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洪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福州 350012)

五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杨秀洪1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福州 350012)

五代乱世，武人横行、文人南迁、斯文扫地的五代文人的人格发生剧变，儒道的传统人格受到乱世的冲击，文人情感意志卑弱，人生体验偏狭，作品言浅意俗。诗人常以回忆和梦幻的手法，通过灰黯、凄冷的意象，浅俗平直的语言来抒发凄凉和悲伤的情感。

情调卑弱；回忆；梦幻；意象灰黯；语言浅俗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①乱世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着文学的变化。“世情”“时序”从根本上影响着文学的内容、形式、风格。处于长期战乱、武人横行、文人南迁、斯文扫地的五代文人的人格发生剧变，儒道的传统人格受到乱世的冲击，情感意志卑弱，人生体验偏狭，作品的内容也多是哀吟乱世的凄凉和悲伤。本文试从五代诗歌的内容、情感基调、表现手法、物象选择及语言特征几个方面分析五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精神匮乏 情调卑弱

(一)话通时事少，诗着野题多

晚唐五代，战火连绵，武人当道，凌蔑文人，文人在政权中的地位极其卑微，即使官位显达的文人也不得不仰人鼻息，明哲保身甚至苟且偷生。南方各国重视文人，文人纷纷南迁，虽然在南方得到礼遇，但寄人篱下，也必须慎言慎行，以求免祸，文人们或有忠君之心，报国之志，但已力不从心，他们选择自我图存，不再关心时事，如韩熙载，虽在南方身居显位，却醉酒放诞，拥妓自污，一无作为地客死江南。[1]

乱世谈道，故难致用。随着五代士人群体人格的剧变，“道”的价值被怀疑，被否定，诗人创作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为目的已不可能，同时也是危险的。正如诗人罗隐在《梅先生碑》中慨叹:“是知天下有道,则正人在上；天下无道，则正人在下。”既然不能“守道”，那就“顺时”，所以其只能任其“翠羽残”，卑微地在“雕笼”里呆着，苟活于“地暖”的江南，并警醒自己“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②即使友人相遇也不便对时政发牢骚，“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杜荀鹤《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稍不留神，人头落地。诗人齐己也意识到“时事懒言多忌讳，野吟无主若纵横。”(齐己《偶题》)“话通时事少，诗着野题多。”(齐己《渚宫莫问诗十首》之二)可见，当时的诗人即使有济世之志，为躲避祸患，也只能抒发无关痛痒的情感。

时代主题，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主题，战火纷飞，辗转流离，偏安一隅，苟延残喘，醉入花间，沉迷酒色，人生体验偏狭的诗人，自然难有阔大的诗境，他们在诗歌中表达的是自我人生的偏狭体验，战乱流离、怀古咏物、思乡友情、隐逸艳情成为主题取向。诗歌背离了济世传统，充满悲凉情调，更无以“教化”，诗歌显得苍白无力。

(二)“哀而即伤”的卑弱情调

五代时期，随着诗人命运的恶化和群体人格向世俗方向的转变，诗人的心灵处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中，与现实社会脱轨，也领略不到大自然的魅力。诗人的作品展示的是卑弱的心态，现实无奈与自身的悲哀。诗歌的“中和之美”渐失，代之以“哀而即伤”的卑弱情调。纵观《全五代诗》，几乎都是弥漫着悲凉哀伤的情调。[2]正如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歌》中称，晚唐五代作家情感意志卑弱，他们在情感意志的表述上普遍患有抑郁症和软骨病。[3]

战火纷飞时代，反映战乱现实和对现实的激愤的作品本该成为诗歌的主题，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五代初，虽不乏描述战乱现实的作品，但从中透露出的不是悲壮沉郁而是悲哀和绝望，飘零无助的哀吟悲叹充斥作品中。“羁游数地值兵乱，宿在孤城闻雨秋。”(黄滔《旅怀》)“梦魂飘零落叶洲，北辕南舵几时休。”(殷文圭《初秋留别越中幕客》)五代中后期，南迁的文人，或出于对现实的绝望，或出于明哲保身，抑或出于刻意忘却悲伤，入蜀的韦庄、投奔钱镠的罗隐、归依王审知的徐寅，似乎都将危难的国家、苦难的百姓、甚至自己的前程都置之度外，反映现实的内容从他们诗歌中消失了，“千古是非无处问，夕阳西去水东流。”(沈彬《题苏仙山》)哀莫大于心死，诗人只能守着空虚的心灵在南方醉生梦死。《夜宴图》中表情忧郁的韩熙载即是五代南渡诗人生活及精神世界的写照。

五代诗人的哀伤心灵不仅脱离社会现实，与大自然也难以沟通了。面对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江南，诗人看到的是人生的无奈与虚幻。“掩关苔满地，终日坐腾腾。暑气冷衣葛，暮云催烛灯。寂寞知得处，疏懒似无能。”(孟贯《夏日寄史处士》)“旦暮余生在，肌肤十分无。眠寒半榻朽，立月一株枯。”(齐己《伤秋》)这些诗句让我们看到诗人避居世外的孤寒凄冷。

