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勤

我经常穿梭于纽约与香港，偶尔还会在沿途各地停留，当然明白什么是“双重生活”（double life）。有时候。我在香港与在纽约所扮演的角色，就像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尽管如此，当我得知安德鲁·波特（Andrew Porter）去世的消息——应该说。阅读他的讣告的那一刻——感到十分诧异。我读到他的讣告时禁不住笑了出来。虽然这对任何人都不尊敬。但是，实在是因为我发现大西洋两岸发表的悼念波特文章的内容，竟有着很大的分歧。

这两个阵营大概如下：

美国：安德鲁·波特，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的《纽约客》音乐评论家。他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无名小卒到声名鹊起，改变了美国歌剧的面貌。后来，他回到老家英国，直至去世前过着半退休的生活。

英国：安德鲁·波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性地推动英国音乐评论。他消失了20年后重返老家，继续发表富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文章与评论。

可能我的说法有些夸张。可是，我真的很难理解，一个人可以同时走这两条事业路线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波特的简历都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一位身兼新闻工作者思维的评论家，却拥有学者研究事物的严谨态度：他是一位杰出的歌剧剧本翻译家，最负盛名是瓦格纳的《指环》[他选用的标题是《尼伯龙的指环》（The Nibelungs Ring）]：他也亲自撰写几部歌剧剧本，包括盛宗亮的首部歌剧《马杰侬之歌》（The Song of Majnun）。

波特的文章与论点具有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的代表性评论文章瞄准读者，连环炮轰，还包含关于作品的背景与演出历史——倘若是歌剧评论的话，还会从文学角度分析剧本——到了最后，更会解读作品于今天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