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曦辉　王卓东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构想

李曦辉王卓东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原来那种依靠简单的“结盟”、凭借互惠互利关系进行贸易的规则正在悄然改变，新的全球利益共享机制正在形成，并逐步改变世界利益格局。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形成新的原则，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协调推进区域共进，应该在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大力支持特定地区经济发展，在国家统筹下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形成内外协调的区际利益格局。

关键词：全球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目前，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支点，中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正在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新的影响，新时代区域经济的发展已经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区域间协调发展，如何在发展的新阶段制定好区域经济的新原则，探索出区域协调共进的路径，协调好区际的利益，对于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一、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时代特征

2015年10月5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泛太平洋国家就TPP达成一致。12个参与国加起来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了40%。美国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企图在WTO的基础之上搞出一个范围有限的国际贸易组织，实现其主导亚太经济的目标；中国则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希望将亚欧大陆及太平洋周边国家都纳入伙伴关系之中，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中，不排斥任何一个国家。这就是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时代，其具有如下特征。

1.从WTO多边合作到“一带一路”包容开放

《萨瑟兰报告》曾指出：WTO被世界各地的政治领导人称之为贸易政策发展的首要工具。中国经过15年的不懈努力后于2001年加入WTO，从此中国经济正式进入了国际主流舞台，实现了更深层次的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市场经济相接轨。在各成员国间享受到最惠国待遇，实现更加自由的贸易往来，从双边合作逐渐变为多边合作，充分利用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健康化可持续化。按照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如果能够按照各自独特的资源禀赋和条件，将资源、劳动、资本发挥出最大的效用，社会生产率和物质财富就会得到极大提高。中国经济正是在这种自由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下，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一带一路”是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期，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阵痛期、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和众多因素的推动下提出的创新型的区域合作模式，是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自由化的重要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与美、欧、俄主导的“丝绸之路”计划或构想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性和包容性，它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为主要阵地，覆盖范围小到周边国家大到世界各地，以多双边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为契合点，以实现各国的繁荣发展为目的，通过全方位、宽层次、多项目的复合式共赢合作，形成了一种以点带面、以线带片、以片成区的大空间、大区域经济繁荣圈。“一带一路”的包容开放将使参与国能够利用更大的国际市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各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2.从发展民族经济到全球利益共享

从过渡时期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总路线，到后来的“赶超”型的工业化战略，再到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中国一直致力于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也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经济发展道路。有关统计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稳步上升，民族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1952年为5.2%，1978年为4.9%，居世界第11位，2003年为15.1%，2014年为16%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发展的民族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为进一步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新时期中国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的趋势和各国产业转移、调整的需求，转变了以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单纯发展自己而忽视他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采取了一种既有利于本国产业升级又有利于他国产业承接，既能增加本国财富又能增加他国财富，同时满足双、多方利益的“全球利益共享”的发展方式。中国以前的那种靠“铁哥们”“好邻居”的不对等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利于双方长远发展的，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全球利益共享机制，把每个国家、地区的利益建立在“相互支持”的原则上，建立在他国利益获取的条件下，通过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共同做大全球利益蛋糕，以本国的发展带动他国的发展，以他国的进步拉动本国的进步，最终实现各个国家经济、财富的共同增长。中国目前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对全球利益共享的积极探索。

