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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洞穴隐喻的女性主义解读

2015-04-17刘丹丹戴雪红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15年1期
关键词:肉体柏拉图男权

刘丹丹 戴雪红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柏拉图洞穴隐喻中暗含着灵魂与肉体、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就已经表明男权制思维模式的形成,西方哲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男权制的思维模式,男性总是与理性、灵魂、逻各斯、智慧、抽象、主体等相联系,女性总是与感性、物质、身体、无知、具体、被动等相联系,而与男性相关的概念都是积极向上、受到肯定和值得褒扬的,但是与女性相关联的概念都是负面、消极并受到贬低的。西方哲学传统中秉承着自古希腊以来二元对立的男权制思维模式,带有强烈的性别本质主义色彩,由此形成男性处于统治地位,女性处于被压制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地位。因此,追求男女的平等必须打破并解构西方哲学传统中秉承的男性中心主义性别思维模式,正面肯定女性的价值与在哲学领域的话语权。

一、何谓柏拉图的洞穴理论

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中,描述了一群终身被囚禁于洞穴中的囚徒,囚徒们被锁链捆绑着,以致身体无法动弹,甚至不能转身和扭头,他们只能看到洞穴后壁上的影像,在他们的背后有一道矮墙,矮墙外面是一条路,经常有行人由此经过,路后面有火光,在火光的映照下,来往行人的影子被投射于洞穴中的洞壁上形成变幻的影象,囚徒们一直把洞壁上呈现的阴影误认为真实的人。直到有一天,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其中一个囚徒挣脱枷锁,逃离洞穴,当他走出洞穴看到跳动的火焰时眼睛感到烧灼般的疼痛,经过一段时间慢慢适应之后,才逐渐看清世界的真实面目,看到太阳照射下来来往往的行人和真实的物体,并且认识到它们与他曾经在洞穴中见过的阴影相比更加真实。柏拉图洞穴隐喻中被束缚的囚徒代表芸芸众生,他们误将感觉经验中的阴影世界与真实世界相混淆,逃脱的囚徒代表依靠理智而不是凭感觉印象指导行为的哲学王,他经历过启蒙经验的洗礼拥有真实的知识,只有他才能引领其他人走出无知,获得智慧,达到至善。

二、洞穴隐喻:二元对立的性别结构

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洞穴就好比女性子宫,洞穴中的囚徒就好比子宫中的婴儿尚处于发育不完善且智力不健全状态,懵懵懂懂地生活在虚幻、黑暗、感性的现象世界之中,无法用理智来认识客观真实世界,只有当他“走出”母体子宫,在理性之光的照射与启蒙之下顿觉之前一直沉浸在扑朔迷离的假象之中,于是开始踏上寻求智慧的艰辛历程。“从洞穴走出的旅程(柏拉图认为它惊人地相似于女性子宫或母体)是完成分离这个伟大任务的旅程,是塑造男性性格的俄狄浦斯之旅;它是通向远方的逻各斯的旅程;是舍弃内在的自然达到真正的自我的旅程;是获得人类文化身份的旅程,这种身份是通过对低等秩序的拒斥和分离而定义的,这些低等秩序包括母亲、原初的物质、地球和所有那些被认为属于这一秩序的事物。最后到达的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保证了从洞穴、子宫、无尽的生死循环、生存必须和女性(母亲)的领域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1]93

