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龙



毛泽东与新中国纪念活动的谋划*

陈金龙**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通过审批纪念方案、审阅纪念文稿、发表纪念文章或发送纪念电文、出席纪念活动，谋划实施了系列纪念活动。毛泽东借助纪念活动表达政治主张、整合各方力量、协调国家关系，彰显了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透过纪念活动，可以看出毛泽东尊重历史的态度、保留历史记忆的方法、彰显历史价值的路径。

【关键词】毛泽东；新中国；纪念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重要节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毛泽东参与了新中国纪念活动的谋划，使纪念活动的功能得到了充分显现，成为表征毛泽东历史意识的重要窗口。

一、谋划新中国纪念活动的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面临治国理政的繁重任务，诸多要事需要拍板、定夺，但对于纪念活动的谋划，毛泽东给予了足够关注。除审批纪念方案、审阅纪念文稿、发表纪念文章或发送纪念电文外，还出席了部分纪念活动。

1.审批纪念方案。新中国纪念活动，有周密部署和安排，对于其中重要纪念活动的实施方案，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作出批示。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1950年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口号，1951年改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发布口号。1953年4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时，批示“请考虑提交政协常委会(可扩大些，多邀几个人)通过，用政协全国委员会名义发表”。17日，毛泽东再次审阅这一口号时，批示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政协会谈此件时，应邀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及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先谈一下，或在一起谈也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84页。如此，明确了五一口号的讨论方式、发布方式。20日，这一口号经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48次会议通过，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共55条。“文化大革命”时期，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尚未中止。1974年4月20日，毛泽东圈阅了周恩来报送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安排的报告。报告说：“五一”期间，除主席、康生、伯承外，其他23名政治局成员一律参加所在地游园庆祝活动，并发新闻报道。*《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30页。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对五一纪念方案的关注。从5月2日《人民日报》的报道来看，中央政治局成员分别在北京、沈阳、南宁、广州、太原、西安、乌鲁木齐参加了五一庆祝活动。

毛泽东最为重视的纪念活动首推国庆纪念，其中部分纪念方案经过毛泽东审阅或圈阅。1956年6月13日，中央军委就国庆阅兵问题请示毛泽东并中央。报告提出，国庆由谁阅兵，军委会议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从当年起由各元帅轮流担任，一是仍由国防部长担任，究应如何，请中央确定。报告还提出，近年来，国庆节阅兵所发布的命令内容大体相同，今年阅兵时拟不发布命令，是否可以，请中央决定。7月13日，毛泽东作出批示：“仍由国防部长阅兵，并照旧发布命令，不要改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1页。依据这一批示，10月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陪同下冒雨检阅部队，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1969年8月31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等报送的《参加第二十周年国庆观礼的国内代表选派方案》，方案提出邀请全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优秀代表一万人来京参加国庆观礼。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一方案。*《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65页。1950—1970年的国庆纪念，均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群众游行、焰火晚会，1950—1959年的国庆纪念，还举行了阅兵式。九一三事件后，国庆纪念形式有所改变。1971年9月26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向群众解释当年不举行国庆游行的材料，决定当年国庆节不举行游行，也不放焰火，而改为各种形式的分散庆祝活动。1974年9月27日，毛泽东圈阅王洪文报送的《参加一九七四年国庆节招待会并拟见报的名单(草案)》和《参加一九七四年国庆节联欢活动并拟见报的名单(草案)》。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两千多人的名单时，毛泽东想起萧华、侯宝林、刘志坚等人，提出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里去，还询问商震*商震，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辞职留居日本。1974年9月19日至10月23日曾回中国大陆参观访问。是否已列入名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47—548页。可见，毛泽东对国庆纪念口号、纪念方式、参加纪念活动的人选都用心斟酌，对纪念方案的定夺持十分审慎的态度。

