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斌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乌托邦在人类精神的发展中扮演着精神指引的重要角色，乌托邦意识是贯穿文学和历史的重要精神线索，在文化沉淀中熠熠生辉。王尔德曾说“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1]那么在现代社会，乌托邦将安放在何处？

如果说80 年代的文学界是一个精英的赛场，那么90 年代的文学界则是民间的舞台。格非在面对人文精神的疲软、经典的重构以及文化边缘危机时，试图扛起精神的旗帜，开辟一条反思救赎之路。他的“江南三部曲”讲述三代人的挣扎，横跨大半个世纪，从沉睡的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地初醒的懵懂世界，再到现在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当中既有历史的回顾又包含着对现代的思考。在人物的精神发展之路中，作者对乌托邦唤醒世道人心的作用给予了深刻的肯定，同时也直面实现乌托邦的过程中遇到的精神困境，最后立足于当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反思，强调人类坚持梦想的重要性。

一、精神之路的指引：乌托邦的梦

格非小说《人面桃花》秉承着一个先锋小说家的眼光，面对现实世界，勘察精神依托，最终将笔调停留在乌托邦的建构中。中国人的乌托邦情结是以诗意的方式流传于世的，在《人面桃花》的桃花源世界中，格非用梦想的臂膀指挥躯体前进，直面现实规则对梦想的冲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弗洛伊德指出梦的动机是无意识的愿望。他曾说过：“即使严肃的思想也不能阻止我们对作家想要利用的梦的有用之处产生兴趣……它可能会使我们从一个侧面获得某些关于造性的写作本质的细微理解。”[1]梦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状态，比生理反应的状态更具有研究价值。精神分析学对于格非的历史探讨具有深刻的影响，这又使得他不同于通常的“新历史主义者”，弗洛伊德关于梦境——意识动机对人的记忆的影响的理论，在格非这里变成了生动的叙述[2]。陆秀米的第一个梦，给她带来了人生的启蒙。在暗娼孙姑娘的葬礼上，秀米潜意识中有懵懂的性觉醒。梦里她和张季元相遇的庙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是伦理道德的约束，然而当这个梦和现实重合的时候，她一度怀疑这些未尝不是一个更大、更遥远的梦的一部分。梦和现实的交错与重合是秀米对未来生活觉醒的一部分，由此她可以有一种最原始的动力，来自于人内心深处的欲望的支持，使得她有勇气走接下来的路。这个隐秘的梦想与现实的关系从人的生理层次被剖析出来。在竹林里和张季元的独处，是她在实质上和张季元有的唯一一次的独立空间内的接触，她从心底已经接受了张季元并且期待张季元的调情，这样内心的突破也是少女情感的最真实的展现。这份诞生于情窦初开的年纪最纯真的痴恋，也成为秀米人生的精神支柱之一。

在不一样的世界里，人心底的欲望会被激发成不同的模式，在太平盛世会受到礼法约束，如果恰逢乱世，那么肮脏的东西都会发作，横行作乱。在花家舍中，秀米就有取代王观澄的想法，可是结果还是一样的，乌托邦的寄托很美，破碎得很惨烈。在折磨与惩罚中找到安慰，她发现自己不适合享乐，经过这样的一切，她更愿意享受悲哀。回到普济终日与花草相伴的日子让她沉静了不少，她看到的世界由那个幻想中的大同社会缓缓地转身成为虫儿花儿的卑微世界。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卑微的，琐碎的，没有意义，但却不可漠视，也无法忘却。而历史总是螺旋式的先进，又一个旋转的圈将出现，那就是还会有人重建花家舍。在秀米去世的这一年1938 年，《山河入梦》的女主角姚佩佩出生。她这个原本在澡堂卖筹子的小妮子在一次争吵之中指甲划过谭功达(秀米的儿子)的手指，将印迹划在了他心里。那年她19 岁，稀里糊涂地成为了县长秘书，从此与谭功达这个44 岁的“花痴”县长展开了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小说中乌托邦的构想是美好的，一县之长的盲目追求、一味地强压施政，那些幼稚的举措最终在大坝溃堤崩塌的时候赤裸裸地摧毁了这个美好的构想。

