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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文化认同
——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探析*

2016-02-01崔海亮

现代哲学 2016年2期
关键词:章太炎文化认同国学

崔海亮



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文化认同
——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探析*

崔海亮**

【摘要】作为文化民族主义者的章太炎,一生以弘扬国粹为己任。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是特殊时代下的产物,与他的家世、人生经历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密切相关。他通过考证民族源流、梳理语言流变、建立无神宗教、举办国学讲习等途径,来增强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太炎以国学为根基建构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章太炎;文化民族主义;文化认同;国学

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文化民族主义。对此,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当一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暂时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之上的,我们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它地方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5页。这种看法的前提预设是传统中国是一文化共同体而非政治共同体,并不否认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而是强调其突出的文化特点。实际上,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也确是由文化认同危机而推动的。有学者认为,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由“国粹派”掀起的,与日本的“保存国粹”运动以及国内的欧化主义思潮存在密切关系*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9—82页。。20世纪初的中国,欧洲文明中心论被一些中国学人所接受,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进一步盛行,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与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益丧失,中国人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与文化侵略,如何挽救民族危亡?以什么样的文化为本位建立中国的民族国家?这些都成为当时先进中国人所思考的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章太炎就是在我国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一、章太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

章太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十分复杂。概括来讲,它是特殊时代下特殊环境的产物,与他的家世、人生经历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密切相关。

(一)“严夷夏之防”的家庭教育

章太炎出生于书香世家,学有根本。其父章濬,曾任杭州诂经精舍监院,无意仕途,以学问品节训勉子孙。其外祖父朱有虔给他讲授“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道理,对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有重大启蒙作用。后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中这样讲:“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页。后来,章太炎虽然放弃了“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是坚持民族平等、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立性、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革命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并贯穿始终。晚年的章太炎坚持抗日救亡的民族主义立场,认为民族主义寄托于历史典籍之中,只要保存国粹,国家就有希望。因此,晚年章太炎极力倡导国学,虽病不辍。“卒前数日,虽喘甚不食,勉为讲论。夫人止之,则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1936年章太炎去世时曾留下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同上,第563页。章太炎的墓志铭云:“外祖朱氏,尝授以《春秋》大义,谓夷夏之辨,严于君臣,服膺片言,以至没齿。”*同上,第4页。章太炎家庭教育中所孕育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发展和成熟,并在民族革命和国学研究的实践活动中贯彻始终。

(二)“革命家”与“学问家”相结合的特殊人生经历

章太炎少年时就有“反满”的思想,但当时对清政府还抱有幻想,并不主张暴力革命。康有为发起维新运动时,章太炎积极参与,并曾经上书李鸿章,加入张之洞幕僚,希望清王朝能通过自身改革实现自强。维新变法的失败,使章太炎丢掉了对清政府的幻想;辛丑条约的签订,使章太炎进一步认清了清政府腐朽的本质。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建立民族国家,中国才能挽救灭亡的命运。《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章太炎正式向清政府宣战、与维新派分道扬镳的标志。在流亡日本期间,章太炎又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著作,同时修订《訄书》,在《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里对自己的改良思想进行了彻底清算。《苏报》案后,章太炎在狱中潜心研究佛学,树立了民族平等的观念。出狱后,再次流亡日本,以《民报》为阵地,章太炎同立宪派和无政府主义进行反复论战,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在“齐物平等”的思想成熟后,章太炎以“无生主义”作为构建民族关系的最高理想,“排满”只不过是手段,而民族主义也是权宜之计,在光复汉民族主权的同时,也要帮助其他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恢复主权。经过不断的反思与自我否定,“章太炎的‘汉民族主义’经由‘排满’的环节而最终超越了‘排满’的狭隘性,实现了自我突破和自我圆满”*张志强:《一种伦理民族主义是否可能——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哲学动态》2015年第3期,第12页。。这种以通过光复主权为途径、以实现各民族的解放和平等为目的的民族主义,也就成了具有道德感通性的“伦理民族主义”,从而具有世界意义。

(三)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

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与当时国内、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最终使章太炎走上了民族革命道路。

20世纪初,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成为盛极一时的世界思潮。走出国门的中国留学生深受当时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余一:《民族主义论》,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485页。1902年,章太炎到日本后,接触了西方大量的社会学、政治学著作,初步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不过,直接刺激章太炎产生民族革命思想的,当是国内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其言种族革命,以满人为巨敌者,乃因庚子事变足证满洲无以救中国之亡。”*汪荣祖:《康章合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3—44页。维新运动的失败、辛丑条约的签订,满族统治者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庭。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腐败软弱的清政府激起了章太炎心中原有的“反满”的种族意识,发表了《正仇满论》,批驳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谬论,论述了民族革命不得不行。随后“排满”的民族革命逐渐为革命党人接受。

二、章太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辞来把握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当时最要紧的是要办两件事:“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第123页。根据讲话的主旨以及他一生的革命活动和国学研究,其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考证民族源流