2.审阅纪念文稿。发布纪念口号，《人民日报》等媒体发表纪念社论、文章，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纪念讲话，是新中国纪念活动的重要形式，其中部分纪念文稿经毛泽东审阅之后才发布或发表。1950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由胡乔木起草，经刘少奇修改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第24条(最后公布时为第28条)改为“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准备一切可能条件，配合人民解放军的适时进军，解放自己，完成统一！”并批示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及乔木、陆定一、陈伯达、李立三、聂、薄，星期三讨论。”*《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2页。这一口号后增至38条，于4月26日发布，《人民日报》次日刊登。1952年4月2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维汉、王稼祥开会，讨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同上，第549页。这一口号最后定稿为58条，4月28日，《人民日报》公布这一口号。1953年4月17日，毛泽东在审阅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时，加写了三条：“向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致敬！”“男女盐民及盐业工人们，为提高盐的质量而努力！”“男女船民们，为水运畅通发展城乡物资交流而努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85页。这些口号表达了毛泽东对先烈的缅怀、对军人的敬仰与对民生问题、经济发展的关注。对于国庆纪念发表的口号，毛泽东同样十分重视。1953年9月21日晩，毛泽东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内容之一是批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口号，并委托胡乔木加以修改，提交政协常委会讨论后，送中央审阅。1954年9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研究国庆五周年口号等问题。1966年9月10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陶铸将中共中央关于1966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标语、口号的通知稿送毛泽东审阅。通知稿除提出国庆节挂像、抬像的三条规定外，还列举了标语60条、口号40条，共100条。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口号作了大幅删减，并批示陶铸：“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谁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经四次修改、删减，这次国庆口号最后定稿为25条。

对于《人民日报》或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纪念活动发表的社论稿或重要理论文章，毛泽东在审阅时，或给出具体修改意见，或亲自作出修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逢国庆发表社论，已成为一种惯例。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报送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63页。9月29日，毛泽东再次审阅这一社论稿时，加写了表达中苏关系的话语，并要求30日广播，10月1日在北京及全国见报。当中苏两党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和冲突后，毛泽东力图借助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态度，因而十分重视相关文稿的撰写。1960年4月10日，毛泽东就胡乔木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文章致信胡乔木，提出第五部分需要修改，认为这一部分篇幅太长、问题太多、费话太多、结尾无力，要求重新撰写。*《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71页。20日晚，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再次讨论这篇文章，4月22日以《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为题在《人民日报》发表。同年4月中旬，毛泽东三次审阅陈伯达为《红旗》杂志编辑部起草的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在审阅时，毛泽东写下了一些批注，如“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和平、战争，要有两手”。*《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76页。这篇文章在4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0年第8期发表，4月20日在《人民日报》刊登。

“文化大革命”时期，往往借助纪念活动发表社论或理论文章，以引起全党全社会的关注，推动理论观点的社会传播。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这一时期经毛泽东审阅的两报一刊社论稿包括：国庆18周年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1967年)、建党47周年社论稿《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1968年)、建党49周年社论稿《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1970年)、建党50周年社论稿《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1971年)、国庆23周年社论稿《夺取新的胜利》(1972年)。这一时期经毛泽东审阅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包括：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967年)、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1970年)、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1971年)。这些社论和编辑部文章，对于“左”倾理论的系统化、社会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纪念仪式上的讲话，也有毛泽东审阅的记录。比如，1950年4月29日刘少奇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均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在对刘少奇的讲话稿作出修改后，毛泽东还致信刘少奇说明修改情况，如“不要说‘今年是困难的最后一年’，因今后几年内都会有困难，而且仍将是相当严重的困难，不过将一年一年地减少罢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19页。。毛泽东还提议刘少奇讲话后即刻付排，送清样给他再看一次，然后发表。1953年9月26日，毛泽东在审阅朱德国庆阅兵命令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我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友谊，亦已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我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亦正在一天一天地发展着。这一切都证明，在国际上我们不是孤立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37页。这段话表明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改善和国际地位的提升。1961年6月下旬，毛泽东对刘少奇准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进行了多处修改，使表述更为科学、更为理性。如讲话稿说在中国“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将“相当长的时间”改为“一个很长的时间”；将“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改为“则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608页。这一修改，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艰巨性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复杂性的判断，更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3.发表纪念文章或发送纪念电文。毛泽东不仅审阅纪念文稿，而且自己撰写文章表达纪念之情。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于孙中山在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成为纪念孙中山、评价孙中山的重要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逢十月革命纪念，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致电苏联领导人，祝贺苏联在经济建设、维护国际和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诠释中苏友好的重要意义。比如，1951年11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祝贺十月革命34周年，认为苏联的建设成就“使全世界劳动人民获得了为光明的未来而奋斗的无限勇气”，苏联的和平政策“团结了全世界的和平人类，使他们相信和平可以战胜战争”，中苏友谊是“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必然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95—496页。1952年11月3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祝贺十月革命35周年，认为苏联建设成就给“即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劳动人民以新的、强有力的鼓舞”，苏联维护与巩固国际和平的成就“增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保卫和平制止战争的信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605页。1950—1965年，除1957年毛泽东率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不再发送贺电外，毛泽东为十月革命纪念发送的电文达15封之多。