从词源上考察可以发现,物质(matter)与母亲(mother)以及子宫(matrix)其实有内在的联系,把女性与母亲和子宫相等同也是很自然的,评论家林恩·哈佛曾说“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体制下,女性沦为肉体的物质形式,以她有生育能力的身体为代表:‘生育工具,这是她唯一的工具。’在父权制下,做女人就意味着做母亲”。[2]15正是由于女性生理上的特殊性,把女性的物质性和被动性看成是等待被填充的容器。恩格斯也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他逐渐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3]52由于女性特殊生理上的原因,子宫是女性孕育生命的器官,它本应受到高贵的赞扬,但是在柏拉图洞穴隐喻中散发着对女性以及女性子宫的蔑视,因为她是身体、物质、感性的,同时也是原初、被束缚、无知的,而柏拉图所寻求的理性王国是灵魂、抽象、智慧、自由的象征,是与哲学王和男性相联系的世界,超越于女性之上,走出洞穴也就意味着对与女性相联系自然方面的超越,逃离出洞穴隐喻精妙之处在于把对子宫中原初状态的超越与对女人、肉体、感觉、变化、物质性的超越以及对整个世俗世界的超越相结合,最终达到至高至善理想的国度。从洞穴隐喻中可以看出现实与理想两个境界之间的断裂与分层,将洞穴与女性相联系,女性则处于较低的世界秩序之中,注定是要被高级的理想世界所超越与摒弃的,主张灵魂高于肉体的同时也意味着主张男性优于女性。正如柏拉图所说:“一个人如果在他的寿限内善良地生活,那么死后会回到他原先生活过的星辰上去居住,幸福、惬意地生活在那里。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他第二次降生时就会变成女人。如果在做女人期间他仍旧怙恶不悛,那么就会在转世时不断地变成与他恶性相近的野兽。”[4]293-294

一言以蔽之,从柏拉图洞穴隐喻中可以看出,女人是比男人低一等级的,女人处于男人和野兽之间,相比于男性而言,是有缺陷的和发展不完善的形态。正如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艾莱娜·西克苏(Helene Cixous)所言,西方的哲学一直沿袭了古希腊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比如主体与客体、自我和他者、精神与肉体、文化与自然、理性与感性、主动与被动、抽象与具体等等,如果用一组最基础的对立结构来总结概括所有的对立结构那就是男女的二元对立,这表明男女的对立蕴含在所有的对立之中,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结构中,男性永远是理性与主体的化身,女性总是沦为感性与客体的代言人。

三、洞穴隐喻中二元对立性别结构的哲学基础

(一)崇尚灵魂自由

柏拉图说“一切灵魂都是不朽的”[5]159,灵魂在宇宙中穿行主宰着全世界,依靠自身不断地进行自运动,是事物产生的源泉和推动事物运动的第一原则,只有理智的灵魂才能认识真理,获得智慧。在柏拉图等哲学家看来身体是囚禁理性思考灵魂的“牢笼”,是束缚人们自由认知真理的“洞穴”,要想达到灵魂的至善必须勇敢地冲出“牢笼”,走出“洞穴”,所以身体只是禁锢灵魂的躯壳而已,死亡也就意味着身体的消逝以及灵魂与身体的分离,灵魂摆脱身体的束缚借助理性而自由翱翔在充满真理和富有智慧的知识海洋中,哲学就是驱除死亡的魔咒,“真正的哲学家为他们的信念而死,死亡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足以引起恐慌。”[6]65“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对吗?死亡无非就是肉体本身与灵魂脱离之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和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以后所处的分离状态。”[6]61死亡是不足为惧的,死亡是灵魂获得自由的象征,“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是纯洁的,没有带着肉体给它造成的污垢,因为灵魂在今生从来没有自愿与肉体联合,而只是在肉体中封闭自己,保持与肉体的分离,换句话说,如果灵魂按正确的方式追求哲学,并且真正的训练自己如何从容面对死亡,这岂不就是实践死亡的意思吗?”[6]85由此可见,死亡经过哲学的包装后人们不再恐惧死亡,身体是灵魂的监狱,罪恶的他者,自由的牵绊,真正哲学家渴望的不是生而是死,死亡并不是烟消云散与化为虚无,死亡反而是把灵魂从身体禁锢中解救出来,从而不受各种欲望和杂念干扰,能够专注于思考理念世界,这也奠定了西方哲学不畏死亡、鄙视肉体、崇尚灵魂自由的发展基础。