二、精神之路的挣扎：人与宿命抗争

《山河入梦》可以看做是作者对历史和人性的思考做了一个纵深方向的挖掘。当中的主体意蕴仍然是追梦人的乌托邦理想。小说中洋溢的梦想与激情由谭功达和姚佩佩全权承担，但是在县长身上对乌托邦的执迷且不悟，显示出现实世界对梦想的残忍；在姚佩佩身上，对理想的向往成为了自我救赎的精神良药。乌托邦的追求如同一把利剑，以人性为标靶，劈出了荒诞狰狞和一声叹息。

“似傻如狂”的谭功达不愧花痴名号，周旋在姚佩佩、白小娴、张金芳还有小邵等女性的身边。当然，这些女性人物的存在也如众星拱月一般，凸显出谭功达个体生命的意义，并且作者在书中用心的将谭功达的心理活动状态用加粗的字体表现出来，无论是细节的心理状态捕捉，又或者内心反复的挣扎，读者都一览无余。这样流畅的，毫无遮掩的心理剖析，体现出作者最终为承载全书的思想和情感做出的诠释。姚佩佩与谭功达的小岛之约充满了激情与幻想，在她看来，漫山遍野的紫云英和苦楝树的阴影交辉，这种精神的共鸣胜过现实中的一纸婚约。即使没有白小娴那样冠冕的“革命友谊”，姚佩佩这个无论怎么谄媚都无法得到认可，不能进入规则之中的边缘人还是坚强的活着。在权力横行，潜规则肆虐的景象下，是一种如同紫云英一般不卑不亢的朴素的生命力量支撑着她。可是天道悠远，人世深险，姚佩佩始终无法挣脱宿命的摆布。在亡命天涯的时候这个女子仍然心心念念谭功达。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停留在那座秀米曾经住过的阁楼，姚佩佩似曾相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生命中有这样的力量贯穿始终。书中要展现的人物历史已经从外在生活状态的描写，转化为内在的精神理想继承与发展。对谭功达来说，那栋阁楼是一处安放灵魂的隐秘场所，是他身体中流淌的血液的最终源头，但是他没有机会触及，而由佩佩代替他完成这个使命。姚佩佩出生在秀米去世的那一年，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倍感孤独与寂寞，从小饱尝了寄人篱下的苦楚，带着一种宿命的原罪感，认为自己甚至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种对肉体的不屑和摒弃，就像秀米当初在张季元死后得知自己将要嫁人时那份决绝。

当然，这样的悉心安排与巧妙设计是为了传达出一种精神的不息与逃不出的宿命圈套之感。从人物命运的轨迹来看，作者不是在写一个官场失意的落魄书生与红颜祸水多薄命的悲哀故事，而是将承载故事的历史山河化入梦中。当主人公发现他一直追寻的社会理想是通过相互揭露罪恶行径的方式存在于花家舍之中时，这一片曾经被视为乌托邦的圣地，就已经全部坍圮，只剩下断壁颓垣。作者在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的交织中，体现出对于世道人心的拯救和悲悯，从容的站在历史的角度以独立的姿态来延续这个建构乌托邦的故事，让读者寻找实现生命的意义的脚印，完成“诗意栖居”。但是，无法回避的是，谭功达理想的破灭是这个山河之梦的终结。也许自托马斯的《乌托邦》诞生以来，乌托邦就散发着无尽的魅力，以至于人们总是被吸引但是却逃不出这个幻想。在精神的深处无法摆脱自我的精神诉求，总渴望获得更完整的美好，殊不知现代文明的脚步虽然从未停止，却永远跟不上人类精神追求的脚步，所以造成落差成为现实，正是这一步步的现实，构成历史。《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都在勾画乌托邦的梦，无论做梦的人是谁，又或者这个乌托邦是怎样的，最终的结局都不尽如人意。

