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倩文+朱容成+边于晴+冯涛+计东亚

[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不再拘泥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给经济带来的影响，而是更加深入地发现并研究到信任也是影响国家或区域经济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将总结经验，运用国际主流实证分析方法，着重研究信任水平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此次区域经济对象是我国浙江与河南地区的地级市统计数据，借助于区域私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区域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以及区域总产值为信任的作用因素来分析，结果发现信任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信任；区域经济；工业总产值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3.030

自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学术界就对社会资本展开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其中，信任被人认为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资本，它会带动社会的福利水平，提高工人的积极性从而带动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区域经济总实力。其中，著名学者Fukuyama认为信任结构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是因为人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会不自觉地遵守这非正式契约，一个社会长期既定下来的社会规范，这样交易的成本会大大降低，经济活动会正常并加快进行。Fukuyama还将社会划分为两种信任机构：高信任度社会和低信任度社会。社会的信任度高低将直接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获得和市场交易关系，也影响人们对政策变量的评价，导致经济政策效果的弱化。

中国仍属于信任度社会，正处于社会信任问题的高发展阶段，事物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自然有许多并发症，而我国正在面临“信任危机”的窘境。这种窘境的造成是必然的，因此在任何方面我们都需要这种非正式的契约来影响我们的思维。我国社会信任度缺失严重，如今电商事业如日中天，可是谁又来拍着胸脯保证看不见的物品的质量，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假货，特别是烟酒行业贩假售假的现象更为严重，思维惯性的国人认为买到假货理所当然，曾经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国制造”标签都在无意识地向公众传递产品的盗版和假货的信息。这种现象的存在如若不治理，将会膨胀放大最终严重阻碍交易的正常进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

因此，研究分析我国的社会信任基础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迫在眉睫。本文将总结经验，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及我国浙江与河南地区的地级市统计数据，将信任作用于区域经济，完成信任如何对经济造成影响。

1 研究现状评述及假设

1.1 关于社会信任基础的研究

韦伯、杜尔凯姆等社会学家在早期对信任的定义以对及信任的分类有过研究，但他们都没有明确定义“信任”的概念。德国社会学家尼科拉斯·卢曼认为广义上的信任是一个人对社会生活的期望的信心。而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信任程度直接影响企业规模，影响企业规模继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和国外研究相比，我国学者对信任的研究稍微落后于国外研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不再局限于“诚信”层面。而是从社会角度开始看待信任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到了2000年以后，我国的张维迎学者开始渐渐向信任对经济是否产生经济效果的方向研究，并得到一些相应的结论，但是我国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仍尚有不足。

1.2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为寻找出带动经济发展的因素，为了找出因素所在，学者们乐此不疲。首先索洛发现扩展传统生产函数形，再后来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物质资本越来越具有普适性，Putnam（1993）就发现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另外Fukuyama（1995）也发现社会资本影响经济的发展。

然而，什么是社会资本，学术界对此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标准去界定它。不同的学科对社会资本都进行了不同的概念界定。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带动整个社会变得更好。Putnam（1993）认为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密不可分，它反映了社会组织的一些特征。之后又有不少学者提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大多数都认同Putnam的观点。

1.3 信任基础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其他明显的因素。有些学者通过分析研究认为交易成本的降低会促进信任对经济的增长。阿罗认为信任的作用远不止能够降低交易的成本，而且还能够促进对经济的增长。罗纳德·哈里·科斯通过研究发现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高信任度会降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继而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诺斯指出在重复博弈模型中人们会为了追求各自的长期利益而与对方彼此间建立起相互信任。除此之外，信任会让人产生信任感，避免产生其他由于合作的成本。达斯古普塔指出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信任因素常常会被忽略，但是信任是交易的核心，反复的博弈与博弈的经历有可能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

信任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是要约束交易主体的行为、降低交易的成本。李杨（2005）认为信任作为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部分，积极地作用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提高。除此之外，信任水平高还能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与经济活动，或多或少地促进经济增长。Putnam（1993）首先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他通过找到两者之间的纽带因子推断出社会资本影响经济效益是通过协调的行动来实现的。另外Knack和Keefer（1997）发现信任是正向作用于经济增长和投资率，他还发现在初始水平较低的国家信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更大。福山（1998）认为信任不仅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认为社会可以决定经济的效率。

1.4 提出假设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我们认为，在我国供给侧改革新的大环境下，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会受信任水平的影响这一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根据前人们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假设，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即假设信任与区域GDP总量呈正相关关系；其次，对于经济指标，本文采用私有企业产值和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来衡量，假定影响都是正向的。在此基础上，特提出以下假设：

第三种是农用土地综合整治模式。这种土地整治模式依赖于土地整治项目，接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推动力，结合部分未利用地开发、地块合并、土地平整、灌溉排水系统修建、田间道路整治等实施方法，加强对于现存的土地区域进行高效率的开发和利用，保护耕地的保有量，提高现代化农业水平，引入大型农业机械，推广大面积的农业生产，优化农业生产的产业结构，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种土地整治模式最适用于农村耕地较为集中的区域。

