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强

（铁道警察学院,河南郑州450053）

现代科技发展负效应的治理之道

赵志强

（铁道警察学院,河南郑州450053）

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是文明时代科技发展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境遇，人类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滥用是科技负效应使人类面临发展困境的价值根源。因此，重新审视科技理性，探求具有普世意义的科技伦理价值观是人类走出发展困境的根本出路。

科技伦理；负效应；治理

当今社会，人类面临的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种种问题，这里借用19世纪英国文豪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所言再恰不过：“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有希望的时代，也是绝望的时代；我们的前途有着一切，我们的前途什么也没有；我们大家再走向天堂，我们大家在走向地狱。”因此，对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理念重新进行全面审视，探寻和倡导指引科技健康有序发展的伦理价值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1 科技发展之负效应

不容置疑，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功不可没，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开拓了人类社会许多以前没有的新知识，使得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得以大幅提高，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同时也得以大幅改善。然而，当人类为其自身在科技和物质上所取得“文明”成就而自我陶醉时，现实却没有在高唱颂歌。人类借助于科技发展使干预大自然的能力得以空前提高，同时人类开发大自然的观念以及行为超出自然所承受的最大限度，自然给人类敲响了从文明成果沉醉中梦醒的警钟。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成为人类征服大自然的锐利武器，但是由此就引起了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尖锐冲突。尤其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最大负效应就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并且环境和生态问题已经从以前的区域性问题迅速扩展为全球性问题，从影响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已经恶化到严重危机后代人的生存，这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面临的巨大风险，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现代科学技术以追求对大自然的控制力和征服力为其基本的发展方向，它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对自然环境的随心所欲的操控，因此，现代科学技术极具征服性和扩张性的显著特点。现代科学技术的这种性质直接造成了对文明的根基——自然界的过度开发、疯狂掠夺和破坏，更构成了对自然和人类生存家园的毁灭性威胁。科学技术在为人类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给人类制造噩梦。所以，人类不能忘记，当我们正在尽情享受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带来的巨大福祉时，它们同时也带来的巨大风险。

但是，人类总是坚信自身的活动所受到的限制都不是长期的，这一系列问题最终都是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得到顺利解决。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实践活动超越了自然环境允许人类介入的限度和自然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但是科技发展又为人类进一步控制自然环境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人类正是借用了这个平台对自然界采取了无节制的征服、掠夺、占有和挥霍[1]。人类在一条与大自然相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背离，人类的不合理行为将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科技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让人类获得顶天立地的自豪感同时也一步步丧失人的个性、主体和自由，自然界包括人类不过是一种存在工具对象。科学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增加了社会操作和技术操作的复杂性，但没有使人类感到更加幸福。所以说，在能获得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前提下，能否生活得幸福，取决于我们超越的信仰，而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

由此我们得知，现代科学技术浑身解数的用巨大力量干预自然是现代社会的灾难性风险的本源。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伦理道德的二重性。人类用科技成果来征服、支配，结果使自身处于两难的境地：文化生存的基础是自然，但自然在文化发展的同时受到破换，文化生存的基础随着文化发展在悄失。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出现了：文化胜利了，自然环境破坏了。人类征服和战胜自然取得了成功，但成功背后付出的代价惨重。于是，人们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

2 重审科技理性，探求风险根源

现代文明时代，科技展现出来的巨大威力使人类由过去敬畏、依附自然发展成控制支配自然，由崇拜外部自然转向崇拜人的理性——科技理性，也就是一直统领工业文明时代的培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世界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源主要来自于人类对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误解和滥用[2]。随着全球化问题的日益凸显，世界已经成为一个风险的世界，人类用科技理性征服自然的信念已经开始动摇，迫在眉睫的需要重新思考科技理性的作用，这样被科技理性的无限滥用所淹没的价值理性便显现出来。核武器的威胁、全球生态环境危机以及生物学应用的潜在风险，都迫切需要人类重新思考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关系。科学技术不仅仅只是给人类带来福祉的事业，它没有理由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但是，近代以来以高举人类中心主义大旗的人们依托理性，凭借手中日益发展的锐利武器——科学技术打开了通向自然的大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向社会的全面渗透，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改变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这一切使得意忘形的人类日渐寻求自我生存的最佳状态与无限意义，并希冀以此实现其自身的全部价值。然而，事实往往事与愿违，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乃至人类自身的道德缺失等问题怎么才能最终解决？单单依靠物质文明进步远不能替代精神文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也丰富不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人类心灵深处的苍白同样也得不到弥补。科技理性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而很少关心目的的本身是否合理，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分离的。

