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涛

〔摘要〕 在先秦诸子中，老子较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廉而不刿”的思想，强调廉洁而不失宽厚。在《老子》中，人性的弱点，使“廉而不刿”成为必需；“无为”与“清静”的内在关联，使“廉而不刿”成为可能； “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则是理解老子“廉而不刿”思想的奥秘所在，亦是廉洁从理论导向实践的具体呈现。老子的“廉而不刿”，对于反思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以及构建完备的反腐倡廉体系，形成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老子，“廉而不刿”，无为，清静，慈俭谦，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1-0059-05

汉代初期，统治者以黄老道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政策，取得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一成就的取得显然与道家蕴藏的丰富的廉洁思想的推动不无关系。在这一问题上，道家鼻祖——老子较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廉而不刿”①的思想，并且与之提倡的清静无为思想若合符节。兹从《老子》的文本入手，爬梳老子的“廉而不刿”，并分析其当代价值。

一、人性的解读：“廉而不刿”何以成为必需？

在古汉语中，“廉”有不受，“洁”有不污的意思。对于儒家而言，廉洁作为一种美德，有抵制外在诱惑，保持内心纯洁的意味。在老子看来，任何一种高调的道德不仅会带来伪善的后果，还因预置了道德的优越感而凌驾于他人之上。所以，老子提出“廉而不刿”，要用忠厚去包容他人，消弭道德的锋芒。那么，为什么廉洁成为必需呢？这是老子基于人性的特殊考虑。需要辨析的是，道家的人性论既非性善论，也非性恶论，而是一种自然人性论。性恶论的意义在于凸显道德教化的必需性与紧迫性，而自然人性论对人性的善恶不作肯定的判断，至多如告子所说的“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1 〕325，也就是说人性中有向善的可能，也有向恶的可能。《道德经》中关于人性问题的认识虽说不是很系统，但自然主义的基本立场相当明确。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划分三类“欲望”：“有些欲望是自然的和必要的；有些欲望是自然的，但不是必要的；还有些欲望既不是自然的，又不是必要的，而是由虚幻的观念所产生。” 〔2 〕653对照伊壁鸠鲁的理论，老子对人性的看法亦有颇多类似之处。

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3 〕118 “为腹”与“为目”尽管都属于生理性欲望，但是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为腹”大抵相当于“自然的和必要的”欲望，“为目”则属于“自然的，但不是必要的”欲望。老子无疑注意到仅仅追求感官的快乐，会削弱生命的内在感受，让人迷失自我。相较而言，“为腹”属于生存性欲望，在基本自然条件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维持个体生命不致饿死并非难事。“为目”则为享乐性欲望。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少数人的“为目”必然带来多数人“为腹”的困境。长期以来，人类社会中的少数统治者控制着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他们对资源的浪费与挥霍，确确实实给下层民众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老子认为统治者的腐败将带来全社会的不幸，他把治理无能、生活豪奢的统治者纳入了“强盗”的行列：“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3 〕268 为什么民众饥饿？因为收税太多；为什么民众难以治理？因为统治者太过折腾；为什么民众不怕死、敢于对抗统治者？因为统治者贪得无厌，搜刮民脂，以最大可能地满足一己的口腹之欲。

至于第三类欲望——“既不是自然的，又不是必要的”欲望，其危害更甚。老子总结出“四自”，所谓：“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3 〕157主体自我的膨胀不仅使得人类远离自然本性，导致了心灵世界的封闭，出现了生命的异化，而且还殃及他人。在道家的话语世界中，智慧一旦丧失生命本真的大方向，就会背道而驰，这就使得“为学”与“为道”出现了对立与分离，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3 〕250。老子注意到天道与人道的差异：“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3 〕336 “人道”何以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这类似基督教所说的“马太效应”：多者益多，少者益少。人类社会的法则具有弱肉强食的特征，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无限的贪欲必定容易导致争端，甚至战争的出现。这是道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在老子看来，人的欲望相对于动物的欲望，具有无限性的特点，成为社会罪恶的根源，也是腐败与堕落的渊薮：“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3 〕241

