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石

On Guo Lanying（II）： In search of her roots

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给中央歌剧院下达了一个任务：拍摄讲述郭兰英艺术生涯的专题片。贺部长将此事交给乔羽去办。一天，“老爷”（这是歌剧院的人平常对乔的称呼）找了我，让我参加剧组担任撰稿。剧组还有于夫（歌剧院导演，担任舞台排练导演）、郑碧贤（《红旗谱》投河自尽的“姐姐”扮演者，担任拍摄导演）。他们二位，都是郭兰英的好友，自然是她推荐的。

我们三人的头一个任务是收集材料，特别是了解、熟悉郭兰英本人早年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为此，要陪同郭兰英走访她当年曾经待过的一些地方，如张家口、正定、石家庄等地，特别是还要随同她回一趟山西平遥乡下老家。说实话，我当时还算年轻，担此重任，虽说是“美差”，却也难免“诚惶诚恐”。就凭自己肚子里那一点“墨水”，要写好郭兰英这样一位大艺术家的艺术生涯，谈何容易？当时我是心中无数，只能先跟着走就是。

第一站不是上张家口，而是去天津，去天津是临时决定的。原因已记不清了，似乎是“郭老板”（这也是歌剧院人对郭的昵称）当时正在天津演出或是活动。抵达天津后，在原租界的一处较好的宾馆住下，因“老板”也住在那里，我们是沾她的光了。

当天晚上，我与她作了第一次的长谈，她说我记。具体都谈了些什么，我的记忆已很模糊了。只记得不是谈艺术，而是谈她从小所受的苦。因为家里穷，她很小就被送去戏班里学戏。旧社会农民生活很苦，养不起孩子，尤其是女孩。很多穷苦人家都把女儿卖给别人，模样好有灵气的也有卖给旧戏班学戏的。虽然父母只生了她一个女儿（其余几个都是儿子），但还是忍痛将她送给了戏班。她回忆学了戏，每逢年节喜庆或迎神赛会时，经常在乡间巡演，唱山西梆子。后来长大了，也渐渐唱红出名了，才转入中小城市挂牌长演。她自然也顺便谈了后来的一些其他经历，甚至是情感婚姻方面的私事，但主要是从她儿时的遭遇开始谈的。她面对我这个算不上知心的晚辈，能敞开心扉，谈及私事，当时很令我感动。

天津的下一站才是张家口。于夫去了，但“老板”没去。她为什么不去？也许她另外有事，脱不开身；也许张家口曾是她的伤心之地，她不愿旧地重游，以免触景伤情、勾起旧痛。

“老板”没去，张家口之行我们只能自己四处转转。于夫导演也是从张家口出来的人，熟门熟道。安顿下来后（记得是住在一处小客栈），他领着我们在城里转了一大圈，可能是寻访“老板”当年活动过的一些旧址故地。我们去看了<白毛女》在张家口首演的剧场。当年的郭兰英就是独自一人偷偷从旧戏班溜出来到这里看《白毛女》的。看了延安鲁艺演的这出戏，她泪流满面、深受震撼，从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可以说，张家口既是她的伤心地，也是她走向新生的福地。

的确，郭兰英要不是看了《白毛女》，她也不可能毅然离开旧戏班。而她要不是抛弃旧的物质与精神的枷锁，也不可能走出来投身革命。我后来听她说，当时解放军撤离张家口也是突然的，说走就走，走得很急。郭兰英知道后，部队早已开拔走了。她一听演《白毛女》的队伍走了，顾不得别的，带着母亲一路追赶队伍！

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居然有如此大的胆魄、如此明智的选择、如此临机应变的决断！要知道，当时华北的战局，解放军并不占优势，不是胜利进攻，而是失利撤退。那时一切都还是胜负难料、生死未卜的！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出走了。

可以想象，如同乔羽、陈紫所说的，她如果不走出这改变命运的一步，就是演得再好、唱得再好，充其量也只是个演山西梆子的名角，而不可能成为名扬海内外的“郭兰英”。同时，要不是郭兰英带着自小练就的一身戏曲功底投身到新歌剧之中，民族新歌剧至少在表演艺术上也不可能迅速走向成熟。因此，郭兰英在张家口走出的这一步，既是她个人命运之幸，也是民族新歌剧之幸。张家口这座塞外荒城，既是郭兰英的“福地”，也是新歌剧的“福地”。

