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从一次社会调查说起

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前夕，某调查公司对北京、上海、广州的部分居民进行了一次以“五四运动”为主题的入户访问，其中有四成左右的人表示五四已经“比较遥远”，对它“没有什么感觉”。调查中没有人知道傅斯年、段锡朋、罗家伦等学生领袖，却有人把林道静、刘和珍当作五四运动的先驱。难怪《中国青年报》在刊登这一消息时说：“看完这个调查结果，心情并不轻松”，有些调查结果甚至“颇为滑稽……”（见该报1999年5月5日第7版）

以社会调查的方式来纪念五四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社会调查的鼻祖陶孟和。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陶先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其学问不在李大钊之下。1919年3月，远在欧洲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读过后曾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布尔塞维克，下同）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1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这里所说的陶履恭就是陶孟和，然而浏览近年来的书报杂志，除了与陶孟和共过事的个别人写过几篇回忆文章外，几乎没有人提到过他的名字。

假如仅仅是忘记了陶孟和等人，倒也不算什么，可怕的是丢掉了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主持人问到五四运动中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是指什么时，场上选手竟然答不上来，遂与大奖失之交臂。这也许是个偶然现象，但是与上述调查联系起来却耐人寻味。换句话说，在中共建党80周年前夕，假如国人连这些问题都不了解，也不关心，那还侈谈什么幸运？

先后留学日本英国

尼采说过，“有福之人便是那些健忘者：因为他们同时也忘却了他们的愚昧。”愚昧是专制的产物，五四运动就是反专制的。在五四运动80多年之后，国人竟如此健忘，并不是件好事。可见只有恢复五四在人们心中的记忆，才能摆脱健忘和愚昧。

陶孟和，原名陶履恭，1888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读书人家，其父陶仲明曾在严氏家馆（南开学校前身）担任塾师，他亦在此就读。陶仲明于1901年去世，由张伯苓继之。严馆改为敬业中学堂之后，陶孟和以首届师范班毕业生的资格被送往日本留学，后改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专攻社会学。留日期间，他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以至10年内再版7次。留英时，他受费边社的影响，主张经过社会调查进行社会改良，并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这时他才二十七八岁。巫宝山在《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一文中说，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任教于北大

陶孟和于1913年学成回国，入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曾在《新青年》发表《人类文化之起源》《社会》《女子问题》《新青年之新道德》《（社会调查）导言》《欧战以后的政治》《我们政治的生命》《论自杀》《游欧之感想》《欧美劳动问题》《贫穷与人口问题》《新历史》等文章，并翻译了易卜生的剧本《国民之敌》。这些文章影响很大，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当时正在北大读书，他在日记中写道：“杜威云，读历史不是解决现在，是明白现在。陶孟和君推衍之云，历史之用，是要求明白现在情形及思想，而先知其如何经过，故要明白现在，必须对于过去具有充分知识，不是要研究过去事实如何产生现在的事实，此即所谓新历史的研究也。”（《静晤室日记》第168页）他还说，“……新历史之研究，为陶孟和著论之出发点，吾人此后研究历史，能知从此处着眼，则于史地学均思过半矣，曷可忽乎？”（同上，第183页）

主张从调查入手改革社会

关于社会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现实意义，陶孟和是这样说的：“要使民国真正成为人民的、民主的国家，就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首先应该了解问题之所在，这就需要开展各方面的社会调查。”《新青年》曾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就是他的想法。专栏开栏时，陶在《导言》中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愿望除了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的功用：既可以了解我们社会的长处，又可以找到社会的弊病。”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应该首先从调查农民的生活开始。在他的倡导下，《新青年》曾多次发表这方面的调查报告。

《新青年》的分裂

在《新青年》同人中，只有胡适与陶孟和是英美留学生，因此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见《丁文江的传记》第52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20年夏，陈独秀将《新青年》移至上海，引起陶孟和等人的不满。不久，陈在致胡适信中有“我对于孟和兄来信的事，无可无不可”一语，（《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14页）说明陶已经正面表达过自己的意见。这一年年底，陈独秀将编辑事务交给陈望道负责，自己去了广东。尽管他在信中提到陶孟和等人“已久无文章来了”，但陶孟和还是主张停刊了事。（同上，第117页）这让陈独秀十分恼怒，他给陶孟和的信言词激烈。（同上，第120页）从后来的情况看，胡适还给《新青年》写过几篇文章，陶孟和却再也没有露面。可见在《新青年》分裂的过程中，陶孟和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

《新青年》的分裂除了深层的原因外，主要与胡适不谈政治的“戒约”有关。不过，胡适他们也有不得不谈政治的时候。1920年8月，胡适和陶孟和、蒋梦麟、王徵、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于是，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精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11页）这就是胡适当年为什么要与大家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戒约，后来又不能不谈政治的原因。换句话说，当年不谈政治，是想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以便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基础，使国人具有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后来要谈政治，是因为现实的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妨害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奋起抗争。

《努力周报》的创办

值得一提的是，在自由知识分子中，丁文江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据胡适讲，他与丁文江的认识，是陶孟和介绍的，从此丁文江成了胡适最好的一位朋友。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文江的影响下，一改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由于丁文江认为“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革的必要条件”，所以他对胡适的“戒约”有非常严厉的批评。他常说：“你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是先从思想文艺下手的；事实上，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他还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自由知识分子没有责任心、也没有能力负责任的缘故。”（《丁文江的传记》第58—59页）

《努力周报》问世后，在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尽管他们所倡导的好政府主义很快就失败了，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探索。前不久，唐德刚在一篇文章中把胡适称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是很准确很有见地的。与此同时，唐德刚也分析了胡适所信奉的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实现。他说：“胡适对民主政治是坚信不移、老而弥笃的，但由于他对政治学的理解没有超过高等常识和经验论的范畴，再加上他只谈政治不搞政治，因此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缺乏有用的知识和操作的经验。”（《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胡适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传记文学》第77卷第6期）他的意思是说，胡适谈政治还可以，搞政治却不行。依我看这也怪不得胡适他们。在中国，由于军队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改变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状况，只能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但是这又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所以为自由知识分子所反对。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处于“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尴尬境地。在无权的知识与无知的权力的较量中，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中国社会政治迟迟不能进步的症结之所在。

《努力周报》仅仅办了一年半就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是因为“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胡适语）。在此期间，陶孟和虽然是胡适的盟友，却只写过两篇文章。在《努力周报》出到第40期的时候，他写了《心理上的革命准备》一文。所谓心理上的革命准备，其实是指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的改变，可见对于政治问题，陶更愿意从学理的层面去讨论。在第65期上，还有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文章说，“中国的问题本来是非常复杂的，但人们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却非常简单，如立宪、革命、开明专制、物质救国、联邦制、好人政治等等，仅仅是立足于某一个角度。许多人不敢在自然科学方面逞能，却喜欢以政治家、社会改革家自居，以至每个写文章的都要标榜一种政策，每个有权力的都要提倡一种主义。这种状况已经是到达‘神所不敢践的地方了’。至于有些人以某种方案为旗帜来谋取私利，则更为可恶。”文章结束时，陶孟和认为只有对中国的问题有所了解，才有资格提出解决的方案。毫无疑问，要对中国的问题有所了解，开展社会调查是唯一的途径。看来，在对待政治的问题上，丁文江、胡适、陶孟和的观点也有微妙的差异。尽管如此，当胡适因病不能主持编务时，陶孟和还是与高一涵、张慰慈等人替他做了许多工作。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