(二)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分离

“灵魂是不可见的,分有理性与和谐,是用最优秀的理智造成的,具有永恒的性质,是被造物者中最优秀的”,[4]287在柏拉图看来与理性、灵魂、抽象相联系都是高等的,当然这也是与男性相联系的。与自然、原初、女性、肉体相联系都是低等的,永恒的理念世界总是与低等的现实世界时刻维持着一定的距离,始终保持着一副清高与孤傲的姿态,唯恐受到低等秩序世界的“沾染与玷污”,理型的代表物主宰着低等秩序的混沌世界,始终被看作是低等秩序的代表。正如柏拉图所说灵魂是神圣的与永远保持自身一致的单一之物最为相似,而身体则是非理智的从来不能与保持自身一致的事物相类。柏拉图把复杂多样的人类截然划分成相互对立的两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可以通过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感知的现象世界,是生物处于生成与消亡不断更替过程中的自然世界,另一部分是抽象、恒常不变、本体性存在的理念世界,是高于自然世界的永恒存在。

柏拉图把身体与灵魂相分离,并分别代表着两种秩序的世界,高度肯定理性世界,贬低感性世界,高扬灵魂,鄙视肉体,指出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把灵魂安排在高于肉体的优先位置上,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价值和地位上都具有优先性,正如柏拉图所说:“灵魂在起源和优越性上都先于和优于物体,灵魂是统治者和主宰,而物体是它的下属”。[4]285

(三)男性灵魂与女性身体的二元划分

柏拉图通过隐喻的形式阐释了宇宙和混沌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理性因果和物质因果之间的必然性联系,这些隐喻中蕴含着多对排斥关系,主人与奴隶、男人与女人、灵魂与身体、理性与感性等。灵魂必须借助于理性才能获得真理,因此理性也就具有了至高的地位,理性则被置于不断变化的无固定形态的物质之上,就如同理性被置于女性这个物质性的“容器”之上。由此混沌世界开始在理性的统治之下变得有秩序,从这也就生发出象征理性的男性对代表物质的女性的统治,男性是逻各斯的代表,如果单一的存在物是材质与形式的统一,则男性代表形而上的形式,女性代表形而下的材质,材质性就决定她被看做是不稳定的具有可塑性,是用来接受理性不同形式的压印材料。女性没有固定形状,只能等待被裁剪与被制造出形状,男性就像是块模板,女性就像是模板的再制造与复制品,男性具有主动性和决定性,女性则处于被决定的位置。

柏拉图理论中充斥着对女性的贬低之词,把自然和原初状态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妇女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界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她们也代表了自然界一切原始的、反社会的因素;而文明世界是男人征服自然界、控制一切原始的欲望,在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征服必然也包括对妇女的征服,即以一种厌恶女人,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的态度克制对她们的欲望。”[7]对女性的否定暗含在洞穴隐喻之中,她们是灵魂所代表的高级秩序世界应该超越的对象,对女性贬低和厌恶并不是偶然而是时常和一贯的,在柏拉图乃至后来的哲学发展中一直延续着这种对女性不公正的偏见,总是把女人与世俗世界的低级生活相联系,把男人看成是哲学王国中智慧、理性、真理的化身,不屑于女人为伍,认为女人是还有待于进一步接受改造与启蒙的存在物,是被理性的哲学王国所排斥与不相容的。正如柏拉图所言:“灵魂被播撒到与之相适应的时间工具上去,生成为最虔诚的生物。还有,由于人的性质有两种,具有如此这般较为优秀性质的人以后就被称作男人”。[4]293

男女的二元划分根源于身体与灵魂的分离,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对立和不平等。女性或身体被看作是不重要的,甚至被看做是追求灵魂自由的累赘,是对理性具有侵蚀性的力量理应受到谴责。所以在哲学家那里理性人更倾向于指男人,带有性别偏见与性别歧视色彩而不是泛指所有的人。罗素也曾说过:“苏格拉底说,死就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我们就遇到了柏拉图的二元论:即实在与现象,理念与感觉对象,理智与感观知觉,灵魂与身体。这些对立都是相互联系的:在每一组对立中,前者都优越于后者,无论是在实在性方面还是在美好性方面。”[8]178柏拉图对女性的偏见也许正源于其哲学体系与理念上遵循着父权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柏拉图哲学理论中充斥着性别偏见,为西方父权制统治社会提供了哲学理论上的支持,所以女性主义不仅仅要揭示西方哲学理论中隐喻的男尊女卑的性别偏见,更应该突破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去思考现实世界,打破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僵化模式,正视女性的独特价值与突出贡献,给予女性应有的地位与尊重。