在传统专制型的政治结构当中，儒家试图以“内圣外王”式的道德路径去克服腐败，消弭社会不平等的鸿沟。对此，老子并不乐观。他认为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礼的内在本质被形式化、奢侈化、等级化的仪式所替代。最终，它除了带来腐败与堕落之外，无有其他：“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3 〕145老子所期待的理想统治者应当秉承“无为”的原则，“绝智弃辩”“绝伪弃诈”“绝巧弃利”，抵制社会化过程中人性的异化现象。对于被统治的广大民众而言，欲望与智慧的结合使得人性的弱点愈发彰显：“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3 〕304以此，不难窥破老子的反智主义立场，进而亦可推演出老子何以倡导“愚民”政策。不过，老子的“愚民”并非旨在驯化民众、塑造奴性，而是要其“返璞归真”：“老子的思想中，绝无世俗所谓‘愚民的观念存在。虽然，在施政上，他确是主张‘愚而不主张‘明的，但是，那只是想要使得民众归于自然淳朴的境地而已，只是希望民众能够不受文明智巧的污染，而回复实质的本性而已。” 〔4 〕68-69老子认为统治者最高的统治目标就是维持人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保证其因循自然本性生活：“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3 〕86

从人性的角度而言，自然欲望的维系是生命的本真性向度之一，而欲望一旦超出自然的限度，就容易导致生命的堕落与腐败。尤其是在人类“理性的机巧”作用之下，腐败与堕落就有了助力，战争与混乱就成为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宿命。陈柱先生云：“天下之乱，在于人欲太甚，而不知止，故必以无欲镇之，矫枉者必过于正，而后可望其直也，故镇之以无欲，而后可以寡欲。故使民寡欲者，老子之目的也。欲使民无欲者，老子之方法也。” 〔5 〕50可见，不论是“无欲”，还是“寡欲”，老子无非是想恢复到人性的原初状态——“素”“朴”“赤子”“婴儿”“婴儿之未孩”。人性的这种淳朴状态和廉洁几乎是一个意思。或可说，人类社会化的过程煽动了欲望系统的膨胀，蚕食了生命的本真，导致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腐败。因此，只有汲取自然的智慧，返回人性的基点，才能恢复和实现人类社会的淳朴（廉洁）。

二、“无为”的本质：“廉而不刿”何以成为可能？

在先秦诸家中，道家主张崇尚自然、因循天道、反对人为，故最与“无为”思想相契。道家鼻祖老子较早旗帜鲜明地提出“无为”思想。“无为”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面向。《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3 〕50老子的“天”是“自然之天”——自然界自生自发地形成“和谐”秩序的呈现，这亦被视为人类应当效法的典范。天地造化体现出来的是深不可测的“玄德”：“生之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3 〕 108“道”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它是万事万物的来源与根据，是天道自然，“无为”则是其表现形式：“自然是无为之本，无为是自然之相。” 〔6 〕66。运用到人类社会，遵循“自然”即是“无为”，“无为”即是符合“自然”。“无为之道”强调遵循自然，消解人类行为的盲目性，回归初始状态的淳朴与天真，这不仅是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安邦定国的准则。具体而言，“无为”在老子思想中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无为”不是“不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道家顺应自然之道，以最小的执政“成本”来谋取最大的执政“产出”。另一方面，无为是“清静无为”。它的至上目标即是追求心灵世界的纯洁与宁静。这两者使得廉洁成为“无为”的本质性要求，使“廉而不刿”的存在亦成为可能。