3.从制造基地到经济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引进来”战略大力吸引外资，充分利用诸如劳动力成本低廉、制造费用低、市场潜力巨大、政策扶持等比较优势吸引世界制造能力向中国转移，同时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使全球范围内的制造能力逐渐汇集到中国。正如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中所说：中国正在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下，利用自身在劳动力、资源、土地等方面的优势，自动站到了世界级经济链条中的一端，成为世界工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如纺织服装业、工艺品、玩具、简单工业品的组装加工等，世界各地都遍布中国制造的商品。到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内的各种比较优势更加凸显，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也推动了中国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进一步升级，各大跨国企业纷纷将生产制造基地落户中国，飞利浦、西门子、富士康、苹果等企业均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由此开启了中国制造的新时代。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在整个利益链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许多企业开始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创新基地，为中国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价值创新提供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加快了中国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始终处于有利地位。目前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工业大国行列，凭借着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巨大的财富积累以及对世界资源分配和金融货币体系的重大影响，正在完成由制造基地到经济中心的跳跃，不管是在世贸组织还是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合作组织中，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越发显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二、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与支持特定地区经济发展并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坚持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应发挥决定性作用，把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现代经济学理论和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也都证明，政府可以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纠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推进区域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1.市场经济需要最大范围的市场

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从完全依靠政府调控到主要依托市场配置的转变。自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确定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可以看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成为一国经济运行的掌舵之手，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快与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不管是对于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配置的优化，还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都需要将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领域变大，用更大范围的市场来支撑市场体制的良好运行。列宁曾说过“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性，在目前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时代，发展市场经济就需要更大范围的市场来拓展经济的边界，反映全球范围内的供求关系，协调各区域、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在公平、合作、竞争中不仅实现本国与他国在商品、资源上的流通，还要保证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等相关经济资源上的自由流动，以确保经济的长远发展。

2.老少边穷地区经济需要加大扶持力度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中国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有严重的滞后性和封闭性特征，而这些地区大部分是偏远农村，与贫困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往往是重叠的，处于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和薄弱环节。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差、公共服务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完整、工业化水平低、市场化远未普及、经济增长缺乏持久动力、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中国要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各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必须要助力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挖掘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增长的新要素，通过区域规划和战略启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动机”，并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支持力度和扶持范围，坚持精准扶贫和集中连片开发相结合，依靠外部需求和投资，通过产业援助、项目帮扶拉动经济增长，实施资金支持、人才输入、税收优惠等政策，努力构建中心地区的增长极，带动其他地区发展，以此缩小地区差异。否则这些落后地区将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越抛越远，就如同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资本的形成》一书中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一样，不管是从供给方面还是从需求方面，贫困地区的资本形成都有一个恶性循环，致使贫困地区越来越贫困，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中。另外，多年来老少边穷地区以各种形式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农产品的剪刀差到廉价的土地、劳动等要素的供给，本身并未曾享受到市场的公正性，反而是不公平政策的受害者，因此，政府给予的扶持，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历史欠账的稍稍补齐，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市场公正性的需要。

3.发达地区试验区仍需先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众多的问题，经济体制、区域差异、增长机制等问题矛盾凸显，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压力，改革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改革的成本增高、阻力增大、困难重重。在这种背景下率先在发达地区建立试验区作为改革的突破点，是继经济特区之后改革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入。实践证明，这种试点先行、示范带头、以点带面的渐进式改革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实际情况的。国务院办公厅2015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曾指出，要紧紧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选择若干创新成果多、体制基础好、转型走在前、短期能突破的区域，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按照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所采取的试验内容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通过比照国际惯例、周边国家的情况以及试验区的状况给予试验区、示范区特殊的支持和政策，在试验区内进行必要的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产业升级、企业改革等全面的、深层次的探索与突破，在致力于解决本区域内存在的问题的同时兼顾全国的状况，为将来的改革和发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将改革的经验和成果进行复制和推广，通过一个发展极带动多个发展极，为其他区域提供示范，减少改革的弯路。

三、统筹区域规划　缩小区域发展差异

按照市场经济需要最大化市场规模与范围的内在逻辑，我们不但需要统筹发展国内市场，还需要启动国际市场，才能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对于国内市场而言，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政府统筹区域规划，实现区域间的继起性、阶梯式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