四、洞穴隐喻开启了男权制的思维模式

男权制的思维模式就是二分法的思维模式,就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将事物简单地划分为对立的两级,忽略多样性与复杂性,比如,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抽象与具体、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主动性与被动性、独立与依附、男性与女性、阳刚与阴柔等的划分就表征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些都已经孕育在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之中。

女性主义者通过考察近现代西方哲学对女性的描述发现,其中仍然秉承着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思维模式,继续贬低女性价值,高扬男性价值,从而使二元对立的性别思维模式根深蒂固,进一步巩固了父权制的统治。比如,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男人是主动的,活跃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女人是被动的,她天生就适合待在家里,男人天生是高贵的,女人是注定受男人统治与支配的。卢梭虽然批判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但是却默认男女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女子的所有教育都要与男子有关:要取悦男人,要对他们有所帮助,得到他们的爱和尊重,在幼年时期抚养他们,在壮年时期关心照料他们,对他们提出建议和给予安慰,使他们的生活快乐而甜美,所有这些在任何时候都是妇女们的天职,我们应该从小就以此来教育她们。”[9]152由于卢梭露骨地描绘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中不公正的性别秩序,受到许多女性主义者的攻击和批判。叔本华虽然思想充满睿智的哲理与富有智慧,但是也没有摆脱男权制思维模式。他认为女人是幼稚、不成熟、缺乏见识,是介于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中间体,他还指出“女人具有服从的天性,在这里我可再提出另一个佐证:年轻的女性本是逍遥自在、独立不羁的(这是背反女人的自然地位),但没多久,就要找个指挥统御自己的男士结合,这就是女人的要求支配者”。[10]57尼采也同样讲到“所有衰退的、病态的、腐败的文化都会有一种‘女性’的味道。”[11]9更加厌恶女性的还有大思想家康德,康德是男权制思维模式的典型代表,站在男尊女劣的立场来定位女性,认为女性胆小、短视、没有理性,只有感性,不适合做学术,不适合从事政治领域的工作,特别强调女性对男性的服从。他还指出只有女人想做男人,没有男人愿意成为女人。黑格尔将女性活动限定在家庭领域,支持“男主外、女之内”的性别分工,把男性与公共领域相结合,把女性束缚在私人领域中,这一点也受到女性主义者的批判。正如恩格斯所说,女性要解放必须走出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领域中去,这时候男女的平等才不是无稽之谈。女性主义者主张应正确肯定女性在公共领域的价值和地位。

当我们站在女性主义视角,以性别分析的方法重新审视西方哲学时会发现,西方哲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男尊女卑二元对立的男权制思维模式,男性和女性处于不平等的性别等级秩序之中,其中对女性的描绘充斥着父权制和性别本质主义的色彩,“在父权文化中,女性没有主体性,她的状态永远是被动的、否定的、无声的”这些带有性别偏见的男权制思维模式完全是站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从男性利益出发来阐释世界,男人因为具有理性而顺理成章成为整个社会的主人,同时也不费吹灰之力成为女性的主宰者,女性主义哲学家吉纳维夫·劳埃德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哲学其理性实质上是“性别化了”的理性。[12]57

总而言之,从柏拉图洞穴隐喻中暗含着的灵魂与肉体、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就已经表明与男性相联系的理性等价值被高度的肯定与赞扬,与女性相联系的感性则受到谴责与贬低,西方哲学传统中秉承着自古希腊以来二元对立的男权制思维模式,父权制社会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化建构,男性操纵着社会主流话语,女性处于被压制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地位。因此,追求男女的平等必须打破并解构西方哲学传统中秉承的男性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性别思维模式,正面肯定女性的价值与在哲学领域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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