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陈 盛 淦

(福建江夏学院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运用定量研究发现，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程度介于比较不适应和一般适应之间，而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与其语言交流流利程度、家庭代际关系和随迁老人夫妇有无一起随迁有强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以生平情境为理论视角解释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定性研究表明，生平情境是影响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重要因素，但随迁老人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手头库存知识会遭遇危机并进行积累，继而拓展他们的生平情境，生平情境和再社会化在日常生活中持续相互作用，不断影响着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程度以及个体化差异。

[关键词]随迁老人；生平情境；城市适应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22(2015)06-0070-04

DOI[]10.13322/j.cnki.fjsk.2015.06.014

Abstract：Apply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as a method, it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the urban adaptation degree of the elderly migrating to city is between less adaptation and general adaptation, and the urban adaptation degree is related to their language fluency, their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whether their couple staying with them, and based on it, the factors affecting urban adaptation of the elderly migrating to city are illustrated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life circumstance. Qualitativ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life circumstance is the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urban adaptation of the elderly migrating to city. In 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re-socialization, knowledge of the inventory on hand of the elderly migrating to city encounters a crisis while accumulates again, then extend their life circumstance. Life circumstance and re-socialization would continue interaction in daily life, constantly affecting the urban adaptation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the elderly migrating to city.

[收稿日期]2015-07-12 2015-06-14

[作者简介]谷志军(1985-)，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权力制约监督与廉政治理、地方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研究。 张悦(199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urban adaptation

of the elderly migrating to city

CHEN Sheng-gan

(SchoolofPublicAffairs,FujianJiangxia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108,China)

Key words： the elderly migrating to city; life circumstance; urban adapt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显示，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2.45亿，超过总人口的1/6，而且流动方式由个体劳动力流动向家庭化迁移转变，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流动群体——随迁老人。随迁老人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城市化进程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面对陌生的城市环境，随迁老人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城市适应压力，已有研究表明大多数随迁老人的经济需求基本能够得到满足[1]，但精神生活比较单调、很少参与社区活动、对城市社区的认同度低[2]，同时老年人由于自身的流动导致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社会保障上陷入参保但待遇享受受限的困境，其权益受损[3]。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探讨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其中，定量研究方法将了解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状况，分析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定性研究方法将随迁老人的城市生活与原有的乡村生活相联系，以生平情境和再社会化为理论视角解释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程度以及个体化差异。

二、研究设计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年满50周岁以上，拥有农村户籍并长期生活在农村，后跟随在城市定居的子女一起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老年人。笔者之所以把随迁老人界定为随迁半年以上的老年人，是因为在访谈中发现，部分随迁老人因不适应城市生活，在随迁较短的一段时间后就回到原居住地，该部分样本不具有说明性，故本文的样本量不包括这部分群体。笔者首先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访问了30位随迁老人，并对访谈结果作出比较详细的个案访谈记录，同时，以S1-S30做为访谈个案编码，深度了解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接着在访谈和系统梳理随迁老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提炼出3个影响随迁老人城市适应较强的因素，并进行研究假设。假设1：语言交流流利程度会影响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程度；假设2：家庭代际关系会影响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程度；假设3：随迁老人夫妇有无一起随迁会影响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程度。在此基础上进行问卷设计，并对随迁老人进行随机抽样。笔者随机选取了福州、厦门和莆田等3地的随迁老人，按照商品房和保障房分层随机抽样，再以随机抽到的每幢楼进行整群抽样。本次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91份，其中有效问卷28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33%。最后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对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并对解释分析框架所涉及的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显著性检验，得出影响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相关因素。

三、数据结果与分析

(一)随迁老人的人口学特征

调查发现，随迁老人中年龄60岁以下的占36.78%，60～64 岁的占45.56%，65岁及以上的占17.66%。在性别方面，随迁老人中女性占71.29%，男性占28.71%，女性占了2/3以上，这是因为女性老年人更擅长抚育小孩和做家务，而男性老年人主要留在家乡从事务农活动。在教育文化程度方面，51.36%的随迁老人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34.34%的随迁老人为小学文化程度，14.30%的随迁老人为中学文化程度及以上，这也是我国农村地区该年龄层次教育文化程度的普遍现象。在流动的地域类型方面，81.65%是省内跨地区随迁，来自福建省外的随迁老人只占18.35%。调查还发现，随迁老人中与配偶一起随迁的占23.46%，与配偶分居(配偶在农村或配偶与另一子女随迁)的占48.53%，丧偶或其它占28.01%。综上可知，随迁老人呈现低龄、女性、教育文化程度低、省内跨地区随迁、非夫妇式等为主的特征。