老子倡导“无为”，要求在政治治理上做到“不折腾”，这是“廉而不刿”实现的基础条件。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曾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7 〕286一般而言，专制型政治呈现的是一种体制性腐败，官僚扯皮，政出多门，赋税繁多，与民争利，是不可避免的局面。根据道家的观点，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规律顺利发展，个人如此，社会亦是如此。如果人为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拔苗助长，自取其辱。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唯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冯友兰先生对比儒道两家思想时说：“儒家认为圣人治国应当为大众多做事情；而道家认为圣人治国不是要忙于做事，而是要裁撤废除过去本不应做的事情，以至于‘无为。” 〔8 〕112换而言之，道家“无为而治”的“无为”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则必须在顺应自然大道的基础之上“有为”而为之。

同时，老子倡导清静无为，这是“廉而不刿”实现的现实条件。正如上文分析，人性的弱点是腐败的根源。一般而言，一个腐败的社会，往往以唯利是图作为社会生存的法则，弱肉强食，缺乏人间温情。个人的腐败则往往是因为欲望太多，贪婪成性。权力也好，财色也好，名利也好，外在的诱惑固然构成了个人腐败的外部条件。但是，自我是否能够遵循心灵法则去荡涤外在的污垢显得更为重要。在老子看来，应当正视人性的弱点，来获得心灵的宁静。“三去（去甚、去奢、去泰）”，即是达到这种清静无为之途的康庄大道。“去奢”就是要对物质欲望保持清醒与警惕，超越物质欲望的诱惑来捍卫心灵的宁静。“去甚”“去泰”则可称之为道家的“中道”原则。道家以自然作为“过”与“不及”的中轴线。遵循“中道”的生活，顺应自然本性去生活，才能够寻找到心灵深处的净土。于人于己，于私于公，都福莫大焉。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 〔3 〕243“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3 〕212“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3 〕280

老子推崇“小国寡民”的社会，这是“廉而不刿”实现的社会条件。对比而言，民主体制比专制体制更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的滋生与蔓延。不过，老子对政治体制乃至政权组织形式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小国寡民的社会，无非是这样的一幅场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3 〕345这种带有田园诗色彩的社会，基本是传统小农经济下民生状态的现实反映。作为典型的自然经济，尤其在农业技术条件欠佳的情况下，农民的勤劳不太可能带来农业产量的重大突破。而一般情况下，农民依赖于一定的土地又不至于有温饱之虞。故而，就使得农业经济带有了自给自足的特征。对于统治者而言，即使其高度重视农业，还得受制于土地 、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短时间内很难收效。显然，小农经济模式内在地决定了统治者需要尊重自然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过多地干预以及横征暴敛很容易导致这种素朴状态的打破，引发社会的腐败与堕落。同时，“小国寡民”的社会状态，严格而言并不能称之为“社会”。它更切近原始先民的生活状态，至多算得上是一个“小社会”。然而，不论是先民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还是“小社会”抑或是“小政府”模式都是迄今为止最廉洁的社会，这一点颇值深思。

三、“三宝”的奥秘：“廉而不刿”何以导向实践？

“《老子》的目的不在于帮助人理解他们自身是什么，而在于指导一个人类统治者如何统治。” 〔9 〕176在老子看来，廉洁对于统治者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统治者是否廉洁必定事关民众的福祉，一个腐败的政府常常陷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二是统治者是否廉洁也会对民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社会风气的败坏与堕落，往往首先是从社会上层的腐败与堕落开始的。老子将理想的统治者称之为“圣人”，并总结了“三宝”作为其厉行廉洁的法门。什么是“三宝”呢？即慈、俭与谦（“不敢为天下先”）。

第一，“慈：老子用来显示‘道的作用的一个称号。” 〔10 〕71这一点，与儒家将“慈”作为角色美德有所不同。儒家强调亲情伦理，将“慈”作为长者对幼者，长辈对晚辈的包容与关爱。道家则超越血缘亲情，将“慈”上升到“天道无亲”的高度，上升到宇宙的公正与和谐的高度。 如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3 〕93儒家式的“慈”终究带有血缘亲情的偏私性，很容易导致徇私舞弊式的腐败。毕竟，带有私德特征的血亲伦理与公平、公正的公共道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一面，使儒家廉洁思想的发挥受到限制。道家式的“慈”则超越了狭隘的族群与血缘的阈限，以至高、至大、至公的形式呈现，将廉洁精神贯彻到极致。老子之“慈”，可以保证公正廉洁，而公可生“明”，廉可生“威”，故而能够做到“勇”于面对腐败。

