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一些人习惯性地认为，中国的汉语史就应该由中国学者利用中国的汉语文献来研究，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你想想看，中国人嘴里说的是汉语，中国人用自己的汉字记录了自己的语言，久而久之，就成了中国自己的汉语文献。当然人们也相信，只有中国人才能凭语感最准确地理解中国汉语文献，不用自己国家的汉语文献研究汉语，难道还需要用别国的文献研究汉语吗?

按照这个思维模式，研究先秦汉语语法、词汇、语义、文字、语音历史，一定要由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文献《诗经》《左传》《楚辞》等，抑或是《尚书》《周易》《仪礼》等儒经也可以，反正都是中国学者考订的结果，不是伪书就行。所能利用的工具书，最好不要超出中国《尔雅》《说文解字》《经典释文》《广韵》，抑或是《康熙字典》的范围。经学是关注的中心，中国一切人文学术都围绕着经学转，读经、解经才是正统的学问，传统小学当然也不例外。清代文人惧怕惹上了“文字狱”大祸，解经则更为小心，不敢离开故纸堆半步，钻进故纸堆搞考据，那就是等于“性命”上了保险锁，进了保险箱。

清末“西学东渐”，如此则“维新变法”迫在眉睫，洋学似乎派上了用场，但也只能按张之洞在《劝学篇》所设定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章法去做。汉语研究也是如此，很难走出这个思维定势。比如章太炎用汉字构拟古音韵部的音值，《成均图》用汉字来表述“音转”关系，都是“西学为用”的典范。就连“音值”这个洋玩意儿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得换成中国文字的面皮，不然就会被安上个“离经叛道”的罪名，很难混迹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