(二)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总体状况

调查发现，在随迁原因方面，73.57%的随迁老人是为了照顾怀孕的子女或孙辈，26.43%的随迁老人是为了与子女团聚或需要子女的照顾等其它原因。在随迁意愿方面，63.56%是子女邀请，19.12%是随迁老人自己的意愿，17.32%是与子女双方共同商量的结果。在城市居住时间方面，49.45%的随迁老人为5年以上，37.56%的随迁老人为3~5年，12.99%的随迁老人为半年到3年。在居住条件方面，91.36%的随迁老人与子女同住在自购商品房或经济适用房等，8.64%的随迁老人与子女租房居住或其它。

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程度的主观判断方面，很适应、比较适应、一般适应、比较不适应和很不适应的比例分别为2.1%、9.3%、15.6%、53.8%和19.2%。由于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程度是一个特征变量，笔者在研究中将其变为可量化指标，即把城市适应程度量化为5分(“很适应”)到1分(“很不适应”)的5个连续整数。实证分析表明，随迁老人城市适应主观判断的总体平均得分为2.37分，介于比较不适应和一般适应之间，偏向比较不适应多些。

笔者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及随迁老人的特点，把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分为日常生活适应、人际交往适应以及心理适应等3个维度。在日常生活适应方面，10.13%的随迁老人存在自然环境方面的不适应，36.78%的随迁老人存在生活方式方面的不适应，86.57%的随迁老人存在陌生环境方面的不适应，79.87%的随迁老人存在隔代照顾方面的不适应。在人际交往适应方面，随迁老人与社区居民互动少的占86.36%，与原有亲戚朋友联系少的占76.57%，与家庭发生冲突和矛盾的占67.93%。在心理适应方面，89.23%的随迁老人感到孤独寂寞，76.58%的随迁老人感到自己在随迁城市没有归属感，62.87%的随迁老人感到自己比不上城里人，而被问及是否愿意长久居住在城市时，67.50%的随迁老人表示将来要回原居住地养老。

调查结果表明，随迁老人在城市适应中面临着子女家“局外人”身份和城市社区“陌生人”身份的双重尴尬，多数随迁老人感到孤独、压抑甚至无助，并怀有城市生活“过客”的心态，不能很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

(三)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

1.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与其语言交流流利程度呈正相关(r=0.546，P<0.001)。语言障碍是随迁老人城市适应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压力来源。由于随迁老人多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教育文化程度低，调查样本中，35.58%的随迁老人几乎不会用普通话沟通，也不大听得懂普通话；52.67%的随迁老人听得懂普通话，但普通话说得不流利。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后语言沟通交流的主要领域为家庭和社区，而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普通话逐渐成为社区的语言交流载体。同时，随着目前择偶地域半径的扩大，随迁老人子女的配偶很多不是其家乡人，而且随迁老人的孙辈也往往都使用普通话，这些都导致随迁老人与社区居民和除子女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的沟通交流存在障碍。因此，随迁老人是否会讲普通话、普通话的流利程度以及是否会讲随迁地的方言等，这些都会影响随迁老人在随迁地的沟通交流，进而影响其城市适应程度。

2.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与其家庭代际关系呈正相关(r=0.637，P<0.001)。由于随迁老人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较高，因此，其城市适应中经济层面的适应主要靠子女支持，其中，老人的日常生活开销全部或大部分靠子女的比例高达89.76%。在日常生活方面，随迁老人的子女会为随迁老人添办衣物等用品，能够主动承担起生病时的照顾责任等，让老人感受到代际之间的关怀和温暖。在人际交往和心理适应方面，子女虽然工作较忙但还是能够适时地与随迁老人进行沟通交流及给予其精神支持和安慰，子女能够与随迁老人经常沟通的达83.65%以上，如88.78%以上的子女陪随迁老人逛过公园。良好的代际关系对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通过缓解与减轻随迁老人各方面的压力来改善他们的适应状态，提升了他们在经济、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以及心理等方面的适应能力，有效帮助随迁老人较快地适应新环境。而代际冲突是随迁老人城市适应过程中重要的压力来源之一,它致使随迁老人身心受挫，窄化随迁老人的知行能力,迫使随迁老人不得不改变适应策略，当代际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随迁老人可能选择中途离开返回家乡，适应进程也随之中断[4]。

