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康



康有为论《大学》*

马永康**

【摘要】虽然康有为没有留下关于《大学》的专门著述，但其不同时期的部分著述都有涉及《大学》。梳理这些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康有为一直对朱子提升《大学》持肯定态度；宗今文经学前虽否定《大学》是古代大学的教学内容、但对朱子的肯定较多，宗今文经学后以“公羊学”来解释《大学》，流亡海外后更将重点放在阐发“三世”说，以强化儒学的经世，虽然均与朱子有别，但基本依照朱子的逻辑从本末关系来理解“明德”“新民”，将“至善”看作是理想状态。因此，梁启超说康有为“独好陆王”，至少从康有为对《大学》的论述来看并不可靠。

【关键词】康有为；《大学》；公羊学；“三世”说；朱熹

康有为思想成熟时宗今文经学，本与程朱理学不同，而自梁启超称其“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4页。后，更强化了程朱理学对康有为影响不大的印象。但从康有为的教育背景、后期注解“四书”多沿用朱注等来看，似乎和梁启超所言不合。由此，康有为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就显得耐人寻味。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讨论*例如，吴义雄：《理学与戊戌前后康有为的思想体系》，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唐文明：《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由于这涉及到康有为后期儒学重建中理学的定位问题，本文以康有为对《大学》的论述为例再作申述。虽然康有为没有留下关于《大学》的专门著述，但不少著述直接或间接涉及《大学》，覆盖了其在宗今文经学前、戊戌变法前及流亡海外等几个重要时期。而《大学》是宋明儒学核心经典之一，朱子视之为学纲，王阳明也以之指示初学者，两人的分歧也在《大学》的解释中显现出来。因此，通过梳理康有为对《大学》的论述，能更好地了解其与宋明理学的交涉。

一、宗今文经学前：对“学制”“格物”的驳正

康有为早年接受的理学教育主要来自家庭熏陶和从师学习。前者以其祖父康赞修的影响最大。康有为“自八岁依于大父”*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页。，而康赞修笃守程朱，对他“日援贤哲诲谆谆，理学传家忠孝身”*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5页。。后者中最重要的是朱九江。虽然其师从朱九江不足三年，但由此“得闻圣贤大道之绪”*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62页。。朱九江“主济人经世”，以“四行五学”教人(“四行”为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为经学、文学、掌故、性理、词章)*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61页。，扫去汉、宋门户之见，以孔子为宗，但颇尊朱子：“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者也，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朱子力也。朱子百世之师也。”*简朝亮编：《朱九江先生集》，香港：旅港南海九江商会，1962年，第14页。朱九江的经世意识、推尊朱子及教学理念等对康有为有着很大的影响。

贯穿康有为理学学习的主要动机之一是获取功名。从康有为幼龄开始，长辈即对其寄予厚望，而他也颇想藉此光宗耀祖。他14岁开始一直参加科考，虽自言30岁时“绝意试事，诸父皆强之，母意属望迫切”*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82页。，但后来还两次参加会试。1910年康有为大病，写下“吾欲除姓用氏”辞别留言*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122页。，其功名心不难想见。不过，这是当时读书人相当普遍的心态，未可诟病。

学习《大学》是理学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康有为自言六岁开始读《大学》。在转向今文经学前，康有为对《大学》的看法主要集中在1886年撰著的《教学通义》*《我史》“光绪十二年”条载“又著《教学通议》成”。《康有为全集》将此稿系于1885年，不知何据。但此稿具体成文时间目前有争议：朱维铮、黄开国等认为康有为在受廖平影响后曾大幅改作，而刘巍、唐文明等则认为修改较少。本文持后一立场，因为现存康有为的一些早期文本与《教学通义》在思想上一致。参见朱维铮：《教学通议》“编者按”，《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3辑，第343—344页；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刘巍：《〈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唐文明：《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此稿探讨了古代的教学制度，其中涉及《大学》是否古代大学的教学内容及文义训诂等问题。

(一)《大学》“非先王学规之明制”