抗日战争初期和中期，苏联在政治、道义、外交、物资和人力上给中国抗战以支持，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抗日战争后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加速了日本的败降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1951—1954年，逢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鸣谢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比如，1951年9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并且认为，中苏关于共同防止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巩固同盟，“使中国人民在反对远东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无限鼓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35页。1952年9月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肯定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苏联军队歼灭日本关东军，“帮助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同时，苏联在中国经济恢复与建设过程中给予的兄弟般帮助“使中国人民的力量获得迅速的巩固与壮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531页。这些电文既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也有利于中苏“蜜月期”关系的维持。

4.出席纪念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出席次数最多的纪念活动应为国庆纪念。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1950—1970年的10月1日上午，毛泽东连续21次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1950—1960年、1970年)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此外，毛泽东还出席了部分国庆宴会、招待会、晚会。比如，1952年9月30日晚，毛泽东在国庆宴会上致词：“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到来了！过去的一年，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际的和平，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我希望在今后的一年我们能做更多的工作。”*同上，第572页。1964年10月6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举办的晚会，同驻京陆海空军、人民公安部队官兵八千多人一起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毛泽东出席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也较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1950—1971年，毛泽东15次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或焰火晚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观看群众联欢。此外，196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津市中心广场出席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在外地参加五一纪念活动。建党纪念以文字纪念为主，集会纪念相对较少。1951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毛泽东出席这次纪念活动；1955年7月1日，北京市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4周年游园晚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毛泽东出席这次纪念晚会。1961年6月30日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会后观看文艺演出。除重要节日纪念外，毛泽东还出席了重要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1956年11月11日，毛泽东为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题写“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并和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何香凝等，出席了在政协礼堂举行的纪念大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页。毛泽东出席纪念活动，提升了纪念规格，扩大了纪念的社会影响。

审批纪念方案、审阅纪念文稿、发表纪念文章或发送纪念电文、出席纪念活动，是毛泽东谋划新中国纪念活动的主要方式。其中，既有宏观上的设计，也有微观上的把关。

二、彰显新中国纪念活动的功能

纪念活动有其独特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借助纪念活动表达政治主张、整合各方力量、协调国家关系，使纪念活动的功能得到充分表达和显现。

1.表达政治主张。纪念活动有聚焦功能，能引起媒体和全社会的关注，借助纪念活动表达政治主张，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因此，历年五一纪念、建党纪念、国庆纪念，成为中国共产党表达政治主张、实施政治动员的重要节点。

借助纪念活动定位新中国的发展目标。发展目标具有引领、激励作用，是进行政治动员不可缺少的内容。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毛泽东提出，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41、242页。这一定位既勾勒了中国的发展目标、发展前景，也表达了毛泽东作为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盛大招待会。他在讲话中说：“我们的祖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是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32页。这一定位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发展的预期，包含政治动员的意蕴。

借助纪念活动明确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在将这些任务向全社会公布的过程中，毛泽东借助和利用了纪念活动这一平台。1953年，经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的国庆四周年口号共65条，其中第26条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努力，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而奋斗，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渐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69页。借助国庆纪念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有助于全社会明了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的传播策略。

借助纪念活动动员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有赖人民的力量，需要动员各群体、各阶层参与。1950年5月，毛泽东为《北大周刊》纪念“五四”题词：“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149页。这一题词表达了毛泽东动员全体青年建设新中国的愿望。工人阶级是生产的主体，也是技术革新的主要力量。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与上海市的先进生产者、老工人和技术人员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指出：工人要有革命骨气，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战胜困难，勇往直前。*《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82页。这是激励工人参与技术革新、攻克技术难关的动员。