三、精神之路的探寻：终点亦是起点

(一)人性的觉醒

《人面桃花》中张季元曾说，“我觉得我们正在做的事，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错的，或者说，它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毫无价值，的确，毫无价值。好比说，有一件事，你一边全力以赴，同时你却又明明怀疑他是错的，从一开始就是错的。”[3]69这是古今中外，历史的长河中，反反复复出现的观念。追寻的路就算再崎岖坎坷，如果有光就有希望，至少觉得追逐到光是指日可待的。但世事往往不尽如人意，因为黎明前的黑暗最难熬。多少人败在了阴霾将散的前一刻，又或者有些人是已经无数次告诉自己阴霾将散了，胜利就来，可穷其一生，还是在午夜梦回时分徘徊。在黑暗中质疑是痛苦的，这些质疑，会毁掉自己曾经付出的一切。秀米是敏锐的，她可以超出常人的感受到身外的世界虽然藏着无数的奥秘，却始终保持缄默。这就是一种作者推崇的理想的生存状态。在聪明的时候，不忘糊涂，“忘却”可以给你带来更广阔的空间。“忘却是无法挽回的，比冰坨更易融化的是一个人的脸，它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3]79秀米的记忆中张季元的脸是不属于这个尘世间的，他们来自于那个大同世界，融化在追寻大同的路上。“你的心被身体囚禁住了。像笼中的野兽其实它并不温顺。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小岛，被水围困，与世隔绝。”[3]100在花家舍的世外桃源里，心是在岛上放逐的，没有到外面的世界，就算再美，再桃花源，也不过是个囚禁心灵的岛屿。不能将这些桃花开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最后的结果就是，建立的一切都要被毁掉。但是历史螺旋式地先进，将有一个旋转的圈出现，那就是还会有人重建花家舍，六十年后将再现当年的盛景，光阴流转，幻影再生。身边的人对秀米的设想否定的态度，这些想法最后荒唐地出现在了土匪窝里，这样的错位，无疑是作者对于生活在正常轨道里的那些追梦人的巨大嘲讽。

(二)无家可归的灵魂

格非说过：“我一直认为，小说从根本上说，是个人与现实(历史)关系的一种隐喻。”[4]江南三部曲的前两部在描绘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时候，极大地还原了人这个社会中最小的单位是如何面对现实的，如何驾驭自己的命运的。在作者的叙述中，乌托邦的梦魇和追梦人的精神之路成为时代的缩影，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富有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思想精神在生根发芽。作者在《春尽江南》中回归现实，竭力地在探讨当代人的精神追求该何去何从。

延续《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的笔调，《春尽江南》最大化地重现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存的状态，并对这样的生存做出了“中国式的解读”。谭端午和李秀蓉(庞家玉)的爱情有两个契机。一个始于那个仲秋的夜晚，一首《祭台上的月亮》充斥着荷尔蒙的味道；另一段在联华百货的偶遇里拉开序幕，暗含着你来我往的角力，滋生着婚外情的暧昧。在婚后，端午意识到与妻子带给他的猜忌、冷漠、痛苦、横暴和日常伤害相比，政治、国家和社会暴力其实根本算不了什么。“家庭的纷争和暴戾，作为社会压力的替罪羊，发生于生活的核心地带，让人走投无路。”[5]211这道出了多少家庭的悲哀。从现代社会的发展的角度看，究竟是进步还是停滞？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如果细胞发生病变，那就是在做量变的积累了。爱情的浪漫经不起现实婚姻的打磨，物质利益摧毁了信仰和坚守，爱情支离破碎。然而，不仅是家庭，社会飞速进入市场化的时候，城市污染严重，青山绿水被商业楼盘取而代之，经济指标成为最终指向；伦理、欲望与法律之间的纠纠缠缠，道德底线被一次次逼退，这样失衡的状态中，人和梦的关系从潜意识的纠缠，演化为现实生活在片面追求物质满足的裂变。