朱子《大学章句序》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视《大学》为古代大学的教学内容。

康有为依据经籍记载对此进行了驳正，断定：古代学制全民在冠岁(20岁)前接受“公学”教育，学习“六艺”等；冠岁后分流，普通人从官师学习“私学”，即学技能等“世事之实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1—26页。，而“天子之元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乡学之俊秀”则进入“惟乐是教”的大学。大学何以“惟乐是教”？这由于大学的目标是成德，而人在气质上都有偏失，优秀人才更是如此。大学学子是将来掌管国家命运的优秀人才，先王深忧气质偏失会带来弊病，故在大学中特别强调用乐来使学子变化气质、涵养性情，以达致中和。不教其他内容，是由于进入大学的学子此前已接受“公学”教育，身通“六艺”等，而国子因其父是执掌某一技能的官师，深受家庭熏陶，也没必要重复教导。而且，大学由司乐执掌，按照官师各有专学、各不相通的原则，司乐专门负责与乐相关的内容，也无法教导其他内容*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9—30页。。

基于古代大学“惟乐是教”的断定，康有为说：

考后夔教胄，司乐教国子，皆曰乐德、乐言、乐舞，未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条目之精详，而八条皆为虚义。家、国、天下，既未有之物，身、心、知、意，非日课之功。而于后夔、司乐相传之教诵诗习乐，似以为粗器，而非关大道，无一言及之。则《大学》一篇，殆后儒论学之精言，而非先王学规之明制，微妙精深，尤非十五岁之童子所能肄业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1页。

《大学》的纲目过于微妙精深不具可操作性，且不涉及乐，故而康有为从教学内容上断定它“非先王学规之明制”。

同期的《民功篇》也以相同的理由批评宋明儒学误将《大学》视作先圣之学，未能把握先圣创制乐教的精义：

近世学术，大端有朱、王之二派，一在格物理，一在致良知，二者皆托于《大学》，而自以为先圣之学，传其绪者，相攻若寇敌，余以为皆非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82页。

康有为否定了《大学》是古代大学的教学内容，是否意味着要否定《大学》呢？这涉及其对《大学》的定位：

然则《大学》何书也？程子以为孔氏之遗书，近是也。先王创法立制，公卿世官，士庶世业，皆以粗迹实器相传。德义之精微，经纬之宏大，则惟卿士之贤者讲求辨析之，不遽以责天下之学子也。儒者不用于世，无官师可藉，故舍器而言道。又从学之士多英才，讲学日精，亦不能以寻常官学之科条为限。于是儒学规模阔大，条目精详，专为任道之学，此真王、公、卿、士、师、儒之大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1—32页。

康有为认为，先王注重“粗迹实器”，关注现实操作，这是官学的特色；而且，“古之敷教在宽。自宋儒后，敷教在严……故以宽为教，人皆欢愉而乐于为善；以严为教，中人惮而不勉，适以便小人”*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82页。。作为国家制度，官学需要营造宽松乐学的环境。如果要求过严，不仅在学制内无法做到，而且会产生负面效应。与官学不同，《大学》是儒者之书。儒者因不得位，故而可“舍器言道”，“规模阔大，条目精详”。《大学》陈义过高，要求过严，是“任道之学”，不能作为普遍标准要求天下学子。正是从任道的角度，康有为表彰朱子提升《大学》之功：“然《大学》之义包涵宏大，条序精详，宜朱子搜求遗书而独尊之，令学者人人有圣贤之阶梯，诚有功于学者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页。

由此可见，康有为一方面将《大学》与古代学制脱钩，另一方面从求道上确认《大学》指示着成圣成贤之道。这限制了《大学》的适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但没有否定其意义。基于此，康有为接续着讨论《大学》的文义训诂问题。

(二)“朱子格物之说非也”

如何解释“格物”向来是《大学》的争论点。朱子重视“格物”，训“格”为“至”、“物”为“犹事”，“格物”是格天下之物以穷尽事物之理，借助于“一旦豁然贯通”来实现*[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6—7页。。

对此，康有为认为有三个“不可解”：第一，解释跳跃，“夫至与穷异，事与理隔，始以至事代格物，继以穷理代至事，愈引愈远，渐忘本旨”。第二，用“格物”来穷尽物理不可行：“以圣人神力所不能，而于始入大学之十五岁童子，责其尽格物理，即使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安有至极之时哉？”第三，“又穷理之义与致知合，古无致本心良知之说，则致为多见多闻，自是穷理。若是，则条目有七而无八，格物为赘辞矣”*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页。。康有为此处不仅批评朱子，而且连带批评王阳明。

由此，康有为得出“朱子格物之说非也”，认定司马光的“扞格物欲”为确解，并引用《乐记》《学记》《孟子》等为据，并用朱子的“主一无适”“常惺惺”来印证这一解释也符合朱子的义理。对王阳明，康有为说：“王阳明：格，正也，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巧说破碎，只增笑柄。”*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33页。从中不难看出康有为的义理偏向。