第二，俭：道家崇尚“朴”，这是事物的原初状态。在道家看来，回归朴素就是回归人的本质。人的堕落与腐败恰恰就是因为偏离了原初状态，使得人类无法认识自身，不仅导致内心世界的颠簸，而且甚至会影响到自然生命（肉体生命）本身的存在。“俭朴”不是通过禁欲来摧残生命、而是在认识生命规律的过程中正视和涵养生命。所以，在老子看来，“俭（啬）”是收摄心性，回归生命本真的必经之路：“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 〔3 〕288“俭”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德性，还可以成为一种孵化其他德性的必要条件，所谓“俭以养德”，老子所说的“俭，故能广”也蕴涵这个意思。节俭，本身意味着对自我欲望的克制与约束能力。一个厉行节俭的官员，如果能够具备较强的驾驭物质欲望的能力，通常容易更好地划清公私的界限，合理地使用公共权力。同时只要官员能够带头倡导和厉行俭朴、节约，这种风气很容易自发地下移至民间社会。由此，不仅有助于增强社会的物质储备，而且还有助于移风易俗，醇化社会风气

第三，谦：老子以“水”来作比，阐述了“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在老子看来“道”的本性是“利万物而不争”。所以，法道者应该为而不争，即是利万物而不与物争功，利他而不与人争名：“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3 〕100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互相攀比，互相较量。在争权、争名、争利不可开交的时候，必定会越轨谋私，走向堕落。职是之故，身心不和，社会不谐。老子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来促成廉洁社会的实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3 〕86从领导心理学的角度而言，领导之所以获得拥戴，往往是因为其将个人利益放在大众的后面，为大众谋利，而不是争利。并且，在政治决策上，只有放低姿态、察纳雅言、集思广益，而非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才能真正成为“器长”，实现无为而治。

“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可谓是理解老子“廉而不刿”思想的奥秘所在，亦是廉洁从理论导向实践的具体呈现。从现实看，统治者只有真正落实“三宝”，廉洁社会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子的“廉而不刿”思想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实践性。

四、“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老子“廉而不刿”的当代价值

老子的“廉而不刿”思想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曾对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类步入现代性社会，不论是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性社会具有的两个重要维度：其一是工具理性，其二是权利观念。前者与老子的“反智论”方枘圆凿，至于后者，只不过是个人欲望的合法化包装，与老子“少私寡欲”的人生态度亦相扞格。正是由于现代性社会肯定欲望、重视理性，所以，一方面导致了腐败的心理诱因性力量的增强，另一方面则造成规避腐败惩罚的智力系统的发达。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反腐败不能单纯依靠官员个人的少私寡欲、洁身自好，更需要制度的配合。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亦指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1〕2返观老子的“廉而不刿”，对于思考当代性社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建构当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反腐败体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从“政道”层面看，老子的“廉而不刿”倡导良治社会。老子思想的“圣王”顺应自然，从而形成一种良治社会。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则必须诉诸具有理性化特征的法治，依法治理，规范政府职能，使政府官员不敢胡作非为、肆意妄为。毕竟，政府的权力越大，越有可能为官员提供掌控公共资源的机会，进而为腐败的滋生创造肥沃的土壤。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当代中国社会，一些官员不仅滥用权力，谋求私利，而且结党营私，编织腐败利益链。再加上法律的监管无力，腐败的成本过低，所以导致很多官员为所欲为，无视党纪国法。显然，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依宪治国”“依宪行政”理念能从根本上确保法治化社会的正常运转，是有效抑制腐败现象的制度保障。当前，必须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使政府在规模、职能、权力以及行为方式上均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监督。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人、用人，从源头处确保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同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才能有力地震慑腐败份子的嚣张气焰，才能真正让其“不敢腐”。