五代诗歌反映乡思更是充满刻骨铭心的悲伤情味。“暗算乡程隔数川，欲归无计泪空流。”(杜荀鹤《旅寓》)“荆山归不得,归得也无家。”(郑谷《闷题》) 值兵荒马乱,即使回去,故园大多已在战乱中荒芜，也必已面目全非，实际已无家可归，乡思苦情无处安放。

二、用回忆和梦幻手法冲淡现实的悲哀

(一)回忆手法

多情的诗人本就留恋过往。五代诗人身历乱世，对民族命运淡漠，与现实疏远，精神封闭。他们无法改变现实，那就逃避现实，把过去的美好记忆在脑海中回放以冲淡现实的悲哀，寻找一丝安慰。五代诗人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思乡、思亲、思友的孤寂和无助，诗人只好通过回忆和梦境来排遣。

“九华巉崒荫柴扉，长忆前时此息机。黄菊倚风村酒熟，绿蒲低雨钓鱼归。干戈已是三年别，尘土那堪万事违。回首佳期恨多少，夜阑霜露又沾衣。”(罗隐《忆九华》)“江东才子”罗隐，虽然毛遂自荐入钱镠幕府中后才结束流浪生活，但为在乱世中为避免是非，不再颠沛流离，诗人言多讥刺、傲骨自信的品质日渐消退，面对衰世残年，混世无为，吟叹衰老和

悲伤无奈的情绪萦绕着诗人。回忆起三年前赏菊饮酒、细雨钓归悠闲自在的日子，留恋之余便是哀伤怅然，面对满目疮痍，诗人意识到美好的过往只剩回忆了。

韩偓是位孤忠诗人，入闽后寓居福建南安县，他始终怀着忠君报国的政治理想，常追忆故主故国。《感旧》:“省趋弘阁侍貂珰，指座深恩刻寸肠。秦苑已荒空逝水，楚天无限更斜阳。时昏却笑朱弦直，事过方闻锁骨香。入室故寮流落尽，路人惆怅见灵光。”诗人依然怀想当日的在朝生活，但一切已成往事，如今唐室的宫殿已荒芜, 故僚漂泊流荡。[4]

“每忆家山即涕零，定须归老旧云扃。银河水到人间浊, 丹桂枝垂月里馨。霜雪不飞无翠竹,鲸鲵犹在有青萍。三千九万平生事,却恨南华说北溟。”(黄滔《寓题》)黄滔为仕宦离开莆田涵江，每每忆起家乡的一草一木即泪流满面，因此，决心归老必回家乡。

无论是避乱飘零，还是为薄宦所误，在分裂动荡和战乱流离的大背景下，乡情、亲情、友情都在回忆中充满悲伤情味。

(二)梦幻手法

“千载是非难重间”(罗隐《渚宫愁思》)，“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罗隐《自谴》)不求进取、乱世苟活的五代诗人，对人生如梦体会更加深刻，经意或不经意间混淆了现实与梦，五代诗人写梦境不是为营造朦胧的诗意，常以梦的形式来排遣羁旅哀愁和寂寞。

“陆海波涛渐渐深，一回归梦抵千金。”(罗隐《归梦》)“避世嫌身晚，思家乞梦多。”(尚颜《夷陵即事》)“却是旅人凄屑甚，夜来魂梦到家乡。”(李中《海上和柴军使清明书事》)梦对诗人来说弥足珍贵，希望能在梦中回到的魂牵梦绕的家乡，聊解思乡之苦。

“相梦如相见，相思去后频。旧时行处断，华发别来新。浪动三湘月，烟藏五岭春。又无归北客，书札寄何人。”(张乔《寄南中友人》)“乱离身不定，彼此信难通。”“秋来忆君梦，夜夜逐征鸿。”(杜荀鹤《寄顾云》)干戈相隔，相逢不可期，友情对于孤独漂泊的诗人更难得，归客难寻，欲寄书信表思念亦不可，只能在梦中相会了。

李煜由小皇帝变为囚徒，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只能通过自己凭栏远望或梦里重归的方式来表达。 如“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渡中江望石城泣下》)

总之，“梦”在五代诗歌中出现频繁，其实是诗人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是诗人借梦境来“达成”回归故里、友人相见的愿望，更是一种自欺、自怜的体现。

三、意象灰黯 语言浅俗

(一)意象灰黯重复

作品中的物象选择，是作家人格追求和心理特征的反映。天下丧乱、战火连绵、千里萧条、白骨累累的惨状，悲哀、孤独、无助、失望的情感，必然导致诗人主观情意下选择的客观物象多是灰黯的，凄凉的。荒坟、残村、残阳、残鬓、废宅、空巷、暮雨、孤灯、黄昏、冷月、枯叶、落花等构成了五代诗歌意象。伍乔《僻居秋思寄友人》：

