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华

对于各级人大，特别是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是一项比较特殊的法定职权。从法理上来说，它比立法权、监督权、选举任免权更宏观，更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逻辑，但在实际工作中，它又最具弹性，启用频率相对较低，实践成效难以作出准确评价。可以说，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沉睡”，已成为阻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重要环节，迫切需要在权力边界与实施路径上进一步厘清。

历史沿革和法律内涵

众所周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四权说”是1980年4月18日，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提出并不断完善，最终成为普遍共识的。此后，随着工作实践的不断丰富和立法的逐步完善，重大事项决定权成为除立法权、人事任免权、监督权之外的一个单独职权，并成为人大制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其实，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那一天起，决定重大事项就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重要的法定职权。1954年新中国首部宪法在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内容时，就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除立法、人事任免、监督权之外的十项决定权。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同志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就都应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全国性的重大问题，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在它闭会期间，经过它的常务委员会讨论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