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国兴

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在其191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描述了清代的“贡赋”制度和对外交往中的朝贡礼仪制度。他认为“贡赋”是中国早期朝代税赋的主要形式，是亚洲式政府（Asiatic government）的一个固有特点。贡物以实物，特别是粮食为主，太平天国之后，一些省份也可采取折现的办法纳贡，但是原来运送贡粮的船只费用依然摊派如故，反映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财政上的政治保守主义。他依据《大清会典》对清代的朝贡国进行了列举：周边定期朝贡的国家，南掌（Laos，即老挝）、缅甸十年一次，苏禄（Sulu）五年一次，朝鲜四年一次，暹罗（Siam）三年一次，琉球（Loochow）三年两次，安南（Annam）两年一次；其他欧洲国家如荷兰、葡萄牙、意大利、英国等国则不定期派来使节。他认为这些抱着开拓贸易想法的欧洲使节在华的屡次失败，源于中国人的朝贡礼仪观念，“这些使臣前来是为了朝贺和进贡的，其责任是接受命令而不是谈判订约的”。①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 London: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pp.31-33, 50, 43.在这里，马士显然将朝贡制度作为一种保守、落后的对外关系制度，认为它妨碍了条约制度的推行，并必然为后者所取代。但他并没有从更深层次上阐明清代对外关系中朝贡制度保守、落后的原因，也没有看到这种制度与国内贡赋制度的内在联系，因而他所做的只能算是一种粗略的研究。

在欧美学界，第一个对中国朝贡制度进行深入剖析和系统化研究的当属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费正清是从外交史研究进入中国学的，他继承并发扬了马士有关朝贡制度的研究。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