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铭泰

法家是在战国时期产生和发展、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一个学派，尤其是以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为代表，遂成一派。但其思想的源头可以上溯到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和郑国的子产。由于法家人物大多荟萃于三晋，晋国也因此被誉为我国法治文化的摇篮，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母体。也正是这一历史渊源，与管仲齐名的晋国郭偃以及其辅佐晋文公改革形成的“郭偃之法”值得推崇和研究。郭偃无疑是晋国第一位法家人物，是晋国乃至我国法家思想的先驱者。

郭偃，又名高偃，晋国著名的史官，官职为掌卜大夫，因而也叫卜偃。史书上称其为晋人，因这一时期晋国的国都在翼城一带，许多史官便生长居处于翼城。如孙伯黡的故里在今里砦镇的孙壁村，史苏的故里在今中卫乡的浍史村，董狐的故里在今桥上镇的良狐村等。郭偃的故里为今翼城县王庄乡鄢里村，鄢里古时也称“偃里”，至今鄢里村一带仍多郭姓、高姓。郭偃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晋国的献公、惠公、怀公、文公、襄公时期，历五代诸侯。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家先驱者，由于他的职位为掌卜大夫，文献过多地记载或者渲染他在占卜上的技能和灵验，故而忽略了他在改革方面的成就。历代《翼城县志》也将其收录在“方技卷”中。其实，卜偃的预言并非是简单地用龟甲烧烤占卜，而是建立在其渊博的知识基础之上，建立在他对当时晋国内外时局发展的洞察和精确的判断，闪烁着智慧的光彩，无愧于春秋时期伟大的预言家这一称号，许多专家学者誉其为“晋国的航标”。其实，郭偃更是著名的改革家，他一手主导的当时晋国社会改革的“郭偃之法”，让晋国经济社会空前繁荣，一举称霸。尤其是他主张从经济领域入手实施改革，进而扩展到用人制度，以及大胆采用“君食贡”概念，要求国君从此之后不再保留任何土地，而是要求从土地拥有者身上收取税赋。这些思想不但快速促进晋国社会的蓬勃发展，更为将来三晋的法家思想提供了思想泉源，成为晋国法家思想的萌芽。

相传，郭偃对龟卜非常精通，卜技高超，百不失一，简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晋国灭掉魏、耿、霍之后，献公将魏邑赐给他的戎右毕万，毕万以食邑为姓称为魏毕万，卜偃断言“毕万之后必大”。其实，他的这一结论并非来自占卜，而是从字意上推理。他说“万，盈数也；魏，大名也；毕，一定也。”到了晋国末，毕万的后代建立的魏国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晋献公十九年（前658年），献公借虞国攻伐虢国，久攻不下。献公问卜于卜偃，卜偃回答一定能攻下，并预言为九月与十月之交的丙子日早晨，后果然如此。晋献公卒后，其子夷吾继位，即晋惠公，惠公言而无信，忘恩负义，惠公五年（前646年）郭偃预言“朞年将有大咎。几亡国”，果然次年发生了晋秦韩之战，晋军大败，惠公被俘，割“河外列城五”给秦国；晋惠公卒后其子圉继位，是为晋怀公，卜偃再次预言“国君明，臣民乃服，怀公自身不明，只知杀人逞志，必无后于晋。”不到一年公子重耳返回绛都即位，追杀怀公于高梁。晋文公九年（前628年），文公病卒，因祖庙在曲沃，从绛都出殡到曲沃的途中棺椁发出响声如牛叫，郭偃告知其子襄公及大臣先轸说：“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不久，秦国攻打晋国，先轸率军在崤山尽歼秦师。

以上所举仅仅是较为典型的几例，但也足以说明郭偃超高的预见性。那么，郭偃作为一名史官是如何成为法家人物的？其实，我国的史官在西周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是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尤其是西周中后期，史官地位渐趋上升。尽管春秋时期由于种种因素史官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掌握着国家“典、法、则”的起草和保藏，配合着对邦国、官府、都鄙的治理。《周礼·春官宗伯·太史》云：“太史，掌建邦之大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也就是说，为国君草拟法典是史官应尽的职责。