1.克服区域行政分割的弊端

中国现在实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各区域之间出现行政分割，从一省到一县，各级政府都处于相对独立状态，在本地区的发展中“各自为政、单兵作战、单打独斗”的现象非常普遍，区域行政的分割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桎梏，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统筹规划，各区域的发展路线和目标缺少沟通与协商，都只顾本区域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没有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各区域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产业布局混乱难以聚集，比较优势难以发挥；二是各区域的经济制度和环境不统一，区域间为了争夺投资项目、投资资金，所采取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各不相同，甚至相互之间进行恶性竞争，投资环境非正常化，而又缺乏统一的监管机构；三是各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自由流动受阻，各地区政府运用行政命令或相关规定人为地破坏市场规则，资源难以达到最优化配置；四是导致各类市场分割，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得不到健全，资本市场发展缓慢，各个产业的原材料市场、销售市场等处于封闭状态。要想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克服行政分割的弊端，通过政府之间的统筹规划和协作建立合理的发展路径和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打破这种经济壁垒，在区域行政一体化的推动下逐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2.地方政府专注自身发展问题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地方政府一直扮演着多种角色，它们是改革的推动者，地方经济发展的组织者，也是国际分工体系的参与者，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在分权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变大，拥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各地政府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并赶超GDP，相互之间进行“明争暗斗”，甚至在牺牲其他地区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第一，由于政府合作的交易成本过高，各自都不愿意让渡自己的资源使用权，加之缺乏必要的利益补偿机制，导致处于劣势中的区域不愿维持彼此的合作，这样又进一步推动各自封闭式的发展。第二，各区域在发展过程中都实施了必要的地方保护，从有限理性人考虑出发，只求在短期内取得最大局部利益，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并且忽视了相邻区域产业发展状况，在产业结构上无法形成互补，在产业转移上无法实现顺利升级。第三，地方政府凭借一些优惠政策争相吸引外资、拉项目，甚至违反了基本的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双方在博弈中陷入了“囚徒困境”，造成了资源的隐性流失，给未来的发展带来隐患。第四，专注自身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公共事业的建设与环境的治理，区域临界处成为“无人管”的地带，基础设施落后，各地都想攫取利益搭环境治理的便车，比如北京的雾霾天气有很大一部分是河北污染造成的。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不可持续、不科学的发展方式，不利于自身未来的发展，也阻碍了区域间的协调共进，是一种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下的整体利益最小化的表现。

3.统筹提高区域间的协调程度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国家要统筹提高区域间的协调程度，消除区域间的各种壁垒，克服行政分割的弊端，解决地方政府专注自身发展等问题，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一，国家要从战略发展的角度统筹区域间的发展规划，结合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及实际状况，制定导向性的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同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确保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建立健全区域间的各类大市场，保证资本、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第二，加快区域行政一体化改革，减少政府之间合作的交易成本，实施利益补偿机制，保证各方都能在公平的原则下取得利益，另外加快建立政府牵头、市场主导的正式的区域合作组织和监管机构，避免非正式组织的随意性，增加区域间的合作交流，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各类损失。第三，制定区域间的产业发展规划，利用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合理安排产业结构，推动区域间实现产业转移和升级，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第四，通过国家协调、地区协商共同完善区域之间的基础设施，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区域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保障。对于区域间环境治理等问题，双方都应该消除“负外部性”，可以采取转移支付或者治污补偿的方式共同解决。

四、协调区际利益　实现可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学理论早就证明市场也有失灵之处，更何况是环境、政策、发展基础相差甚大的中国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失灵问题在所难免，为此，中央政府应大力进行区际之间的利益协调，以实现区域间协调可持续发展。