借助纪念活动表达表达外交方针。新中国纪念活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共鸣，是表达外交方针、外交立场的有利时机。1963年9月30日，毛泽东审阅修改周恩来在当天晚上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时，加写了两段话：“我们坚决相信，目前的分歧，总有一天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正确解决的。”“我们向全世界一切愿意同我们建立和加强友好关系的国家、政府、党派、团体和个人，表示敬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0页。这里表达了社会主义阵营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回敬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也是外交上应有的礼节。1964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彭真国庆15周年典礼上的讲话稿时明确表示：“对外国，永远不要大国沙文主义，一定要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一定要平等相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5页。这里明示了中国的外交方针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2.整合各方力量。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凝聚社会共识，整合各方力量。毛泽东注意利用新中国纪念活动，团结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55万人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轻则降职降薪、留用察看，重则送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学籍或党籍、团籍。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向刘少奇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他提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45000人左右的帽子，即10%，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28页。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3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0—111页。至年底，中央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共142人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黄琪翔、费孝通、叶恭绰、林汉达、潘光旦、浦熙修等名列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人民日报》1959年12月5日第1版。，各地也相继摘掉了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文化大革命”中，不少知识分子受到冲击甚至受到迫害。1974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4500多人参加的盛大国庆招待会，经毛泽东圈阅出席招待会的全国各条战线代表、各部门负责人、各方面人士的名单中，许多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到冲击的人，包括不少知识分子。1975年9月30日，邓小平以周恩来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4000多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知识分子出席招待会。国庆节之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编印的《政工简报》第3l期，登载了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内称：学部有21人出席了邓小平副总理主持的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国庆26周年招待会，他们听了邓小平副总理的祝酒词，看到一片朝气蓬勃、团结胜利的景象，非常兴奋。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何其芳说：“出席这次盛会，深切感到党对于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有所改正的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鼓励。”文学所研究员俞平伯说：“这回被邀请参加国宴，还把我的名字登在报纸上，那就意味着我已经解放了。”经济所原副所长严中平说：“参加这次招待会，说明党认真贯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将这个简报呈送给邓小平，邓小平随即转给毛泽东。16日，毛泽东在这份简报上写下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13—614页。这一批语表明了对知识分子的宽容，成为团结知识分子的重要依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少老干部受到冲击。1967年7月26日，毛泽东同杨成武谈话时说：“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同上，第106页。因毛泽东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到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7月31日晚，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均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力图借助建军纪念保护受到冲击的老干部，收到了实际效果。

此外，毛泽东注意利用纪念活动，协调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增进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1959年9月4日，毛泽东就邀请班禅额尔德尼来京参加国庆事作出批示：“少奇、恩来、彭真同志：现离国庆只有二十几天了，宜劝班禅于九月十五日以前回拉萨，准备于九月二十日左右飞兰州，下旬来京参加国庆。如何，请酌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02页。毛泽东关注班禅来京参加国庆典礼的行程，并提出了具体的时间安排，表达了借国庆纪念协调民族关系的愿望。班禅到京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3.协调国家关系。逢国庆举行纪念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新中国成立后的五一纪念、十月革命纪念又具有国际性，因而纪念活动成为协调国家关系的平台和载体。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庆纪念，引起了友好国家的关注,纷纷发来贺电。1950年10月6日，毛泽东就各国元首致电祝贺国庆一事作出批示：“各国贺电均应回电致谢”。8日，毛泽东审阅了外交部起草的对各国贺电的复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06页。国际交往讲究礼尚往来，“回电致谢”既是一种外交礼节，也有利于增进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1964年9月15日，毛泽东分别致信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亚、缅甸、锡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他们派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08页。毛泽东在致日共中央的信中表示：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光临，将有助于增进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兄弟团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62页。毛泽东此举意在借助国庆纪念增进与各国共产党的友好往来，通过政党关系的协调推动国家关系的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庆纪念，邀请了部分外宾参加，借此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外宾来华后，除举行宴会、酒会招待外，部分外宾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比如，1958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来京参加国庆典礼的外宾400余人。1959年9月28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在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开始前，毛泽东会见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全体成员、越南和朝鲜的军事代表团团长、亚非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以及六个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185页。1970年10月1日上午，毛泽东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庆祝大会时，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会见了斯诺夫妇；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广场联欢活动时，会见了西哈鲁克亲王和夫人。毛泽东礼遇这些外宾，有利于赢得外宾的信任和支持，是协调国家关系不可缺少的环节。

十月革命纪念是协调中苏关系的重要桥梁。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逢十月革命纪念致电苏联领导人已成为一种惯例。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随后出席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合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这既是对十月革命的肯定，也表明了对中苏关系的重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紧张之后，毛泽东仍主张参与苏联十月革命纪念，以借此缓和关系。1964年10月2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及我们的对策问题。毛泽东提出：“十月革命节，他不请，我们也派副总理去。十月革命还不准庆祝？国内也举行个会，搞得热烈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22页。29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十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我们自己主动派重要代表团去苏联还不够，建议12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为什么要12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去呢？因为我们一家去太孤单，而且从这次初步反应来看，过去一贯跟随苏共走的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苏共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至少多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出建议，请朝鲜、越南、罗马尼亚考虑去，还要请阿尔巴尼亚考虑去。*同上，第426—427页。毛泽东力图借助十月革命纪念，维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尽管主张不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但仍主张参与十月革命纪念。他说：“十月革命节，那是苏联国庆，中苏之间目前还有国家关系，可以照过去一样发贺电。”*同上，第567页。毛泽东期望通过十月革命纪念的互动，维持中苏国家关系。

