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勤

我经常穿梭于纽约与香港，偶尔还会在沿途各地停留，当然明白什么是“双重生活”（double life）。有时候。我在香港与在纽约所扮演的角色，就像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尽管如此，当我得知安德鲁·波特（Andrew Porter）去世的消息——应该说。阅读他的讣告的那一刻——感到十分诧异。我读到他的讣告时禁不住笑了出来。虽然这对任何人都不尊敬。但是，实在是因为我发现大西洋两岸发表的悼念波特文章的内容，竟有着很大的分歧。

这两个阵营大概如下：

美国：安德鲁·波特，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的《纽约客》音乐评论家。他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无名小卒到声名鹊起，改变了美国歌剧的面貌。后来，他回到老家英国，直至去世前过着半退休的生活。

英国：安德鲁·波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性地推动英国音乐评论。他消失了20年后重返老家，继续发表富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文章与评论。

可能我的说法有些夸张。可是，我真的很难理解，一个人可以同时走这两条事业路线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波特的简历都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一位身兼新闻工作者思维的评论家，却拥有学者研究事物的严谨态度：他是一位杰出的歌剧剧本翻译家，最负盛名是瓦格纳的《指环》[他选用的标题是《尼伯龙的指环》（The Nibelungs Ring）]：他也亲自撰写几部歌剧剧本，包括盛宗亮的首部歌剧《马杰侬之歌》（The Song of Majnun）。

波特的文章与论点具有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的代表性评论文章瞄准读者，连环炮轰，还包含关于作品的背景与演出历史——倘若是歌剧评论的话，还会从文学角度分析剧本——到了最后，更会解读作品于今天的定位。每一篇乐评都像过山车一样，能让人在阅读时产生一种快感。他的推论方式曾被音乐幽默大师彼得·施格勒（Peter Schickele）效仿得像模像样（也算是出于对波特的敬意吧）。施格勒取用的“无厘头”笔名，故意把波特的姓名拼音打乱，弄得滑稽之至：Wanerd Torper；文章刊登在讽刺《纽约客》的《闷到睡觉：杂志精选》（Snooze：The Best of Our Magazine）里。继任《纽约客》乐评人的亚里斯·罗斯（Alex Ross）于不久前曾经这样说：“波特的全部知识就像个汪洋大海，你可以在那里面徜徉。”

我阅读波特的文章，始于他的美国时期。很久以前，我在美国出版社Farrar，Straus and Giroux那里当实习生（正是波特选集的出版社）。当年的编辑告诉我：“出版过程顺利得难以想象。波特的作品无需加工就可以装订了。”这种高水平归功于《纽约客》的编辑与确认每一个细节的后勤团队。他们虽然执著，从早到晚都议论美国与英国措词与文法的差别。却没有几个人胆敢质疑波特对于音乐的专业评价。

波特往往令周边的人生畏，尽管你只是读者，与他的联系只在于杂志报纸上印刷的文字。我们两人曾有两面之缘。第一次在西雅图，也是我毕生第一次观看整套《指环》。他当年是特邀讲者，从伦敦远赴美国西岸。当年我走到他面前，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跟他握手。我等到他离开美国后才投身“乐评界”，绝非偶然。

你或许想问我，为什么突然提及波特先生，他老人家于今年4月离世，享年86岁，那是半年前的事了。他临终时叮嘱家人与友人，不允许他们举办公开丧礼或追悼会。今年9月下旬，伦敦著名“古音乐学团”（Academy of Ancient Music）在巴比肯中心演出蒙特威尔第歌剧《尤利西斯还乡》。音乐会的目的，正是为了纪念波特。提议纪念波特的人，是尼古拉斯·肯尼恩（Nicholas Kenyon）。他从前也是乐评人，现任巴比肯中心执行总监。肯尼恩在音乐会结束后安排简单酒会。让大家有机会聚首一堂。

当我知道肯尼恩举办这项活动的时候，立刻把日期记了下来。波特在纽约的年代，我敬畏他。更重要的是，到了今天，他在伦敦留下的基业，与我息息相关。这些年来，我任职伦敦《金融时报》的评论员——这份报纸直至今天还出版雄心壮志的艺术报道的坚持，主要是归功于他。