1.权衡国家比较优势与地区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最先是应用到国际贸易中的，指的是每个国家都选择自己最有优势的产品进行交易，获得最大利益。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每个地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禀赋不同，所具有的某方面的能力占有相对优势，其核心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从事最擅长的事情，从而产生竞争力。一个国家有比较优势，一个地区也有比较优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并不是由某一单方面进行操控，而是要权衡各自的比较优势，国家有比较优势的地方由国家来做，地区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国家不要越俎代庖、事事包办，这样就可以集聚各方面最优质的能力，合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般来说，在编制跨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区域内整体发展规划、协调区际利益等重大事件上由国家制定要比地区制定好，能国家制定就不要地区制定。因为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上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能够组织全国最优秀的队伍来帮助地区做规划，所做出决策的质量和战略高度是某个地区难以比拟的。比如最新提出的“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是国家比较优势的具体表现。同时，一些区域内小规划、小战略就要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地区在对区情了解的细致程度上、产业布局上、操作执行上、效果反馈上等要比国家具有比较优势，更具有针对性。

2.实现福利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福利最大化

根据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要消除贫困实现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最大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总量越大，国民的经济福利也越大；二是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情况，越是均等化，国民福利也就越大。其中国民收入增加是国民福利增加的最直接因素，按照庇古的推论，要想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就必须提高社会生产率、增强生产能力，从而增加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总产品量。而这又需要各种资源、生产要素以自由流动实现在各部门的最优化配置为支撑，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生产中。庇古虽然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好方式，但也同时强调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它能够消除市场产生的负效应，提高社会公平度。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庇古认为“一般来说能增加国民所得而不损害穷人绝对份额的任何事情，或者说能增加穷人绝对份额而不损害国民所得的任何事情必然增加经济福利。”穷人所得是关乎社会福利增减的，因此必须关注贫困，调节失衡的收入分配，将富人的财富转移给穷人，缩小差距，增加社会福利。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富人随着收入的增加，其边际收入效应是递减的，如果将财富转移给穷人，则可以迅速增加穷人对各类产品的需求，直至实现财富的均等化，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所以庇古主张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比如向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给穷人各种形式的补偿来均化收入。而如果按照新福利经济学对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理解，当达到帕累托最优时，任何重新改变资源的配置方法已经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一人的处境变坏的情况下使其他人的处境更好，就意味着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值。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达到了理想的公平与效率状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按照福利经济学，应该促进区域共进、协调发展，特别是要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

3.协调区际利益格局

中国区域发展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不断增强，区域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区际利益关系已成为区域发展不可回避的内容。目前，区际利益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国家整体区域战略决定区际利益关系，因此要正确处理国家统筹区域空间布局和建立合理的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的关系，协调好区际利益格局。国家整体区域空间布局，特别是产业布局，是依据各个地方的水土环境、自然状况、资源禀赋、开发潜力等进行统筹的，要符合全国一盘棋的需要充分发挥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各区域不能各行其是，独自安排。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而从地区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公平的。范恒山曾以粮食种植例证，国家把东北地区、河南等作为粮食基地，需要维护粮食基地的稳定，就要保证种粮食的地方不能“种机器”，而这些以粮食生产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地区和以生产制造、加工服务为主的广东等发达地区相比，显然粮食没有那么高的附加值，他们就要试图改变这种比较优势，实现同等的现代化发展。在这种区际利益关系下，国家必须要改变区际利益格局，使各区域按照国家要求进行布局的同时能够同走现代化道路，实现共同富裕。第一，国家要健全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相关资源、农产品等价格形成和补偿机制，在经济收入上赋予这些区域坚实的国家保障、法律保障；第二，实施跨区域的市场主导的生态补偿机制，引导毗邻地区、上下游地区对相关利益进行分享，形成良性互动；第三，有序促进区际产业转移、承接，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引导跨区域投资，加快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第四，推进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利益不均衡地区采取国家转移支付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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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锐）

The Idea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Li Xihui Wang Zhuodong

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he original trade rules relying on the simple“alliance”and the mutual benefit relationship are changing, and the new global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is forming, and changing the world interests pattern. In the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a new principle and development mode to realize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pport the specific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market mechanism playing a decisive role, so as to narrow the differe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form a patter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of inter-regional interests.

Key Words:Global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王卓东，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6）01—0024—06

收稿日期：2015—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