其次，从“治道”层面看，老子的“廉而不刿”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12 〕20。在现代社会中，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节商品价格、生产资料，劳动力和收入分配等。腐败是导致市场功能失范的主因，不仅会加大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而且会损害有效竞争环境的形成。因此，政府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自生自发秩序，把握好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之间的权限，“有所为”亦“有所不为”。同时，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主人翁意识，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管好自己，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必须深化对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基本认识，培育良好的“公民自治”文化，保障人民群众实行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权利，才能逐步清除腐败滋生的社会土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是反腐败的中坚力量，依靠他们的“火眼金睛”可以及时地发现腐败，纠正党风、政风。概而言之，一方面，“让市场的归还市场”，有利于清除腐败的利益土壤。另一方面，“让人民群众的归还人民群众”，有利于清除腐败的社会土壤。由此，不仅可以节省治理腐败的社会成本，而且真正让官员“不能腐”。

最后，从“治人”层面看，老子的“廉而不刿”思想非常重视治理者的率先垂范作用。其实，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论是何种体制，这一点都概莫能外。在“国学热”渐成趋势的当代中国，汲取传统智慧包括老子的人生智慧，对于提升官员的精神境界具有重要的意义。腐败往往与官员的人生境界不够高远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普通人而言，人生境界低下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对于官员而言，则是“播其恶于众也”。老子的“三宝”（即“慈”、“俭”、“谦”）可作为官员廉洁自律的精神武器。“慈”则不徇私情。官员若有关怀天下的心态执政为民，必定能够避免徇私舞弊；“俭”则不堕物欲。官员若是能够正心修身、清心寡欲，必定能够自觉地抵制物质欲望的侵袭；“谦”则不自为是，不争权夺利。官员若是能够放低姿态，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必然有利于剔除贪念，秉持公心。当代中国社会，政府官员必须充分认识到权利来源于人民，是纳税人的钱供其滋养，以“平常心”“清净心”去从政才能有效克服面对利益格局之下的内心失衡，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汲取老子的“廉而不刿”思想，营造良好的廉洁文化机制，才能真正让官员“不想腐”。

总之，在反腐败形势异常严峻的当下中国，必须切实推进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体系的建设。在全社会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同时，可以汲取老子的“廉而不刿”思想，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和创新，有利于推进和深化对于反腐败问题的认识，有助于建构完备的反腐倡廉体系，形成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注 释：

①注释：《老子》第57章明确说：“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魏宜辉注意到：“‘廉而不刿一语在古书中很常见，《礼记·聘义》、《荀子·不苟》、《管子·水地》、《韩非子·解老》、《文子·道德》、《淮南子·道应训》、《说苑·杂言》、《韩诗外传》、《孔子家语？问玉》等古书中都有这句话。”（魏宜辉：《简帛<老子>校读札记》《古典文献研究》，2013年第16辑，第345-352。）从典籍出土的时间顺序大致来看，郭店楚简的《老子》出土时间基本可定在战国中期，而魏先生罗列的上述典籍，包括出现类似词语的《晏子春秋》、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基本是战国后期乃至秦汉时期的作品。再则从思想倾向上来看，“廉而不刿”与老子主张消极无为的内敛型思想特征特别吻合，本文对比儒道廉洁思想亦可得到呈现。“廉而不刿”很有可能是老子较早提出，其他诸家诸派吸收了这一语词。

参考文献：

〔1〕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苗立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3〕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胡楚生.老庄研究〔M〕.台北：学生书局，1992.

〔5〕陈 柱.老子与庄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6〕叶海烟.老庄哲学新论〔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7〕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健，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

〔9〕汉斯·格奥尔格·梅勒.《道德经》的哲学〔M〕. 候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0〕傅佩荣.儒道天论发微〔M〕.北京： 中华书局，2010.

〔11〕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6.

〔12〕王进敏.廉洁高效政府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苏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