批评朱子“格物”解，通常会涉及“格物补传”。康有为认为朱子的“补传”：“于义未协，殊为可删。必欲补传，则《乐记》‘人生而静’一节，可以移来为确诂。且同是《戴记》之文，纯粹古雅，又于乐不切当，即《大学》之错简也。以此补传，不犹俞乎？”*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3页。

康有为的文义训诂不一定优于朱注，但其目的是修正朱注。在各种不同的《大学》版本中，康有为更倾向于朱子：“王栢、季本、高攀龙、崔铣、毛奇龄皆改本，黎立武、董槐、叶梦鼎、车清臣、方正学、王阳明、李安溪皆主古本，则徒为纷纷，不若朱子之条理矣。”*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3页。康有为大体上接受了朱子的版本，只是修正了“格物”的解释。亦即在义理上，康有为坚持了三纲八目的次序，这和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相去甚远。

二、戊戌变法前：以“公羊学”入《大学》

康有为在1890年因与廖平相晤而受到启发，找到了更适于表达政见的经学形式，由此宗今文经学。此时期康有为对《大学》的看法与早期有很大差别：独尊孔子，用“公羊学”发挥《大学》的微言大义，不再提周公学制。这转变有一过程。

1891年，康有为因讲学需要撰写了《长兴学记》，亦将“格物”释为“扞格外物”，所持理据不出《教学通义》范围*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42—343页。。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将今文经学视作经世(政事)之学，理学为义理(德行)之学，统一于“孔子之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47—348页。。

稍晚几年的万木草堂讲学则明显不同。从已刊的讲学记录来看，康有为延续了早年的看法，表彰宋儒提升《大学》，坚持将“格物”解作“扞格外物”，但与《教学通义》不同的是，认为“阳明又作‘正’解，与扞格颇近”*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53页。。“颇近”显示出对阳明的一定认可，但仍带有一定的间隔。同时出现了不少新变化，如“《学》、《庸》无分经传，朱子误矣”*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第254页。，不同于前此赞扬朱子改本有条理。这源于康有为认定“经为孔子所作”*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82页。，《大学》因非孔子所作而不得称为经，经传之分被否定。同时，明确提出“朱子谓曾子所作者，谬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00页。，显题化地排斥曾子，这不同于《教学通义》含糊地说“孔氏之遗书”。这体现了其对曾子的不满：“曾子专讲守，发挥孔子少。”*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82页。

此时最大的变化是以“公羊学”入《大学》，以经世为核心发挥被朱子忽略的“非常异义”，主要体现在“新民”“至善”的解释上。对于“新民”，康有为说“新者，养魂之道也。治人之道新，新可足”，“外国之强亦由讲求新理，中国几千年来皆守旧民”，“高丽、安南百姓无事端坐大树下，不作‘新民’也，故亡国”。康有为接受了朱子“新民”的改动，但与朱子重在道德教化不同，赋予了“新民”较强的政制指向，包含了治人之道、强国等内容。对于“至善”，康有为说：“太平之世无讼，然后谓至善。”*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00—301页。太平世是理想的社会世态，与之联接的“至善”因而也带有强烈的政制意味。朱子也将“至善”视为极致的理想状态，但着重点在心性修养，康有为则注入了强烈的制度色彩。这显然与康有为倡导变法有关。

而伴随着以“公羊学”入《大学》，康有为认为《大学》“错简极可信”，调整了文本结构。与前此重在“格物补传”不同，此时的重心在“至善”，将“子曰听讼”放在“止于至善”后：“‘无讼’节，宜归入‘至善’。”“‘子曰听讼’至‘此谓知本’，当置在‘知止’(疑缺“前”字——引者注)。‘止于至善’，‘至善’发到‘无讼’。然止于至善之极，即太平之世也。”至于原接的“知止而后有定”，“宜在‘止于信’之下为更接”或者“置在‘邦畿千里’亦得”*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01页。标点有改动。。康有为此时虽然还没有完备的调整方案，但明确要将“至善”与“无讼”节连在一起，目的是通过“无讼”导入太平世，与“至善”相联结，赋予“至善”以明确的世态指向。

康有为在讲学中以“公羊学”阐述《大学》，但并非废弃理学，而是在朱子等心性修养的基础上增加经世维度，即实现《长兴学记》所言义理加经世的模式。故而其说“‘明德’、‘新民’二字，宋儒发之熟矣”，赞赏“朱子‘明德为本，新民为末’，说得甚好”，并维护朱熹：“凌次仲攻朱子解‘虚灵不昧，谬为佛学’，谬也。虚字不甚好，灵字甚好。”*分见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84、300、300页。对朱子不无赞赏之处。