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点“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马骍:《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天下、世界与民族国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200页。。要想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首先就要让国民清楚民族的起源与演变。《訄书》重订本有《原人》《序种姓上》《序种姓下》《原变》四篇文章来说明中华民族的起源与演变。

《原人》主要说明人都是动物进化而来的,但不同的部族进化有早晚,文明程度因“文”“犷”的不同而产生了华夏与戎狄的区别。华夏与欧美国家虽然人种不同但文明程度相仿。戎狄进化较晚,还处于兽类的阶段,因此没有资格统治华夏。那么,与中国文明程度相近的欧美国家能否统治中国呢?章太炎对此明确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是何言也!其贵同,其部族不同。观于《黄书》,知吾民之皆出于轩辕……安论其戎狄与贵种哉?其拒之一矣。”*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出版集团,2014年,第168—169页。章太炎不仅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的观念,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和人类学理论,以文明和人种作为区分部族优劣的标准,不仅反满,也反帝。《序种姓》上下篇对中华民族的复杂演变过程进行了非常具体的说明。他认为,民族是历史形成的,而不是天然生成的。中华民族的演变也经过了复杂的过程,期间经过多次的民族融合,中国境内民族在血缘上已经很难划分清楚。只有满族与蒙古族“犹自为妃耦,不问名于华夏”,因此应当“攘斥之”。由此可见,《序种姓》上下篇是为“排满”和最终建立民族国家提供理论依据。章太炎强调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中国境内各民族血脉相连,这些观念在当时的民族革命过程中还是起到了团结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为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思想动员。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章太炎的民族思想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不久以后,他就抛弃了狭隘的“排满”立场和“中国人种西来说”的理论,主张“五族共和”和国家统一,这又反映了章太炎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的思想家品质。

(二)梳理语言流变

20世纪初,受西化思潮影响,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同人”认为汉语是落后文字,认读、书写、理解都颇为困难,不利于同世界文化的交流,主张废除汉语,用万国新语来取代。这一思路直接威胁着汉语的合法性存在。在章太炎看来,汉语文字是中国区别于外国的最基本特征,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信息和血脉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认同的精神纽带,汉语亡则国亡。他说:“国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3页。章太炎将语言看作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把保全中国的语言文字看作是自己的神圣使命。他说:“清末妄人,欲以罗马字易汉字,谓为易从,不知文字亡而种姓失,暴者乘之,举族胥为奴虏而不复也……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傅杰:《章太炎学术史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3页。另外章太炎还从俄罗斯灭波兰先灭其语言的事实认识到,同化语言文字已经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灭国新法”。鉴于波兰、印度、中国语言文字被同化的现状,章太炎萌发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他急于从本国文化传统中找到确认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标识,建构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李群、王成:《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与日本》,《湖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83页。。这个“标识”就是中国的文字。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等文章中,章太炎对“新世纪同人”的观点进行了坚决、彻底、有力的批判。他认为各国的语言文字因地理环境、风俗人情不同而各具特点,欧洲语音及字母不能表达汉语音及文字的复杂性。《规新世纪》一文揭示了废除汉字的极大危害性。章太炎认为如果废除汉字,中国将不可避免被西方文化同化,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而中国历史将自此断绝。

同时,章太炎也认识到中国地域广阔,风俗各异,各地方言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状况不利于语言的交流与发展,也不利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成立后,章太炎深入思考了如何统一语言这个关系国运存亡的问题,写下了《方言》《新方言》《语言缘起说》《转注假借说》等一系列文章,非常全面地考证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起源及各地方言的演变,在音韵学方面用功尤深,对汉语语音的统一提出了改造的方案。他认为应该把“正音”作为标准语通行全国。他创制了58个“切音字母”作为标注“正音”的符号。经过增减,成为全国统一语言的标准注音符号,后来一直沿用多年。章太炎通过对汉语流变的梳理,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华夏大地上的所有中国人都有着共同的语言载体,共同的精神命脉。他提出的统一汉语读音的改造方案,则体现了他对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深刻思考。

(三)建立无神宗教

“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是章太炎所致力的民族革命的重要任务。章太炎早年接受西方进化论和自然科学的观点,并不相信有上帝鬼神的存在。他主张建立宗教,并不是关注宗教本身,而是为了增进国民的道德。章太炎曾经直接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深刻体会到革命党人缺乏道德和组织纪律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认为通过建立宗教可以增进国民的道德。

章太炎所主张的宗教不同于以往的宗教。1906年,章太炎发表《革命道德说》《无神论》《建立宗教论》等一系列文章,来阐明他所建立的宗教的宗旨。章太炎主张众生平等,反对唯神论的宗教,因为崇敬神必然贬低人,从而远离平等。章太炎建立的宗教是“以自识为宗”的无神的宗教,以“自性”“真如”为本体,“自贵其心”,“依自不依他”,反对任何人造的“公理”来压制人。建立这样的宗教,必须破除我执,圆成自性,达到“无我”的境界才能实现。章太炎借助佛教唯识学的概念建立的无神宗教理论,“其根本点,就是摆脱神权和一切世俗权威观念的束缚……以众生平等为出发点,以利益众生为归宿。它实际上是想给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从终极关怀上提供哲学的基础”*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3页。。不过,由于其理论“暗昧难解”,并没有产生多大实际影响。