3.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与随迁老人夫妇有无一起随迁呈正相关(r=0.615，P<0.001)。面对城市的陌生环境，有伴侣陪伴的随迁老人会更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精神上也更加乐观开朗，空虚寂寞等心理表现更少，而且其耐受挫折的能力也显著强于老伴不在身边的随迁老人。社会撤离理论认为，老年人社会活动的范围和交往圈子会逐渐减少，其活动场所将逐渐由社会转向家庭[5]。在这个阶段，老年人的婚姻满意度重新上升，配偶双方不管是在日常家庭事务处理方面，还是在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的情感或社会性方面都互相支持、互相依赖。面对陌生环境与子女外出上班时，随迁老人夫妇能够在城市彼此作伴，相互照料，共同承担家务和照顾孙辈。而且随迁老人配偶在生活照料以及情感需求上相互支持的作用往往是子女无法替代的，调查发现，夫妇一起随迁的随迁老人参与社会活动的频率更高，其在社区中的熟人和同乡也更多，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到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程度，也会影响随迁老人的老年生活质量。

4.其它相关因素。笔者将随迁老人的性别、教育文化程度、随迁时间等3个变量与城市适应作交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这3个变量与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性别、教育文化程度、随迁时间与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不相关。城市适应与性别不相关主要是因为随迁老人在城市生活都会面临子女家“局外人”和城市社区“陌生人”的身份认同困境，性别造成的城市适应程度的差异性不显著。城市适应与教育文化程度不相关主要是因为与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具有强相关关系的代际关系并不会因为教育文化程度的增加而更和谐，教育文化程度的不同对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适应与随迁时间不相关主要是因为随迁老人对城市生活怀有“过客”心理，再加上本身的社会适应能力相对较差，随迁时间的增加并没有显著提高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程度。

四、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

生平情境就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依靠其类型化和关联化的手头库存知识而行动[6]。随迁老人的城市生活与其在农村场域中形成的主观经验的积淀密不可分，随迁老人的手头库存知识会影响其实践行为。随迁老人在随迁前已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手头库存知识已成为一种随时可用的知识储备帮助其理解事物并采取行动，可以以一种惯常的方式利用手头库存知识坦然应对日常生活的诸多情境。当随迁老人随迁到子女所在城市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陌生情境，在城市这个陌生环境里，随迁老人发现其手头库存知识不够用，不能像在农村时用习惯的姿态行事，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

1.生活方式方面。目前，由于城乡经济差距，农村老人一般都比较省吃俭用、勤俭节约，比较落后的农村环境和经济条件使其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在生活上不舍得浪费粮食，如“我在农村每次有剩菜剩饭时都有吃，在城里熄妇都是把它倒掉，还真是有点舍不得(S5)”。这与子女注重健康、科学的饮食观念存在一定冲突，但随迁老人这种实际上不科学的饮食方式却是他们面对之前物质条件匮乏的生活慢慢形成的手头库存知识。

2.养育孙辈方式方面。访谈还发现随迁老人进城随迁主要是为了照顾孙辈，老人在城市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用在养育孙辈上，在繁杂、琐碎的养育过程中难免与子辈产生育儿方面的分歧，甚至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如“我是真的看不惯媳妇的教育孩子方式，哭了不许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不许吃、发烧不挂瓶就在家喝开水、孩子犯错不许打(S25)”。可见，随迁老人在子女家的代际间的家庭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育儿过程中的分歧与矛盾，这会强化随迁老人在子女家“局外人”的身份认同感。而这些矛盾的根源就是随迁老人已有的育儿方面的手头库存知识与子辈的育儿方式存在冲突。

