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

Aida and me

说起来我学习《阿依达》这部歌剧，还是2001-2004在芝加哥抒情歌剧院做驻院艺术家时的事儿了。歌剧院的资深艺术指导首先告诉我的是，威尔第当年写这部歌剧时，歌剧脚本的名字是“安奈瑞斯”（Amneris）——剧中女中音角色的名字，也就是说这原本是一个有关埃及公主的故事。结果当首演结束后，剧中女高音阿依达赢得了最多掌声，尤其是她在第三幕中所唱的那段“祖国蔚蓝的天空”，连向来主张音乐和戏剧的连贯性不应该被咏叹调所打断的作曲家本人，也无法阻止观众们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来表达他们对这段咏叹调的钟爱。于是，威尔第很无奈地“顺应”了“市场”要求，将他这部不朽的力作更名为《阿依达）》——剧中女高音角色的名字。以后的一些演出中，我也听其他艺术指导，甚至导演们有过类似说法，而我本人并未对此做过研究考证。之所以我想与大家分享这段“轶事”，实在是因为女中音安奈瑞斯的“戏份”，与女高音阿依达是“平分秋色”的。尽管伟大的威尔第没有在这部歌剧中，给他私下钟爱的女中音写一段能让人听后震撼难忘的咏叹调。

再说说这个安奈瑞斯给我带来的各种“酸甜苦辣”吧。那是第一次在芝加哥剧院做著名女中音奥尔加-鲍罗汀娜（ Olga Borodina）的替补，与乐队“坐唱”。通常，“坐唱”时主演是不会缺席而用替补演员代替的，因为排练关系到其本人的音乐处理、与其他演员重唱和与整个乐队的关系。当天早上，我接到剧院电话，通知我去替她坐唱，说是因为她身体不适。于是我匆忙赶到剧院，在其他几位大牌主演和指挥的诧异目光中，顺利完成了代替鲍罗汀娜的坐唱排练。没想到下午准备离开剧院前，剧院的两三位同事及制作主管竟然跑来向我祝贺，说我今天让大牌感受到了“威胁”。这下轮到我诧异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What is this all about？同事们告诉我，当我在舞台上和乐队演唱到第四幕时（女中音在此剧中最重的一幕戏），鲍罗汀娜悄悄从侧门来到剧场里，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直到坐唱排练结束。然后，她从容地起对身边的人说：“That Chinese girl will never get my any performances， even one”（那个中国女孩休想替补到我的演出，哪怕是一场。）我笑着对同事说：“Fine，she better take good care of herself， don't fell not well again.”（好啊，那她自己得好好保重，别再感到身体不适了。）

当然，鲍罗汀娜非常精彩地演出了她的所有9场安奈瑞斯，让我现场学习了她那冷艳的埃及公主。她尽管没给我一次替补她的机会，但她也没能挡住我后来在各大歌剧舞台上演绎我的安奈瑞斯。到2015年北京国家大剧院，这个《阿依达》应该是我演出的第六个制作了。

对于同一部歌剧的不同制作及所遇到的不同导演，又让我想到了许多……最令我难忘的有两次，一次是柏林的德意志国家歌剧院制作的现代版《阿依达》，整个故事背景被“乾坤大挪移”到了20世纪中期的一个北美基督教某分支的教会里。第一幕的女高音、女中音及男高音的三重唱，是演员并排坐在三把椅子上，手捧圣经面无表情，作内心纠结状的表演，非常有挑战性！第二幕原本恢宏的凯旋场面被安排成类似“社团聚会”及“NBA高中生热舞”的场景，这让我这个习惯“传统古典歌剧”的演员瞠目结舌。当然，吃惊归吃惊，不能忘记演唱及表演，尽管最后我们的演出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掌声，但将传统而“高大上”的大歌剧进行如此草根平民化的编排，还是令观众及乐评表现出难得的高度一致的不买账。

而另一部2009-10演出季在奥地利布雷根茨水上歌剧节的《阿依这》，使我真正体验到了作为当代歌剧演员的极限挑战：迎着室外g℃的湖风，跪在冰冷的湖水里，拖着早已浸湿了的戏服，唱出一个个高音b或降b……18场的演出，我必须说非女汉子而不能为呀！

所以，与这些出人意料的制作相比，我所演出过的，无论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歌剧院还是旧金山歌剧院的《阿依达》，都已经让我感觉传统得没啥可回忆的了，甚至还有一些其他剧院的演出已经忘记了（唉，保守的悲哀同样令人无奈）。

回想过去10年中，仅仅歌剧《阿依达》，我已演出了60多场了，但每次演绎这个角色所耗费的心力却是有增无减，因为在歌剧的导演时代，与那么多不同个性、不同艺术观念的导演合作（很遗憾自己晚生了100年，错过了由伟大的歌者统领的歌剧辉煌时期），的的确确迫使自己的演与唱都要更符合“戏剧性”。而在威尔第这部伟大的《阿依达》中，女中音角色安奈瑞斯是一个当仁不让的“戏剧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