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辉煌，到了日本全面侵华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再次中断。济南、青岛、烟台，作为当时山东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苗海南、张东木、周志俊等人的企业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却又在更多的时间内经受着市场之外的民族之恨，最终淹没在动荡的时局中。

济南：苗海南与张东木的巅峰与沉沦

1937年5月，济南富商苗杏村收购了军阀靳云鹏的鲁丰纱厂并更名为成大纱厂。此时，苗杏村志满意得，正处在事业的巅峰期。

仅仅两个月之后，抗战爆发，日军侵入济南，随即，便对成大纱厂实行了军管。靳云鹏等人遂又向日伪政权提起诉讼，并以产权人身份与“东洋纺织株式会社”签订了《中日合办鲁丰纱厂草约》，试图通过日本人造成既成事实。但日本人最终认定苗杏村为合法产权人，靳云鹏等人遂放弃了产权之争。

军管结束以后，日本人于1941年又对成大纱厂实行了“中日合办”。其间，成大纱厂毁坏严重，近万枚纱锭被用来制造枪械；厂内1300余间房舍，许多缺门少窗，有的仅存四壁。

苗杏村花85万余元收购的纱厂，仅仅过了半年便落入日本人之手。他深感世事变幻无常，于1941年底，忧愤成疾去世。苗杏村辞世后，商界震动巨大，连当时的汪精卫、陈公博都送来花圈慰问。

苗杏村死后，苗兰亭撑起了“大苗”一派江山。他秉承日军旨意，担任伪商会会长，协助日伪当局向济南工商界摊派勒索、征收税捐，在“治安强化”运动中，倡议开展“兴亚献机”运动，为日本侵略者支应战争资财效力。

他后来说，为了保护家产，“我走上了附逆道路”。“可是仅凭我这个伪商会会长，是维护不了生命财产的。于是我拿汉奸警务厅长张亚东当靠山，把苗杏村的房子让给他做公馆。我还结识伪民政厅长晋子寿，做‘护身符。即便这样，仍然挽救不了企业的命运。”

苗氏家族的最重要成员——苗海南，走了另一条路。抗战前，他捕捉到了紧张的气息，与胞兄苗星垣共同研究拟定了“大西北计划”，准备从西安到兰州间每个重要城市都设面粉厂或纺纱厂。1935年创办成丰面粉厂西安分厂，两年后，又在西安建立成通纱厂分厂。

虽然苗海南极具远见的举措最后付之于行动，但是在抗战时期，苗氏兄弟在济南的成丰面粉厂还是没有逃避被日军“军管”的命运，1942年又被迫与日商合办，改名为东亚面粉厂。被迫合营再加上战火纷飞，使得这时期的苗氏企业经营困难，几近破产。

苗海南与苗星垣等人曾于1940年在南京创办了普丰面粉厂，但不久又被日本人强行征作军用。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政府敌产处理局认定成通纱厂“系被迫合营，日人并无投资”，遂予以发还。苗海南作为业主代表接收了成通纱厂，几经整修，很快恢复了生产。至1948年，纱锭增至20000枚，工人则多达1552人，一度超过战前的规模。

好景不长，随着国共内战的阴云压来，国民政府开始不断的压榨与索取，再加上国统区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成通纱厂再一次走向了萎缩。

就这样，苗海南重整旗鼓、振兴实业的梦想又一次化为了泡影。

和苗海南类似，1937年扛起先辈大旗，登上东元盛的历史舞台的张东木，利用所学化学知识自制氧化机，大胆取消“青布上浆”工艺，创出了“名驹”和“双鱼”两个名牌，独步省内外20多年，产品远销东南亚。1939年到1941年，连续三年盈利大增。东元盛生意越做越大，实力延伸到了上海、青岛、成都等地。又先后创办了榨油厂、面粉厂等企业。

日军占领济南期间，日本洋行曾多次提出与东元盛合作，遭到了张启垣父子的严辞拒绝。二弟张启运联合“佛、道、孔、回、天主”组建《五老会》和日本人在文化界进行斗争。1942年张启垣辞世。

烟台：张裕的逆市繁荣

日据时期，张裕公司一度非常繁荣。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次日，盘踞在烟台的日本宪兵队对张裕公司实施军管。在为期3年零8个月的日占期间，历任经理有御桥馨言、神代胜、中野小男、近池利胜。《张裕公司志》记载：“日本军管时期，出品不少为军用，销售对象为侵华日军。日军驻天津1820部队曾与公司签订购酒合同，由公司日方经理中野小男经手，这批酒价值1773.6万元（伪联币）。在此期间，日本人以平、津、青、沪、烟为销售中心，向其占领区大量倾销。”

