心理不谋而合。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都深藏着一种内在的、支配表面现象的结构，通过对文化现象的分析可以发现人的思维本质。[5]《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与鲁迅的小说《祝福》等分属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学，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但从中我们看到了同样一种人类心理——冷漠、自私、麻木。两位作家在小说中表现这样的围观人群都是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全面反省和深刻洞察的结果。这其中有文化的批判、人性的拷问。而当两种不同的声音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共同的部分就是“人性”，这是否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那种“人的思维本质”呢？这种“看客”式的冷漠与自私仍出现在现代社会中，每一次出现都使我们不寒而栗。

(二)“聚焦者”与“叙述者”所反映的群体与个体关系

1.群体——群体无意识

马尔克斯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阐明了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所谓的守旧落后的文化精神早已成为一个群体的深层无意识——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心理学家荣格称其为“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典型的群体的社会心理是无处不在的，有时候表现为对于偶发性事件的集体参与，有时候表现为对于必然性事件的集体失语。

从圣地亚哥·纳赛尔、维卡略兄弟俩等小镇居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注定存在于一个确定的群体之中。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他们就会受到群体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一种驱动和规约，这些外力无言地要求他们在特定的某些时候做出“应有”的反应。面对妹妹安赫拉·维卡略被人夺去贞操，并使她在新婚之夜被丈夫退回来这样的情况，群体的力量驱使维卡略兄弟俩为所谓家族荣誉、女性的清白等等去讨回“公道”，而所谓讨回公道的方式就是私自剥夺圣地亚哥的生命。

小说中没有人站出来告诉他们要这么干，而是他们自发选择采取这样的方式。因为这样的方式才符合所有小镇居民所公认的“价值观”，也就是小说中所谈到的“可怕的承诺”。在小说中，维卡略兄弟俩在受到“可怕的承诺”驱使之后就不断地散播他们即将杀死圣地亚哥的消息，他们一方面想要群体看到他们为维护家族尊严所做出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他们又想要借助群体势力来阻止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明白的是，当他们在完成群体赋予他们的“可怕的承诺”的同时，又寄希望于群体给予他们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力量阻止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小说借助“聚焦者”与“叙述者”完整地展现了围观群众如何在冷漠、麻木的目光中一步步把凶手推到“舞台”中央，把被害者圣地亚哥推到“聚光灯”下。而叙述者在叙述的同时间接地、无意识地表现了作者的某些观点和看法，那就是小镇居民没有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他们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背后的无形的推手也许就是我们称之为“文化”、“观念”、“人性”之类的东西。

2.个体——与群体休戚相关

从上述叙事结构可以看出，处于目光聚焦中心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万千小镇居民中的一个个体，而整个小镇上的居民是群体。个体与群体之间休戚相关，个体命运受群体命运的影响，同时，群体命运也是个体命运的集中体现。在小镇居民这一群体中，不只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其他人也在这桩凶杀案中展现着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

如果安赫拉·维卡略结婚当天依旧是处女，那么维卡略兄弟就不会去寻仇，安赫拉也就不会谎称是与圣地亚哥·纳赛尔发生关系，那么纳赛尔就不会被杀，也就不会使小镇上所有人陷入紧张与恐怖的氛围之中。而维卡略兄弟行凶之后就搬离了小镇，其他人也在这次凶杀案之后陷入了各种悲剧中，仿佛中了某种邪恶的“诅咒”，这种“诅咒”不是别的，正是群体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关联影响下的个体宿命。小镇居民不是无辜的，他们都是这场凶杀案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同时他们又在某种程度上沦为这场凶杀案的受害者。曾给三代人接生的小镇接生婆听到凶杀消息时膀胱痉挛，直到去世一直靠导尿排小便；镇长目睹并制造过多场镇压性的大屠杀，但在这件事后迷上了招魂术，并成了素食主义者等等。[4]“我”作为小镇居民的一员，跳脱于整个小镇居民这一群体的氛围而聚焦于小镇居民的聚焦，就是为了找出事件背后的因果。从头到尾，没有“我”对于这一事件的评价，但在叙述中，“我”的评价早已渗透其中。

(三)“聚焦者”与“叙述者”构建出的“他者”形象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说：“他人就是地狱”。他人乃是一个存在的客体，这种客体不同于物，他不但存在着而且还对我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是自由的物体。在他人的“目光下”，他可能把我变成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从他人的目光或他人的地狱中解脱出来只能有两种途径：或者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物，或者使他人做自己的物去操纵他人。

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圣地亚哥·纳赛尔在维卡略兄弟的刀下死去，在众人冷漠的目光中死去。对于圣地亚哥·纳赛尔来说，小镇的其他居民就是所谓的“他人”，而这些他者不仅给他营造了一种类似于“地狱”的恐怖、紧张气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催促着他走向“地狱”。萨特著名的存在主义戏剧《紧闭》中，三个地狱中的鬼魂生活在对方的注视中，每个行动都处于他人目光监控之下，隐喻了现代个体的处境：个体生活日益暴露于公众视线之下，私密空间时常被侵占。小说的“聚焦者”与“叙述者”同样构建出了类似的场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与“你”、“我”、“他”所构成的群体社会一样，对于小镇居民来说，对于圣地亚哥·纳赛尔来说，真正的地狱是“他人投向我们的清醒的目光”。

四、总结

从米克·巴尔的叙述学理论入手，剖析小说在叙述上的巧思，我们看到作者马尔克斯借聚焦者与叙述者共同回顾与追忆了那段充满巧合的悲剧的真正根源。从聚焦者的“看”到叙述者的“说”，让读者随小镇居民共同见证了灵魂备受挣扎与拷问的时刻。在封闭、落后、守旧的社会环境下生活着的群体迫使个体最终走向绝境，沦为看客的小镇居民投射出冷漠的目光，他人成为真正的地狱。在冷静、持重、克制的笔调下是作者对于个体命运无奈与孤独的感慨、对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深思、对民族落后保守的阴暗面的审视。正如马尔克斯在小说中所说的：“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澄清秘密，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何处和给了我们怎样的使命，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1]108

[参考文献]

[1]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M].李德明，蒋宗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席妍.浅析《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的“叙述者”[J].剑南文学，2011(9).

[4]张望.群体的集体失声——论《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群体与个体的关系[J].名作欣赏，2014(27).

[5]闫慧.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主义[J].大众文艺，2010(17).

【责任编辑张琴】

[收稿日期]2016-03-18

[作者简介]赵晓坤(1992-)，女，山西太原人，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

[文章编号]1672-2035(2016)04-0081-05[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Understanding the Profound Meaning behind A Pre-publicity Murder through Narrative Skills Analysis

ZHAO Xiao-kun

(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A Pre-publicity Murder is a novel published in 1981, written by the Colombian writer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It is absurd, bizarre, thought-provoking and full of coincidence. By applying multiple changes of “Focalizor” and “Narrator” and using the technique of “advance publicity”, the writer tried to reproduce the “murder case” that should have been avoided. The calm, cautious and restrained writing style reflects the writer’s helpless and lonely feeling about personal life. The writer also expresses his deep thought of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 in society and his examination of the dark side of conservative style.

Key words:A Pre-publicity Murder; García Márquez; Mick Barr; focalizor; narr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