门巷秋归更寂寥，雨馀闲砌委兰苗。梦回月夜虫吟壁，病起茅斋药满瓢。

泽国旧游关远思，竹林前会负佳招。身名未立犹辛苦，何许流年晚鬓凋。

一首诗将空巷、秋雨、委兰、月夜、吟虫、药瓢、晚鬓等灰暗凄冷的物象溶汇其中，读之深感诗人在寂寥的秋夜，拖着病体，思念友人，感叹年华消逝，身名未立的愁苦与凄凉。

五代诗人物象选择另一特征是一个物象会在一位诗人或多个诗人会在作品中反复出现。

如诗人韦庄对“夕阳”“落花”意象使用频繁。“夕阳”一词在其诗中直接出现就有17处之多，“更被夕阳江岸上，断肠烟柳一丝丝。”(韦庄《江外思乡》)“落花”一词出现14次之多，“落花寂寂黄昏雨，深院无人独倚门。”(韦庄《春愁》)甚至两意象在同一首诗中“秦苑落花零露湿，灞陵新酒拨醅浓。”“万古行人离别地，不堪吟罢夕阳钟。”(韦庄《灞陵道中作》)

“白头”这一意象在五代诗中使用频率很高，其中诗人杜荀鹤前后达40处之多。如 “争知百岁不百岁，未合白头今白头。”(《隽阳道中》)“朋人登第尽，白发出山来。”(《出山》)

“白发随梳落，吟怀说向谁。”(《近试投所知》)“白发根丛出，镊频愁不开。”(《旅感》)……

其他诗人也常用到这一意象，韦庄《镊白》“白发太无情，朝朝镊又生。李建勋《惜花》“白发今如此，红芳莫更催。”韩偓《半醉》“水向东流竟不回，红颜白发递相催。”罗隐《途中寄怀》“两鬓已衰时未遇，数峰虽在病相撄”。

单调的物象选择以及同一物象重复使用皆是诗人情感悲哀无助及生活单调狭隘的体现。

(二)语言浅俗平直

苏轼《东坡志林》云“五代文章衰尽，诗有贯休、亚栖，村俗之气，大率相似。”五代诗的“村俗气”在语言表达上的体现是浅俗平直。

1.五代诗人善用俚语。如，其中杜荀鹤、罗隐为多，如杜荀鹤“谁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闲”，如罗隐“西施若解亡人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2.语言通俗，用字太实。 率意措置，是五代诗人的通病，他们的诗几乎少看到锤炼的功夫。“一二三十五六七，万木生芽是今日。”(罗隐《京中正月七日立春》)“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罗隐《蜂》)通俗平浅的语言，没有诗意，是时人俗情俗意的体现。五代诗句中的数词就是用词太实的例证。“九月中旬往夏州。”(黄韬《夏州道中》)“四时最好是三月。”(韩偓《三月》)“同年二十八君子。”(徐寅《新葺茅屋》)这些数词不为烘托环境，增强诗意，而基本都是实有所指。

3.频繁用事。与浅俗相反，为免俗抑或为逞炫才学，五代诗有时又频繁用事，如罗隐为得到赏识，有的诗句用典过多，也有的较为生僻，其《鞠歌行》：“丽莫似汉宫妃，谦莫似黄家女。黄女持谦齿髮高，汉妃恃丽天庭去。人生容德不自保，圣人安用推天道。君不见，蔡泽嵌枯诡怪之形状，大言直取秦丞相；又不见，田千秋才智不出人，一朝富贵如有神。二侯行事在方册，泣麟老人终困厄。夜光抱恨良叹悲，日月逝矣吾何之。”诗中引用诸多典故，显得牵强用事，破坏诗意的清晰。[5]

4.大量使用叠字和复字。受南方民歌影响，五代诗中有大量的使用叠字和复字，增强诗歌的可歌性，同时也更易于诗人在诗中哀叹和抒发无奈的情绪。如“茫茫复茫茫”(贯休《茫茫曲》)“默默又依依”(韩偓《幽独》)“天暖天寒三月暮，溪南溪北两川名。”(徐寅《酒醒》)“相逢俱此地，此地是何乡。”(韦庄《重围中逢萧校书》)

五代诗人背离儒道济世传统，委曲求全，明哲保身，偏安一隅，情感空虚，这样的人格观照下，主观世界自然狭隘，难有阔大诗境，艺术上的浅俗和牵强用事就在所难免了。

五代时期，随着士人群体人格的剧变，“道”的价值被怀疑、否定，个性精神的彻底衰退，卑弱偏狭的艺术创作心理，必然导致诗歌没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内容缺乏“美刺”精神，多为悲吟哀叹之作，也必然导致诗歌艺术的衰微，物象灰黯单调、语言平直浅俗。

注释：

①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卷四十六《时序》。

②罗隐《鹦鹉》：“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

[1]陶懋炳.五代史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李调元编,何光清点校．全五代诗[M]．成都：巴蜀书社,1992.

[3]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4]孟晨丽.从韩偓感时述怀诗看诗人被贬后的心态[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3(7).

[5]由兴波.罗隐诗歌探微[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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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9884(2015)01-0087-04

2014-12-10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BS14296）

杨秀洪（1979- ），女，福建建瓯人，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