不过说实话，这“福地”当时却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只觉得到处都是灰蒙蒙一片：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灰蒙蒙的城墙，还有北城门上那块牌匾——“北疆锁钥”，自然也是灰蒙蒙的。若是有风刮过，便扬起片片尘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张家口风貌大致如此。郭兰英走出张家口、投身革命是40年代，情况只会更差。特别是世道昏暗、社会纷乱、兵灾匪祸，当时的气氛一定是令人窒息的。

在正定

离开了张家口，我们一行便转去河北正定。

当年郭兰英母女追赶上的队伍，并不是演《白毛女》的，而是抗敌剧社的。她说是何迟带她母女出来的，先是去涞源。她在涞源演了评剧和小戏。过了一阵子，她对何迟说：“我要找演《白毛女》的王昆她们去！”

《白毛女》演出队伍撤出张家口后，归于华北联大，是“联大”附属的文工团，和当时华北联大三部（文艺演出部）同在冀中老解放区束鹿一带，院部驻扎在那里的小李家庄。何迟便雇了个老乡，用一辆马车将她们母女送到了束鹿县，找到了王昆、陈强他们。陈强是她山西老乡，一见面她便喊：“陈强，黄世仁！”陈强很意外：“这不是兰英子吗？”

联大文工团后又转至河北正定一带。郭兰英母女也和文工团一同住在那里。

我依稀还记得参观他们当时的驻地，是在一座大庙或天主教堂里。而且，曾与郭在这里同台演出的前民同志也从北京赶来跟我们会合了。他记得很清楚，谁和谁住在哪个房间，郭兰英母女又住在哪里，一一给我们介绍。

他说郭兰英刚来时没什么文化，连字都不识。组织上便先安排她学文化，教她的老师中有四位：沙新、徐捷、何朝，还有大诗人艾青。二男二女，男老师沙新、艾青教文化，两位女老师教识谱。每天早上七点开始，先上一小时文化课。

她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一边抓住任何机会观看《白毛女》的排练，点点滴滴地记在心里。同时，她还试着参加演出。她演出的第一出戏是小秧歌剧《王大娘赶集》。她精心准备、胸有成竹地登台演出。一出场，便获得了满堂彩（张奇虹导演当时也是文工团里的小演员，也夸她演得真好）。此外，还演了《一场虚惊》《夫妻识字》《牛永贵负伤》《枣红马》《四姐妹夸夫》等小秧歌剧与小戏。

我还记得她说的，当年在戏班里刻苦学戏时“冰上练嗓”的事：为了练就一副好嗓子，“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每逢严冬，天寒地冻，她每天必到结了冰的湖上，对着一处固定的冰面练嗓，以至于日子久了，竟将冰面练出一个凹下去的窝洞。这也许是她独创的或秘传的“郭氏冰上练嗓法”。除了郭兰英，我不知中外还有谁有此种练法，这是只属于她这位天才歌唱家特殊的个案呢，还是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

关于郭兰英与众不同的嗓子，自我1 965年到了中央歌剧院，就陆续听人说过，说她的嗓子的确是与别人不同：她那两片声带像是纯金属片一样干净透亮，完美得几乎没有丝毫瑕疵。我和她同住在歌剧院的二号大院内，别的演员咿咿呀呀，练得口干舌燥，却从未听见过她在练声。

那么，联系到她对我说的“冰上练声法”，郭兰英那美妙的歌声究竟是先天就具备的，还是后天刻苦练成的，至今似乎都还是个谜。别人说她是天生的一副金嗓子，她自己说是冰上刻苦练出来的，孰是孰非？也许连她自己都说不太清楚。

天才加上勤奋，才能成功。而且照艾青、陈紫与乔羽的说法，还有“时代”。时代造就了郭兰英。郭兰英的艺术成就，也应作如是观。

回平返乡下老家

郭兰英这次回老家，应该说很低调。正如她自己所说，每次回来都十分小心谨慎。要不然，在太原连省委书记都亲自接见，到了县里乡里村里，那还不得“清水泼街，黄土垫道”？至少也会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我早听歌剧院的老人们说过，她和《白毛女》剧组下农村演出，不只一次享受过农民兄弟们给予的这一类旧时代最高规格的礼遇。）

但此次我们跟着她回家，气氛却显得有点冷清。印象中只有她的老母亲在家里等着她。也许还有三两位邻人，与她的兄长、嫂子或侄儿辈们笑着迎出门来。她家住的是一溜平房，房前是一片庄稼地，似乎连个农家小院都算不上。但房子倒不显得旧，像是后来新盖的。

毫无疑问，郭兰英对家人是好的，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她把兄长们的孩子，即她的侄儿侄女们都视同己出，有几个一直跟在她身边，有的则由她扶养成人。