与私下讲学不同，康有为此时期的公开著述对《大学》的引用与解释主要集中在“新”。如：

《大学》称日新又新，其命维新；伊尹称用新去陈，病乃不存。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故新为生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13页。

用“新”来倡导变法，目标显然在反对守旧。不使用有争议的“新民”说及阐发太平世的“至善”，很可能出于策略需要。从逻辑来看，倡导变法要先营造求变的氛围，再讨论变的方向。在前者没有达成共识前，引入不必要的争论显会节外生枝。而强调“新”的目的正是着力于前者。

此时期康有为对《大学》的解释既不同于朱子，又不同于阳明。他虽然对阳明的格物有一定的认同，但远不及对朱子的认可，如维护朱子的“明德”解，接受“新民”。而从三纲的解释逻辑来看，朱子以本末关系来解释“明德”“新民”，“至善”是将两者推到极致的理想状态；阳明的“明德”与“亲民”是体用关系，“至善”是“明德”“亲民”的“极则”*[明]王阳明：《大学问》，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67页。。在朱子和阳明之间，康有为的逻辑更近于朱子而远于阳明。

三、流亡后：以“三世”说为重心

1900年勤王事件失败，流亡海外的康有为转向注解儒家经典，希望通过注解重建儒学，使儒学回复到无所不包的状态*参见马永康：《康有为的〈中庸注〉与孔教》，《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这一时期康有为的理论重心转向阐发“三世”说。

在这时期中，康有为注解了《大学》，但正文已佚，现仅存序。序现存两个版本，一为手稿，一为刊于1913年的《不忍》，两序文字有差别*两个版本的序都收录于姜义华、张荣华编的《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55页。手稿本见于该页正文，《不忍》本见于校注。除了特别说明外，本节所引序文均为手稿本。本节来自序文的引文，不再标注。。序中自言《大学注》是“戊戌之难，旧注尽失，逋亡多暇，补写旧义”。序言涉及《大学》的两个层面：

第一，关于文本。康有为说：

是篇存于《戴记》，朱子以为曾子所作，误分经传。夫《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圣作，乃名为经，余虽《论语》只名为传，《礼记》则为记为义，况一篇中岂能自为经传乎？篇中仅一指曾子，亦无曾子所作之据。

康有为明确否定曾子作《大学》，并反对正文中分经传。这和讲学记录一致。至于要否定曾子作《大学》的意图，《论语注》说曾子重在守身，将曾子列入道统，导致了“中国之言孔学者，仅在守身，而孔子重仁之大道，一切皆割弃，甚至朱子见《礼运》之大同且疑之矣。此则后儒轻说妄尊之罪，而于曾子无与也。以关学术之大，不得不明正之”*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37页。。为了突显“三世”“大同”等学说，康有为将曾子剔出道统，另立从子游到子思、孟子的传承。

同时，序中也提出了“其旧文错简，亦窃正焉”。调整是否和讲学记录一致，因正文佚失无法考究。

第二，关于文义。序言开首即引《庄子·天下篇》对孔子“内圣外王”之道的评价为准的，以此来肯定《大学》：“若夫内圣外王，条理毕具，言简而意该者，求之孔氏之遗书，其惟《大学》乎？”《大学》的价值在于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孔子“内圣外王”之道。康有为随后用一句话概括了《大学》的内容，手稿本为：“明德为始，则先不欺以修身；新民为终，则絜矩以平天下。”《不忍》本为：“明德为始，则灵魂不昧，先不欺以修身；而至善为止，推挈矩以平天下。”两者都以“明德”为基础，《不忍》本增加了“灵魂不昧”，这回应了讲学时期对朱子“虚”字用得不好的问题。差别最大的是后半句，手稿本强调“新民为终”，《不忍》强调“至善为止”，两者都是讲学时期阐发的重点，而且都可从朱子的逻辑来理解：前者基于本末关系，后者指向达致的终极状态。康有为重视序言，按照“书必有序，以发明其意”*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10页。的原则作序。序言的变化应体现了康有为意图的变化。

手稿本以“新民为终”，明显遗漏了“至善”。而且有趣的是，康有为此时理论重心已转向阐发“三世”说。在同期的《礼运注》《中庸注》《孟子微》等著述中，序言都特别强调“三世”。《大学注序》也表明，康有为的重心放在“三世”：