表达政治主张、整合各方力量、协调国家关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毛泽东运用纪念活动的娴熟和智慧由此可见一斑。

三、从纪念活动看毛泽东的历史意识

毛泽东对新中国纪念活动的谋划，折射了毛泽东尊重历史的态度、保留历史记忆的方法、彰显历史价值的路径。

1.尊重历史的态度。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是一个政党成熟的表现，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尺，也是领袖人物应有的情怀。新中国纪念活动是基于历史而举行的，本身已经表达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尤为可贵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部分纪念活动无法正常举行。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成为纪念活动的倡导者、坚持者。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谈到孙中山纪念时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反康、梁，反帝制的。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7页。“要和红卫兵商量”孙中山纪念一事，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非常态，但表明了毛泽东在孙中山纪念问题上的态度。11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时，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要开一个会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同上，第15页。11月12日下午，北京举行一万多人参加的盛大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肯定孙中山是“伟大革命家”，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个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在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3日，第2版。尽管毛泽东没有出席纪念大会，但举行纪念大会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体现了毛泽东的主张。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提出将9月9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是错误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一九三三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06页。。196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南昌听取江西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负责人汇报工作情况时，回顾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他说：“现在解放军建军节还是定在八月一日，因为‘八一’起义是中央决定的，‘八一’是全国第一个暴动，是打第一枪。”*同上第258页。可见，在个人崇拜弥漫的年代，毛泽东依然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无意遮蔽历史的真相。

2.保留历史记忆的方法。历史要为后人熟知，需要借助一定载体植入民族的集体记忆。纪念活动“通过描绘和展现过去的事件来使人记忆过去。它们重演过去，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纪念活动以其特定方式和周期性重复，可将人们带入历史的时空，置身历史的场景，去感受历史、触摸历史，因而成为保留民族、国家、政党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

确立纪念日是保留历史记忆的基础。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这次会议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以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日。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接受全国政协的建议，决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其中，将8月15日确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7月9日，东北局宣传部提议以“九三”为战胜日本纪念日，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东北局宣传部在报告中指出：“东北数年来均以八月十五日为解放纪念日，在群众中影响较深，但事实上苏军从八月九日出动后至八月下旬始全歼日寇关东军，最后使日寇投降，九月三日正式签字。”*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64页。8月1日，毛泽东在胡乔木关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请乔木另拟一电，采用统一的‘九三’纪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于8月2日为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东北局并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及志愿军政治部的电报。电报说：“同意规定九月三日为全国统一的战胜日本纪念日，除东北应改在此日庆祝解放外，全国军民及报纸均应于此日纪念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29页。九三纪念日的选择和确立，对于保留抗战的历史记忆具有重要意义。

保留历史记忆需要借助物质载体，纪念空间具有塑造记忆的功能。1950年，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沈阳市人民政府为此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泽东全身八寸站像四幅。5月20日，毛泽东在来函中“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62页。毛泽东同意修建“开国纪念塔”，其意在通过纪念性建筑的修建，以保存建国的历史记忆。1955年6月9日，毛泽东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人民英雄纪念碑浓缩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成为保留近代中国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

3.彰显历史价值的路径。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存在，要发挥其对现实的启迪作用，需要借助一定中介。纪念活动是连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通过纪念活动，发掘纪念对象的当代价值，可以启迪现实、照亮未来，这是新中国纪念活动的旨趣所在。因此，毛泽东在谋划新中国纪念活动时，注意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如利用五一纪念实现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动员，培育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主人意识、劳动意识、责任意识；利用国庆纪念表达政治主张、整合各方力量、协调国家关系，在建构国家形象的同时，提升国际影响力；利用十月革命纪念肯定苏联建设的成就，赢得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化解中苏关系面临的一些障碍。这些做法使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彰显了纪念对象的时代价值。毛泽东在谋划新中国纪念活动时，注意提炼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精神品格。如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肯定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42页。揭示这些优秀品格，其意在启迪后人继承孙中山的精神，以求中国对人类有较大贡献。

总之，新中国纪念活动的组织实施、功能彰显，与毛泽东的精心谋划密不可分。毛泽东对待纪念活动的态度、谋划纪念活动的方式、通过纪念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对于当今纪念活动的开展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欣彦)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2-0000-0

**作者简介：陈金龙，(广州 510631)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44)、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资助项目“纪念活动与中共历史记忆的建构”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