郭兰英的母亲在歌剧院住过，所以我对这位老太太并不陌生。她长得很像母亲，现在年纪大了，就越来越像了。难怪人说看一个姑娘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只要看她妈就行。郭兰英身上，不仅有她母亲的模样，也一定有她母亲传给她的灵气、气质和品行。

这是一位沉静、安详和有福相的老太太。她住在歌剧院时，常常站在她家阳台上，或晒晒太阳，或看院里孩子们嬉闹。我几乎从未见她与人说什么话，更别说是小声谈笑、大声喊叫。老人总是静静地在那里看着听着。你同她打招呼，她也只是微笑着点点头。她一直是那样安静而平淡地过着日子。从她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星半点的火气与忧伤。她总是那样沉静、安详，一副与世无涉、与人无争的样子。仿佛她站在那里，歌剧院及周围的一切市井喧闹、一片嘈杂的歌声乐音，都从她的耳旁、她的身边消失了……

即使她不是郭兰英的母亲，我也觉得这是一位很不一般的老太太：沉静的气质、安详的面容，还有那颇为福相的外貌……她虽是穷苦出身，却脸皮白净、五官端庄而显得有富贵气：她虽也是没有文化，却看不出任何一点俗气。我甚至想，她要是像郭兰英那样也学过戏，《红楼梦》里贾母的扮演者，将会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她看到我们这几个并不陌生的客人来了，当然是高兴的。但我也没听到她跟客人说了什么客气话，或者跟久别的女儿有什么亲热的表示，只是坐在一边，静静地看着听着。然而，我深知，老太太对女儿不但有影响力，甚至还有某种权威。虽然她当年迫于生计，将女儿送给了戏班，但郭兰英是个孝女，母亲的话，她还是听的。

是的，有这样的母亲，才会有这样的女儿。而熬出了这样的女儿，哪个当母亲的心里能不高兴？只不过像我这样的外人，从表面上看不出来罢了。

到了郭兰英的老家，我的注意力都被她的母亲吸引了，以至于她家里的其他人，印象都很模糊。甚至那餐午饭，她家人招待我们吃的是什么，也都记不清了。也许是烙饼，或者是饺子——总之，是一顿农家的家常菜。

最后一站大同

饭后，因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多作停留就告别了，直奔平遥古城。“老板”好像没跟我们同去，留在家里陪老妈妈了。

去大同路过有名的平遥古县城，我们便顺路去看了看。

印象中县城里很是热闹，尤其是关帝庙一带，庙里人来人往，香火很旺。关公是山西人，山西的关庙自然多，如同山东孔庙多一样。庙里的许多大大小小泥塑的神像都很精美，至少应是明清时代留下的，也都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此外，自然还有国内保存得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城墙。

匆匆路过，不可能四处游览，因为要去的最后一站是大同。

为什么去大同？大同与郭兰英有什么关系？现在想起来也都记不太清了。想当年，郭兰英随戏班出山西去张家口之前，应是演遍了山西省内各大城镇的。大同古称“云中”，为历史名城。元明清三代，这里还是戏曲重镇。京剧有名的《游龙戏凤》，正德皇帝与店老板娘李凤姐的风流韵事就发生在这里。郭兰英她们来这里演出，是很自然的。但在大同我们并没有走访什么人，也没有收集到与“郭老板”有关的资料。因此来大同更大可能是奔这里有名的“云冈石窟”来的。印象中，似乎拍片导演认为，这一有名的北魏佛窟如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其独有的古色古香的情调，可为这部艺术专题片增添点色彩。

云冈石窟，天下闻名，可亲眼一见，却有点失望。本是敞开裸露的佛窟造像，自北魏以来，历经干年风雨，风采早就消失了许多，而如今更是被风沙尘土，弄得一尊尊灰头灰脸的。更为不堪的是四周的煤灰——从岩顶到岩壁，从洞内到洞外，道路、旷地、树枝、草丛，全都落了黑黑的一层。可怜那一窟窟名闻海内外、价值连城的佛陀世尊、菩萨神灵，无声无息地弃置在这荒野之中，年年月月，被漫天的风沙、遍地的煤灰侵蚀着、遮盖着。如再不加精心防护，也许无须多久，这些无价珍宝很快就将变得更加面目全非，直至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而不可寻觅！

郭兰英的艺术专题片后来因艺术之外的原因没有拍成，不然，想借这千古名窟为片子增色的念头肯定是会落空的。因为人们看到这许多被人为污染的镜头，还会有心思再欣赏你的艺术吗？

事隔近20年了，云冈石窟的情况也许大有改观了。果真如此，那就“阿弥陀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