惟朱子未明孔子三世之义，则于孔子太平之道，暗而未明，郁而不发……僻在绝国，文献无征，聊复发明，庶几孔子内圣外王之道，太平之理，复得光于天下云尔。

与《教学通义》批评朱子不明“孔子改制之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6页。及讲学时期批评朱子“不治《春秋》”*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07页。相比，此时康有为批评的重心落在“三世”，更具体、落实。“新民”是个相对的概念，基于不断地进化，不能直接反映终极目标，需要另加解释。“至善”是理想状态，在讲学时期就已经接入“三世”说，应该更符合有利于康有为阐述“三世”。

手稿本何以突出“新民”而不是“至善”？有必要结合其此前著述来理解其用意。稍早于《大学注》的《孟子微》说：

孔子道主进化，不主泥古，道主维新，不主守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大学》第一义在新民，皆孔子之要义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55页。

“新民”被视为“《大学》第一义”“孔子之要义”，其意图非常清楚，就是反对守旧，倡导维新。如果再往前溯，康有为在1899年《我史》中将戊戌变法的失败归结为守旧派的阻挠。如此看来，强调“新民”应是延续了这一意图。但略早于序文的写作，康有为公开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显见其也把捉到革命风潮的蔓延。康有为此时仍强调“新民”，很可能当时觉得反对守旧比反对革命更重要。

到了1913年，社会风气激变，共和已成事实。而此时，康有为却创办《不忍》杂志倡导“虚君共和”及推动孔教运动。依据康有为的思想，民主共和高于“虚君共和”，倡导“虚君共和”显然是旧而非“新”。显然，此时强调“新民”已经没有意义，反而不利于倡导“虚君共和”，必需予以弱化。而推动孔教运动，最重要的是解决孔子思想与君主制度的关系问题。这对康有为而言并非难题，其自得的“三世”说一经注入孔教后，就能让孔教笼罩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孔子思想自然不再囿于君主制度，而是具有了伴随人类政制发展的弹性。所以，康有为1912年致信陈焕章：“吾注有《礼运》、《中庸》、‘四书’、《春秋》及《礼记》选，可以宣讲，发明升平、太平、大同之义，令人不以君臣道息而疑孔教之不可行。”*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337页。标点有改动。而“至善为止”所含有的理想向度，尽可涵括太平世。至少在同期的著作中，康有为抓住《大学》中的“平天下”来阐发太平世的价值追求：

《大学》言平天下，不言治天下，《春秋》、《孟子》言平世，不言治世，盖以平为第一义耳。平政者，行人人平等之政，如井田，其一端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72页。

孔子之言治，取诸平均，平者无一不平之义。故《大学》言“平天下”，不言“治天下”；言太平、升平，不言大治、升治。*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290页。

通过解释，“平”被赋予了平等、平均的价值色彩。如此，“至善为止”正好也呼应了序文对朱子“不明三世之义”的批评，可以接入“三世”说。故而，康有为在《不忍》本中弱化了手稿本对“新民”的强调，转而突出“至善”。

由此可见，无论强调“新民”还是“至善”，其背后体现着康有为对现实的考量。虽然强调重点前后有变，但康有为对三纲的解释逻辑仍与朱子相近：“新民”以“明德”为基础，“盖自天分气，人己同体，自当成己而后成物，若明德之后而不新民，则于仁道有阙，此圣人合内外之道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09页。，最后的目标是达至“至善”的理想状态，即“大同”社会。

通过梳理康有为不同时期的文献，可以看到其在宗今文经学前对朱子的认可度较高，宗今文经学后便以“公羊学”入《大学》，以“明德”为基础强化经世，意图使儒学回复到“内圣外王”的状态，故而对朱子不讲改制的批评甚多。但是，康有为一直表彰朱子提升《大学》的功绩，而且对三纲的解释逻辑近于朱子而远于王阳明。即使在“明德”层面，康有为对朱子亦时有表彰，但很少涉及王阳明。因此，梁启超说康有为“独好陆王”，至少从其对《大学》的论述来看并非如此。对于梁启超的描述，康有为曾说：“惟以汝为我写真，人必信之，然大不肖，则吾亦不敢谓汝写我之像认为我像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78页。此语应可提醒我们审慎对待梁启超的说法。

(责任编辑杨海文)

中图分类号：B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2-0118-06

**作者简介：马永康，广东广州人，哲学博士，(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15yjc720018)、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wym11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