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一声叹息

◎钱理群

1953年，刚满14岁的我提出了加入共青团的申请，但遭到了拒绝。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你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父亲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在一起？！在我这样的14岁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我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

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我从不敢翻出来看，仿佛看一眼就是一种犯罪，但我又始终保留着，因为那是我最后的慰藉。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我也被自己的“大胆”吓蒙了。我唯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很久以后，我才惊讶于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问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

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1972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照片！我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的儿子！

尽管在70年代末，旅居美国的三哥归国时给我带来了父亲的照片，我却再也不敢正视。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像：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食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以及他对我全部的爱和期待。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摘自《我的家庭回忆录》漓江出版社 图/陈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