第四种是土地的生态整治模式。这种土地的整治模式是以保护和修复为主，通过生物技术实现农村生态的平衡修护，在提高农村自然生态平衡水平的同时，建设起完善的农村生态系统，提高当地土壤和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质量，减少人为的破坏，维护好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建设起农村发展的大型绿色生态系统，提高土地的价值和长期发展能力。这种土地整治模式主要应用于生态环境已经受到破坏，需要尽快修复的区域。

实际上为了能够实现城乡规划发展的协调统一，需要考虑诸多因素的影响，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分析时需要充分调研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的自然资源、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背景等差异，平衡当地特色选择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土地整治模式，对于有需要的还应该进行不同模式的组合，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实现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也只有通过土地整治的成功，才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也是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除了采取了不同的土地整治模式以外，还有一项需要充分考虑的问题就是相应的土地政策，土地政策作为土地整治工作的重要保障措施十分重要。下面将对土地整治模式对应的政策选择进行简要的分析。

3.2 土地整治政策

根据前文描述的土地整治模式可以将土地整治政策相应分为四种，即城市土地整治模式的政策保障、农村建设用地综合整治模式的政策保障、农用土地综合整治模式的政策保障和土地的生态整治模式的政策保障。

第一种城市土地整治政策依赖于政府部门的指导开展土地整治活动，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作为宏观指导部门，需要对涉及的各个行政部门进行合理分工和协调，推进整个城市土地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其一，需要完善科学的土地规划内容，保障城市土地整治的相关规划内容与城市规划能够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其二，坚持对城市用地结构和经济布局的科学性准则，对于土地整治工作不能过于急躁；其三，应该积极践行城市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其四，扩展土地整治工作的经济来源，形成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其五，针对城市的地籍管理建立起科学可行的城市土地估价体系；其六，协调好居民迁移安置工作，做好对于征用土地的补偿工作；其七，注重城市中绿化用地的规划，保护城市中的生态环境；其八，做好对于土地整治工作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编写工作，政府部门需要予以严格监督；其九，充分赋予人民对土地整治工作的监督权力，开通意见反馈渠道，多重监督，实现土地整治工作的干净透明；其十，重视对于土地整治工作的后续维护。

第二种是针对农村建设用地综合整治模式的政策保障，也根据土地整治模式的不同分为两种政策保障措施。首先是城市近郊农村建设用地综合整治的政策保障，政策保障的重点就是考虑城市的快速扩张对于近郊产生的影响。一是通过对城乡发展的统筹，确定具体的规划并严格执行，避免城市的过度发展；二是尊重当地农民的普遍意愿，给大家发声的权利和渠道；三是给出合理充分的土地补偿标准，保护当地农民的既得利益；四是为失地农民做好就业服务，可以通过开展培训和提供就业机会等方式促进当地居民的再就业；五是加大对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和配套设施；六是改善户籍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七是加快推动农用地流转，扶持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八是建立清晰的土地产权划分，合理分配土地收益。另一种城市远郊农村建设用地综合整治的政策保障则依据农村目前的土地使用情况，明确城乡发展规划作为土地整治的依据，根据当地特点确定实施方案，参与的基层人员分工协作，做好农民的思想教育工作，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做好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

第三种是关于农用土地综合整治模式的政策保障，为了保障农田土地综合整治模式的推进，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惠民政策推动农业现代化在当地的推广，加快当地农田使用率的提高，清晰产权划分原则，规范进行农用土地的整治工作，合理分配土地整治后的收益。

第四种是土地生态整治模式的政策保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土地实现其经济价值的同时，不会威胁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以推广和提倡生态农业的形式为主，加大对生态农业的资金投入，注重当地的生态补偿机制，积极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形成一套比较科学的土地整治生态评价体系，加快生态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保护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4 完善我国土地供给制度的建议

目前，我国土地供给制度已经实施多年，但现阶段的供给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此提出以下三点完善我国土地供给制度的建议。

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在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城镇低收入者和农民始终处在政策的受损者行列，所以我国土地供给制度更适用的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即在很长时间以后，当前的土地供给制度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能够为社会、国家带来效益，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在制度执行期间可能存在个别人的经济利益受损的情况，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共同进步，所有人的经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所以在此建议土地供给制度应当与其他相关制度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整合完善：涉及土地所有权的界定、对土地使用权和土地建设权等进行整合，制定出合理的科学的土地产权管理制度，使土地能够按照市场规律进行高效的使用；使土地供给制度与房地产相关产业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相关政策有机结合，增强互补性；认真规划土地使用方针，合理计划与开发土地，建立健全相关土地供给制度，认认真真引导土地的健康高效使用。

第二，政府根据实际需求调整现阶段土地房屋政策限价等政策，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要符合市场规律，不能够为了完成降低房价的任务而盲目地采取强制手段压低商品房的低价及房价，这严重破坏了房地产正常的市场机制。目前一些城市为了改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先后出台了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相关政策，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得出，排队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人群非常庞大，现有的房屋供求量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而政府又不得不为如何分配这些房屋而花费大量精力。

第三，放权于市场经济，政府退出对土地供给制度的直接干预，采取间接监管的方式，让土地供给在市场经济下健康发展，政府不再直接起决定作用。

5 结 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土地整治工作是我国目前开展城乡规划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实现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基础内容，在践行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地理因素和经济发展背景来选择适合当地的土地整治模式，以及相适应的政策助力，完善的土地供给侧改革将更大范围地加快土地整治效果，保证我国城乡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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