另一方面是特殊的历史背景将郭偃推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晋文公是在丧乱之后回国即位的，由于“惠、怀弃民”而“无亲”，全国上下从贵族到平民都怨声载道，晋文公不得不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郭偃作为掌卜大夫，义不容辞地参与其中。改革就是变法，纵观历朝历代，改革派与保守派总是殊死之争，往往是保守派因人多势众而占据上风。据史料记载，在当时的贵族和国人中，对于改革的意见很不一致，期待振兴晋国与俟机反扑颠覆其政权者并存，甚至反对者超过了支持者。但郭偃不以反对者占居多数而退缩，正如《商君书·更法》中记载“郭偃之法”曾云：“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由此看来，晋文公针对惠公以来给国家造成的种种弊端大胆实施改革，自然有狐偃、赵衰、胥臣等一批能吏，但在改革理念上的大胆创新，在与反对者的争斗中，郭偃首当其冲，功不可没。

翻阅先秦典籍，“郭偃之法”仅在《墨子》《韩非子》和《战国策》中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如《韩非子》中的“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意思是郭偃在晋国的变法与管仲在齐国的变法一样遇到很大的阻力，事先准备好武装力量随时对不服从者进行镇压。《战国策·赵策四》也载有“燕郭（郭偃）之法，有所谓柔痈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优爱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内，则大臣为之枉法于外矣。故日月晖于外，其贼在于内，谨备其所憎，而祸在于所爱。”故无法领略到“郭偃之法”的全部内涵。

既然是郭偃辅佐晋文公改革，晋文公的改革措施自然也是“郭偃之法”中的应有之义。《国语·晋语四》中“文公修内政纳襄王”记载晋文公改革的举措中云：“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耆老，礼宾旅，友故旧。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这一大段话应从改善生产关系、用人政策和分配制度三个方面理解。如“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主要是通过比较宽松的政策，调整生产关系，奖励垦殖，发展生产力和繁荣社会经济。“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中，“利器”就是改进生产工具，“明德”是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运用政策优化环境。“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耆老，礼宾旅，友故旧。”主要讲的是用人政策。既要启用忠诚于自己的核心人物及其同党，同时也要任用和擢拔出身微贱而有才能的人，甚至曾在流亡期间加害和盗取财物的寺人披、头须之流文公也既往不咎，大胆任用。政策之中也有“亲亲”，也有“尚贤”，既不“唯亲”，也不“唯贤”。尽管仍是以“亲亲”为主，有其保守的一面。但在当时封建制“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占据统治地位的环境下，仍树立起了晋文公宽容大度、公正无私的政治家风范。实施“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这种分配制度，要求国君不保留土地，而是从土地拥有者那里收取税赋，这也是生产关系的一个大变革，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一个主要步骤。 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达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为文公称霸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郭偃大胆变法，还有着深刻的辩证法思维。《国语》记载说：“文公问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也难，偃对曰：‘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焉。’”就是说，如果把事情看得容易，难就要来了；如果把事情看得难，容易就要来了。难和易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秦汉以后，齐国的管仲名气很大，都知道他是齐国封建化改革的主要创始者和推动者。可是郭偃这位法家先驱者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齐桓、晋文是齐名的；管仲、郭偃也是齐名的。韩非说：“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就是说，如果管仲没有把齐国改变，郭偃没有把晋国改变，齐桓公、晋文公也不能成为霸主。余世存先生撰写的《实用先知郭偃》一文认为：“郭偃没有纯粹以卜官身份堙没于历史当中，而是以卜为器，对国家大事和个人前途精准预言，成为一个卓越的谋略家和改革家。”算是今之学者对郭偃最中肯的评价。

从春秋晋文公时代的“郭偃之法”，到战国时期李悝、吴起、西门豹等法家在魏国的变法和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再到荀子“引法入礼、礼法统一”和韩非子“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避匹夫”的法治思想，法家文化的先驱在三晋这块文化的沃土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