吴国盛教授有一个很传神的比喻：现代科技不是在倾听大自然的言说，而是在“刑讯室”内“拷问”自然。现代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去道德化的特点，带来了现代社会官僚化和商品化的趋势日趋严重，结果导致仓泽东树所说的现代社会的“伦理真空”与“民主失误”。在西方，科技与道德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一种把经验科学看做其固有限制的知识形式，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实践中对社会秩序都存在潜在的威胁，科学家有限定其科学研究的责任。例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曾不愿发表他的潜水艇设计，担心人们把潜水艇用作在海底进行毁灭活动的手段。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曾向波尔（Niels B ohr）建议呼吁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不要发展核武器。另一种认为科学是发展真理的最佳途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益于社会的，科学家的责任在于发展和扩展科学知识。例如，伽利略（Galileo）认为科学家的权利是发表科学真理，无论发表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当今的科学技术被认为是可以自足的，受科技自身永不停息的内在发展逻辑驱动，它超越于规范性评价框架和公众参与之上，免受伦理审视和民主监督。公共的道德规范是普遍有效的，没有任何群体（包括科学共同体）可以凌驾其之上。学界中还有一中观点认为：“科技是脚，道德是鞋”，表达之意是道德阻碍科技进步。道德标志着人的精神境界、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程度，标志着人的行动的正当与否，标志着人类正确使用科技力量的能力[2]。科技与道德都是文明所不可缺少的，本没有谁主谁辅的问题，现代文明的“理性主义转向”才造成了文明发展的“机理失调”[3]。“科学不是按其预定轨道行使的列车，而是在茫茫大海上摸索的航船。”[4]

人类对科技理性至上、理性万能的片面追求直接导致的理性化的泛滥是人类成为风险世界的主要制造者。到这我们就明白，“天灾”不是导致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而是“人祸”，更确切的说是源自人类长期以来所秉承的片面的科技至上的理性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科学技术的发展理应增强世界的可预测性，但是，科学技术却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并且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问题，人类基本没有办法用以往的经验消除[5]。所以说，科学技术发展的负效应引起的种种风险，单单再依靠科技发展去解决问题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人类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危机是来自“人造风险”，是源于人类对科学技术发展无所限制的推进。理性不是万能的，科技和工具理性的发展代表不了人类理性的整体进步，人类遥无止境的自我欲望也不是人类幸福生活的全部意义。

3 倡导科技伦理，走出发展困境

人类如何应对现代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风险？何以减小现代科技的负效应？问题的根源本身往往暗含解决问题的路径。走出生态危机的出路就是摒弃培根——笛卡尔理性主义和科技至上、科技万能论，走出危机，人类必须重新唤起其“天命”意识。在古代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从属于道德，中国古人绝不像今人，只要技术上能够做，且能带来好处就肆无忌惮的做。例如，汉代已经有了现在广泛使用的温室栽培和种植技术，但秉承“为民兴利”的大臣认为，用这种方法种植出来的东西是“有伤于人”的“不时之物”，于是奏请皇帝批准禁止使用此项技术，并获皇帝批准。可见，中国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在中国传统社会，不会产生能置文明自身与毁灭的科技，这正是科学技术与道德之间能够保持健康平衡的保证。当然，这样的文明也势必要受无限追求征服力的文明的威逼和欺凌。

科学技术的根本宗旨是求真，而伦理道德的最高目标是扬善，在具体的科技活动中，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在做出某种科技行为时，不仅要考虑这种行为是否符合“真”的要求，而且要考虑这种行为是否符合“善”的要求。科学技术具有真的价值属性，不然会导致善的价值，所以，为了增强善的效能，减少恶的可能，科学技术应当得到善的价值指引，走上趋善避恶的道路[6]。此时，人类必须寻求一种存在于科学技术活动自身之外的，同时又能很好的作用于科学技术活动自身的控制手段，而科技伦理正是这样的控制手段最佳选择。科技伦理并非科学技术活动自身固有，是科学技术活动外部存在的一种控制手段。但是，科技伦理可以通过内化于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途径，来成为科学技术活动中的控制和约束科技行为的一种内在力量。科技和道德处于相互作用的张力之中，现代文明的弊端就是道德对政治、军事以及商业的约束力量太小。科学技术如要更好的造福人类社会，就必须保证现代文明的道德维度有足够的生长。所以，“科学技术以人为本”恰恰是以提高道德的约束力为前提的。然而，道德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维度，科技的发展需要伦理的指引。科技伦理目的是维护人类赖以生活生存的自然家园，是针对人类毫无限度的科技行为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危机而制定的。科技伦理，一方面它可以对科学技术进行道德理性的指引，进而最大限度减少科技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科技理性可以弥补科技理性的不足和弊端，增强人类对科技成果运用的道德责任感，从道德理性自觉来最大限度降低科技理性的不自觉。科技伦理给人类带来了规避科技风险、扭转科技发展方向的曙光。科技伦理的本质内涵体现了人类对其价值以及态度的重新认识和确立，为此人类对精神生活的道德超越重新找回了话语权。

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人类规避社会风险，走出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在科学技术所支持的不断扩张的工业文明正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之时，只有科技伦理才能指引生态文明的构建，也只有生态文明才是可与地球生态系统系统进化的文明。

[1]王妍.环境伦理生成论的内在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吴翠丽.科技伦理：治理社会风险的路径选择[J].科学·经济·社会,2008（4）:85-86.

[3][4]卢风.科技、自由与自然——科技伦理与环境伦理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99,101.

[5](英国)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吕耀怀.科技伦理：真与善的价值融合[J].道德与文明,2001(1):3.

Treatment of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AO Zhi-qiang
(Railway Police College,Zhengzhou Henan,450053)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inevitable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era of civilization.The abuse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ason i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o reexamin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to explore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ut of the plight of human development.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egative effect;govern

TU528

A

1674-0874(2015)05-0093-04

2014-12-12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QN-102]

赵志强（1985-），男，河南滑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科技哲学与科技伦理。

〔责任编辑 高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