波特在南非开普敦出生，在牛津大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学习管风琴与英国文学。毕业后，他把这两个学科融为一体，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发表关于音乐的文章。年轻的他，在《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工作，最初只是排行第四的兼职特约记者罢了。过了不久，《金融时报》聘请他成为报纸的首位乐评人，工作兼顾芭蕾舞这个范畴。

当年的《金融时报》总裁是加勒特·摩尔（Garrett Moore）（后来他受封摩尔子爵，继而晋升为伯爵）。出版一份包含严肃的艺术报道的财经日报，是摩尔的主意。原因很简单：摩尔的夫人是一位钢琴家。他也自称有艺术才能。过了不久摩尔却感到懊恼，因为请来的年轻乐评人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

众所周知，每当波特遇上不合水平的演出或品位低俗的制作，就会毫无保留地狠批一顿。他那犀利的笔锋，曾经好斗地把矛头指向皇家歌剧院，威胁这个“老字号”的声誉，就算摩尔当年担任歌剧院董事局主席、波特的邻居是歌剧院公关主管、院方雇佣的助理公关主任是波特的孪生妹妹希拉（Sheila），他也毫不顾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希拉在纽约经营自己的公关公司；她特别讨厌在她面前问及安德鲁·波特的人。）

波特任职《金融时报》年代的音乐报道，覆盖广泛。在《三个演出季的音乐》（Music of Three Seasons）选集的序言里，他写下了这样的至理名言：“如果乐评人对演出抱有好奇的话，他的文章也会令读者觉得好奇。因此，我在《金融时报》集结的，是大家可以互补、彼此都有不同兴趣的同行。我们不会强迫评论家评论他们没有兴趣看的演出，因为到头来，这种方向只会制造令人烦闷的常规报道。其他大报刊反复刊登鲁宾斯坦“第无数次”演奏《勃拉姆斯第二协奏曲》的“新闻”，但《金融时报》却选择报道一个业余乐团在近郊区的小礼堂演出亚力山德罗·斯卡拉蒂（Alessandro Scarlatti）歌剧《罗萨欧拉》（Rosaura）。

我十分认同他的看法：我的工作范畴是社区新闻，正是会关注这类读者们下班回家途中都会经过的小礼堂里发生的新闻。在国际性的报纸上也同样坚持这个方针，实在令人振奋。回顾我在过去十来年的《金融时报》评论，我无法想象另一家报纸会容许我作以下的取舍：宁愿报道一出儿童歌剧而不去看某大歌剧院的亚洲巡演（真的，我当时人在台北）；评论本地年轻作曲家新建立的音乐节而不出席香港管弦乐团的音乐会。我总觉得自己的选择更代表那些城市的音乐生活。相信波特也会同意的。

很多人都期待波特撰写一本关于威尔第的巨著，他没有这样做，但他却为马利·珍·菲利普斯-马特兹（Mary Jane Phillips-Matz）那本厚厚的威尔第传记编写了序言。菲利普斯-马特兹的著作具有波特式的宏观论调，只可惜缺乏波特所独具的专一聚焦。离开《纽约客》以后，波特再找不到任何渠道，让他发表那些加上多个括号的长篇文章。平面媒体再没有这类的空间了。波特的资历恐怕也太高，他也不愿意涉足博客。他一生中最后撰写的乐评，在伦敦的《歌剧》杂志上发表。（在过去50年，波特的名字一直都刊登在这份杂志的报头栏。）那一期的《歌剧》，在他去世前几个小时付梓。直到今天。我还是深感荣幸——那一期《歌剧》也刊登了我的评论。

在过去两个月，我牢牢地记下了9月29日这个日子。可惜，地球的东西两方逐渐侵占我的时间。9月底，正是纽约的演出季开锣，我必须出席首演音乐会：10月初，台湾又安排了几场音乐盛会。波特先生，我很抱歉，无法出席纪念您的聚会了。我当天要赶飞机，唯有自己私下为您默哀。我深信，你会谅解我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