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木+胡天佑

摘 要： 以新疆为例，对教育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教育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除教育的公平性因素之外，合成的教育制度因素，教育普及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是负向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新疆等多民族地区教育制度变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民族地区;新疆教育制度;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5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5.06.07

一、问题的提出

探究多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教育和制度根源是一个颇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然而，在国内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民族区域经济研究领域，多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教育和制度因素研究并不被重点关注。一方面，很少有学者从教育的角度研究多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根源和因素;另一方面，从制度的角度研究多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成果也十分鲜见，将教育和制度两者结合起来对多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之根源进行探究的成果更是非常罕见。教育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保持较高生活水平的最重要原因，[1]7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更是将制度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2]4教育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普遍认可。但是，教育和制度的合成因素，即教育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促进作用以及教育制度变迁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却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又鲜有涉及的研究领域。本文拟以新疆为例，对教育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希望在这一方面有所创新和发现。

二、研究基础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经济学家从未停止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探究。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三种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以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增加自然资源、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就能够导致经济增长，并认为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经济增长理论兴起，这一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它将知识和人力资源引进经济增长模式，指明了经济长期稳定均衡增长的源泉。但是这一理论忽视了社会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代的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North）用历史与经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向世人表明：历史上发生的经济革命并不是由技术革命导致的，技术革命只不过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或一个结果，是制度的变迁为技术革命铺平了道路。制度是一种稀缺要素，当经济增长存在制度瓶颈时，制度变迁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3]12

目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的观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同。新制度经济学派通过大量实证提出了“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詹姆斯·A.道（James A.D.）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源条件差、收入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也不是人口太多、缺乏外援，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4]3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Bernstein）也指出：“繁荣是制度性的，在某个社会框架下人们对商业交易的思索、操作和相互影响，决定着经济增长。”[5]7国外新制度经济学的新近研究成果表明，制度作为一种经济基础设施是决定经济主体是否愿意投资于资本、技能以及经济长期发展所需技术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制度经济学也给予了高度关注，诞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王树春等对比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制度效应，指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了停滞，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形式仍然属于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并且使体制改革呈现渐进性和在一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滞后性等特征。但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将逐步转变，最终建立起具有内在制度创新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变迁转变为自发性制度变迁模式，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6]5傅晓霞、吴利学通过分析市场化和开放型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也验证了制度创新与制度变革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之一的观点。[7]4但是，在所有制度因素中，教育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什么作用，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作用？目前还只是有学者从某一个侧面进行了分析，如王艳超通过对 1978—2004年数据的分析，对中国教育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教育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向作用，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显著，其中，中等教育的作用显著为正，而高等教育的作用显著为负。[8]8罗序斌等的研究则发现，1980—2008 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5%。[9]1690-1693关于教育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机理，也有学者提出过自己的观点，不过这些研究都缺乏实证检验。如厉以宁认为，使教育的结构同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的变化相适应，[10]2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杨东平则从教育的普及性、公共性、科学性和实用性4个方面论述教育的经济意义;[11]2储朝晖更是明确指出，教育发展需要长期稳定的政策环境，提升品质是教育发展的关键，以人为本是教育的根本价值标准，公办民办教育的适度竞争才能形成良性的教育生态，丢失专业性基础的行政化是教育发展的歧途，教育决策必须科学化、民主化。[12]2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杨东平的观点比较中肯，但唯一的不足是他没有将公平性纳入考量。因此，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普及性、公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是教育制度得以促进经济增长的4大支柱。正因为教育制度在上述4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才和其他制度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一道最终促成了经济的不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