3.人际交往方面。随迁老人在农村的人际关系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左邻右舍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如乡里乡亲碰面都会打招呼，因此随迁老人在城市也会采用这一已有的交往习惯。而城市的人际关系主要以业缘关系为基础，城市居民在人际交往上趋于理性、浅层次，人与人之间存在明显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如“刚来时在楼道中遇到同栋楼的邻居，我都会热情地打招呼，但他们有的好像是被吓住了，很冷默地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 (S18)”。随迁老人在农村生活氛围里持有的人际交往方式在面对新情境和群体时失去了作用。

因此，随迁老人难以适应城市生活，主要是因为城市这一陌生情境与城市的文化模式并不是随迁老人生平情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手头库存知识在处理新的情境和群体关系时失去了作用。城市适应是随迁老人与城市环境之间互动的双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迁老人面临着陌生环境与生平情境的碰撞。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程度取决于陌生环境与随迁老人已有生平情境的相似程度。定量研究表明，随迁老人的语言交流流利程度、家庭代际关系和随迁老人夫妇有无一起随迁等与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有强相关关系。(1)语言在作为表达基模与诠释基模的两种功能中都回头指涉过去的前构经验[7]。随迁老人使用的语言以及言谈的信息内容与农村的生活经验及农村的生平情境密切相关，随迁老人在不同的生平情境中产生了不同的语言，造成其在城市与他人语言交流的流利程度存在差异，继而影响了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程度。(2)在家庭关系中，由于生活背景和轨迹的不同，随迁老人与家庭其他成员的手头库存知识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在具体的家庭事务或生活中,便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与摩擦。而当随迁老人与家庭其他成员有相似的手头库存知识时，随迁老人与家庭其他成员就更能互相理解，家庭的矛盾与摩擦就会减少。(3)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随迁老人以一种陌生人的形象出现，随迁老人生活大半辈子的农村场域，并非城市居民生平情境的一部分[8]，且对于随迁老人来说，在农村形成的行为习惯在城市无法继续，因而随迁老人很难与城市居民融合在一起。但如果随迁老人与老伴一起随迁，彼此有共同的生平情境，能够彼此了解，这对于一个处在陌生情境的随迁老人来说意义非凡。

五、随迁老人的再社会化

无论是城市社区陌生的环境还是子女家庭“局外人”的身份认同，都需要随迁老人改变在农村原已形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重新确立适应城市新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这个过程也是随迁老人再社会化的过程。当随迁老人进入陌生的城市情境时，随迁老人会提取出相应的手头库存知识来适应新的情境，但是，当面对陌生情境时，其往往找不到类似的手头库存知识[9]。此时，随迁老人就不得不扩展自己的手头库存知识，以便能合乎情理地应对新情境。也就是说，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随迁老人的手头库存知识会遭遇危机，其应进行积累，继而拓展他们的生平情境。

城市适应是随迁老人与环境之间互动的双向过程，因而随迁老人会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相应的策略积极主动地适应新环境。如在穿着打扮方面，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后往往会更注重时尚，以缩小自身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这是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第一步。还有在家庭生活方面，随迁老人也会主动从晚辈那里学会家用电器、厨房用具、电脑网络等各种未接触设备的使用方法，以及健康饮食和育儿观念等方面的知识，以缩小与

随迁老人各自独特的生平情境会影响他们对于农村生活阶段的行为原则的认同度，对于是否遵循这个原则规定作出各自不同的反应，进而影响他们再社会化和城市适应的程度。生平情境和再社会化在日常生活中持续相互作用，不断影响着随迁老人在城市的生存和适应。由于手头库存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类型化与关联性来实现，不同的随迁老人在面对同一陌生情境时亦会有其个体化、个性化的处理方式，而这也造成了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程度的不同，继而也形成了随迁老人继续随迁或返乡的不同应对策略。生平情境对人们的行动领域，对行动的理解、控制起着重要的限定作用[6]。也就是说，随迁老人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手头库存知识的拓宽拓展他们的生平情境，另一方面在面对陌生情境和陌生群体时，有些手头库存知识还是很难改变。虽然生平情境是影响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重要因素，但随迁老人在城市适应过程中，会逐渐通过再社会化等手段塑造个体新的生平情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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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晓燕，朱晨海.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492.

[6]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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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飞宇.流亡者与生活世界[J].社会学研究，2011(5):103-127.

[9]晏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策略——一种情境的解释[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18.

(责任编辑： 林安红)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8(6):84-89

Journal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9ZD007)。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8(6):74-77

Journal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重点招标项目(ADNY2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