(四)举办国学讲习

“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是当时民族革命的重要任务,也是章太炎终生努力的方向。他自以为“上天以国粹付余”,他的使命就是弘扬国学,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从他一生的革命活动和学术研究来看,也在终生践行着这个宗旨。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国学概论》《国学讲演录》等著作仍是我们今天研究国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发挥着重大作用。

章太炎所理解的国学不是我们今天的“泛国学”,“而是特指中国固有的‘四部’之学”,主要包括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和文学*蒋国保:《章太炎国学观述评》,《孔子研究》2012年第4期,第84页。。章太炎一生共举行四次国学讲习活动。第一次是从1906年到1911年。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成立“国学讲习会”,公开讲授“国学”。在《国学讲习会序》中,章太炎说明了弘扬国学的极端重要性:“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第125页。1910年在日本出版的《国故论衡》基本涵盖了这次讲国学的内容。第二次讲国学从1913年到1916年。1913年12月,章太炎在北京开讲国学,主要讲授经学、史学、玄学、子学。1914年春,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其弟子吴承仕经常前去问学,后师生二人讲论国学的内容编为《菿汉微言》一书。第三次讲国学从1916年到1922年,主要在上海讲授,所讲内容汇编为《国学概论》一书。第四次讲国学从1932年一直到1936年章太炎去世,主要是在苏州讲学。这次讲学的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所讲内容有《国学略说》和《国学讲演录》二书流传*蒋国保:《章太炎国学观述评》,《孔子研究》2012年第4期,第81—84页。。从1906年到1936年,章太炎有30年的时间持续地讲国学,一直到去世的前几天,还在坚持讲学。由此可见,国学在章太炎心目中的地位。他不仅把国学看作是维系国运的精神命脉,而且也把国学与他内在的精神生命融为一体。

三、章太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在由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章太炎试图以“保存国粹”作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他对国学内涵的重新发掘就是意在建构国人对现代中国认同所必需的稳定而持久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谢亮:《文化寻根与章太炎对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87页。。通过他自己的国学研究与宣讲国学活动,试图激起国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产生“存学、保种、爱国”的爱国主义情怀。那么,章太炎建构民族国家的理论对当今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有什么启发意义?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意义?

首先,在章太炎那个时代建构民族国家面临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今天,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这两个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呈现出比以往更复杂的多个面向。当今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特别是受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民族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国内民族宗教问题日益复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如何增强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难题。既然今天的文化认同问题仍然存在,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自然也有借鉴意义。

其次,章太炎并不排斥现代性。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章太炎都被看作是文化保守的、维护传统的代表人物。如鲁迅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他认为晚年的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46—550页。。鲁迅主要是表彰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一面,今天看来,鲁迅的评论未必准确。但鲁迅对章太炎盖棺论定的评价影响却很深远。章太炎的确可以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是维护传统专制制度的顽固派,他们并不排斥现代性。相反,章太炎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通过吸收涵化中西印文化,比较不同国家民族革命的道路后,他更深刻理解持守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他不仅弘扬国粹,而且借助西方文化对“国学”进行改造。他晚年的著作都是他思想成熟后的代表作,其中许多观点都包含了“现代性”内涵,从而成为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思想资源。

比如,章太炎的《明独》《国家论》《四惑论》等文章就主张国民应该具备独立自主的精神,“人本独生,非为他生”,反对以“公理”压制个人。《齐物论释》主张自由平等和多元文化观,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俱分进化论》主张“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反对单向进化论的盲目乐观主义和对科技的迷信。《代议然否论》则对西方的议会制进行反思,认为如果不能真正实现经济地位上的平等,则“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这些观点涉及到国民个体的独立性、公德与私德、个人与国家、代议民主的合法性、科技的负面作用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当今面临的现实问题来反观章太炎的这些观点,会理解作为思想家的章太炎的睿智和深刻洞见。

第三,章太炎以国学为根基建构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章太炎以弘扬国学为己任,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国学研究和宣讲活动,革命活动尚在其次。章太炎的国学讲习活动,“其动机是要建构现代中国应有的历史、文化的传承性,并意图通过保存本民族的历史、语言、风俗以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谢亮:《文化寻根与章太炎对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91页。。章太炎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历史风俗才是中国区别于外国的“国粹”,大力弘扬国粹,才能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才能增强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从而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从章太炎对当今的影响来看,恐怕是“留在学术史上的比留在革命史上的要大”,而非鲁迅当年的预言。在当今文化软势力竞争日益激烈的文化多元的时代,非常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我们要不断深化对章太炎思想的研究,从中挖掘出有助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新的思想资源,增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责任编辑杨海文)

中图分类号:B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2-0124-05

**作者简介:崔海亮,河南渑池人,哲学博士,(咸阳712082)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发展研究”(13AKS008)、2015年西藏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西藏高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西藏民族大学科研项目“城市藏族女大学生文化适应与民族交往研究”(13myY0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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