在《春尽江南》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场时，对人的分类总有这各种各样的看法。例如“穷人”和”富人”这样僵硬的分法，让人的定义被财富代替，这样的世界虽然五光十色，却陌生起来。人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生物体，对于人的分类不可能像科学的分类一样定义准确，数据精准。谭端午赞同布莱希特的观点，认为好人与非好人的分类是最单纯的。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彻底消除了产生“好人”的一切条件。如果另起一个树状图的话，还可分为老实人与随机应变的人：一个无用的别名和倍受肯定的夸奖。这样的分类方法存在于端午的母亲那样老一辈人和老实人的眼里。还有王元庆这个在精神病院里自诩为“正常人”的“疯子”能够很清晰地分辨正常人与精神病人。可是现在这个界限是越来越模糊的，两者没有谁是病态之分的区别，只能说有程度之分罢了。那个世外桃源的花家舍变成了高级会所“销金窟”，那些追梦人的影子投射在现代诗人的身上，但诗人已经被社会抛弃。“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洛尔加。多余的荷尔蒙。多余的忧世伤生。多余的房事。多余的肌体分泌物。”[5]121

(三)重生的力量

疯狂年代渐渐远去，在物欲横流的滚滚红尘之中，知识分子不能够再继承时代的期许，势必需要另一个突破口。谭端午作为一个诗人，在知识分子的光环下游离在现实和理想的交界处，既与现实若即若离，又怀揣着理想，沉浸在对社会改造的期待中。他躲在德彪西的音乐中叹世界，躲在《新五代史》里寻找着结局。作者始终没有让他回归到知识分子的正轨，有自暴自弃却冷静让人不寒而栗。如果说谭端午是一个失败的人，那么庞家玉这个顺应时代潮流，告别文艺的过去，投身于法律、经济、教育之中的人，又成功吗？她一再的努力，最后也逃不出自己伤感，敏锐、激进的性格。作为一名律师，她不可逃避，必须直面现代社会中人性丑陋。绝望感在书中频繁的传递，最突出的就是对“贪念”的哀叹。作为律师的庞家玉在自己深陷的葫芦案里，更深刻感觉到了法律似乎专门为了保护无赖的利益而设定，一心要让那些无赖自始至终处在有利地位。她无法让自己的神经变得像钢筋一样粗，那就注定在这个社会里无法获得自我保护。在庞家玉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无可否认自己的人生也是无用的，那些金钱、名誉，在亲情、爱情以及生命的欲望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终于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朴实的道理。

格非曾说：一部小说的动机往往来源于一个简单的比喻。《人面桃花》中，在瓦釜里融化的冰花就是秀米的过去和未来；阳光下无边无际的紫云英花地，是姚佩佩一生的向往；招隐寺旁的睡莲开启了庞家玉的人生。在小说的最后，谭端午将《祭台上的月亮》改成了《睡莲》这首六十行的诗，写出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在诗中寓意一个新的世界将会重现，历史有自我进化的能力，无法逆转势不可挡。乌托邦不是人类的诺亚方舟，无法承担人类的救赎，商业时代的乌托邦已经刻下欲望的烙印，但并不意味着从此乌托邦要淡出精神的范畴。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知识分子要扛起乌托邦旗帜，内心要有强大的力量，恪守一种理想的情怀，追求自由平衡的精神空间。

从文学方面来说，中国人最重视的反而不是文本的作者(即所谓文本策略)，而是躲藏在那个文本作者后面的经验作者(即写作的实际主体)。[6]131在江南三部曲中，主要人物们的精神深处都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对梦想的不懈的追求。他的系列小说使中国当代小说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乌托邦实践理想，提供了一种值得重视的小说内在视景。[7]292可是无论是革命时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或者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现实中，他们都不能获得一个完全的自我，而总是处在精神震荡当中，于是他们追逐梦想的过程成为文学史上具有研究价值的精神探索之路。作为一名有担当的作家，格非从先锋小说回归中国式的文学体会，摒弃“文化身份”的困扰，书写中国人的精神史，浓浓的中国味荡涤人心，久久不能散去。

[1]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2]张清华.叙事·文本·记忆·历史——论格非小说中的历史哲学、历史诗学及其启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2).

[3]格非.人面桃花[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4]格非.走向诺贝尔——格非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5]格非.春尽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6]格非.文学的邀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7]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