1943年，天津一份报纸刊登“军管理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广告，主题为“大批各种白兰地、葡萄酒到津推销”，并列出张裕出品的“葡萄酒类别”，依次为红白玫瑰葡萄酒、樱甜红葡萄酒、解百纳清红葡萄酒、味美思甘味葡萄酒、大宛香清白葡萄酒、佐谈经甜白葡萄酒。通过这个广告，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张裕公司当时的酿造方法和出品种类。

日本军管时期，曾企图专门生产酒精作为汽油代用品（军需物资），但张裕技术人员以生产工艺尚不成熟为由而婉拒。张裕酒文化博物馆还有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方题有“芝罘陆军联络部长泷寺大佐送别纪念摄影”，右下角题有“昭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军管理张裕公司”。昭和十八年即1943年，照片中的人物有当时张裕公司分管技术的副经理朱梅和来自意大利的酿酒师巴狄士多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21日，日方经理近池利胜受派宣布交还公司管理权。

值得铭记的是，1945年5月，张裕公司创始人张弼士的孙女张世禄受胶东区委安排，潜伏到烟台伪警察局特务科开展地下工作。1945年8月22日深夜，张世禄冒死穿过敌人的岗哨，把日军将要逃跑的重要情报送交胶东军区烟台前线指挥部。烟台解放后，张世禄被任命为市公安局侦察组副组长。

青岛：周志俊折戟沉沙

20世纪的青岛工商业，周氏家族留下了诸多痕迹。

青岛的日据时期，要比山东的其他地方持久。一战后，德国在青岛的权益被日本人把持，民族资本家与日本人的斗争，持续数十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中国纺织业一直有“上青天”的说法，是对三大纺织工业基地上海、青岛和天津的简称。1949年，纺织业所创造产值占青岛总产值的75.9%。

现在我们通常称道的青岛的九个国棉厂，八个是由日本人建造的。剩下一个，解放后的国棉九厂是由晚清山东巡抚周馥的儿子周学熙所创（即1919年创办的青岛华新纱厂）。

为了摆脱困境，周学熙一度将工厂交给他的儿子周志俊主持。周志俊上任后，考虑到纺纱难以续存的情况，进行六项改革，他有留洋的经历，就对工厂用西方的管理方式。

据周志俊先生回忆，华新纱厂在青岛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当时日本人有意捣乱，招来崂山土匪孙百万、马文龙，并绑架商会会长隋石卿”。他住在厂内“每夜均闻枪声，一夕数惊。”九一八事变结束后，华新纱厂的股线在东北三省市场跌落，周志俊非常惊慌，不得已只能借钱买布机，开办了织布厂。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青岛面临沦陷，市长沈鸿烈贯彻国民政府的“焦土抗战”策略，实施了对日本纱厂的爆破。爆破所需的炸药于1937年7月中旬自济南运到青岛，8月日本撤出了所有在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作人员，12月中旬，日军开始进攻青岛，12月28日晚，沈鸿烈下令炸毁日本厂子。

爆炸从沧口一路往南，连绵20里，爆炸声不断，这次爆炸引起的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给日本造成了上亿日元的损失，打击了日本“以战养战”的阴谋。

日军占领青岛后，华新纱厂的命运危在旦夕。之前，沈鸿烈曾召集工商界的人开会，劝说大家将工厂内迁，华新纱厂也有南迁的打算，设备已经运到上海了，结果因日军封锁，被迫抛锚。日本登陆后，强迫周志俊卖厂。此时他已把厂子转给了美国人，但日本人不甘心，扣押了周志俊的外甥作为恫吓的手段，反反复复之下，整个厂子以196万日元的低价卖给了日本人。

自此之后，青岛第一个民族纱厂成了日本人的资产，直到抗战胜利，华新纱厂才被赎回，最终成为了青岛在全国纺织业中占据“上青天”地位的重要力量。

全国解放前夕，周志俊携家人去香港，调去了一部分资金，有留居该地的打算。后来他思想陡转，终于在1949年初，在信和纱厂董事长颜惠庆的电召下，返回上海，迎接解放，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