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一战”后到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是西方人来华旅行或旅居的黄金时期。笔者曾经调查了1919—1939年间来华英国人的游记，据不完整统计有七十余部，其中大部分人的足迹都踏进了北京。在此期间，先后来京的西方文化名人有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杜威（John Dewey，1859—1952）、门罗（Paul Monroe，1869—1947）、理查兹（I.A.Richards，1893—1979）、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等人。本文拟重点讲述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艾克敦（Harold Acton，1904—1994），其牛津同窗与挚友奎奈尔（Peter Quennell，1905—1993）、拜伦（Robert Byron，1905—1941）、希特维尔 (Osbert Sitwell，1892—1969)也在同一时期先后来华来京，并分别写有《从东京到北京走马观花》（A Superficial Journey Through Tokyo and Peking, 1932), 《从俄国到西藏》（From Russia to Tibet, 1933), 《跟我逃离！》（Escape with Me!1939)。艾克敦是其中对北京或者说中国文化最念念不忘，或者说最热爱的，其中国之旅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回忆录《一位爱美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an Aesthete, 1948)、一本专门描写西方人在北京生活的小说《牡丹与小马驹》（Peonies and Ponies, 1941），大量的信件手稿（目前藏在耶鲁大学），以及四部中国文学作品的译著。

1932年1月，艾克敦开始了其东方之旅。他从巴黎出发，途径美国东西海岸各地与夏威夷，而后前往日本。由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嚣张，同时他对日本文化评价不高，兴趣不大，故稍事停留参观古迹、欣赏古典艺术后，便途经朝鲜来到中国。①Harold Acton, Memoirs of an Aesthete.London: Faber Finds, 2008, p.255。该作品引文的页码此后将在正文引文后的括弧里直接注明。本文的英文引文均为笔者所译。作者在回忆录中直言，是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的《源氏物语》与“能剧”译本激发了其对日本文化的兴趣，然而“在日本军队威胁中国之时，我除了领略其历史文化古迹外无意多看日本。其现状让我厌烦。我完全站在中国一边：日本人是挑衅的渊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