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视野下的大学职能重审

2015-03-31□周倩宋博

大学教育科学 2015年6期

□ 周倩宋博

一、生态伦理：大学职能的伦理诉求

“生态”一词已经超越学科的范畴，健康的、美的、和谐的事物，借用生态学的原理，都可以用“生态”进行搭配或者修饰。在自然界，“生态”的目标，是实现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以达到和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这其中有一套规则在进行约束，延伸到社会领域，就成了调节各种关系的法律、制度、伦理等规范。

（一）生态伦理的主要思想

生态伦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之理，它关注人与自然的整体共生的关系以及相应的人对自然的行为准则。它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意味着“生”是宇宙的最高存在，天地有生育万物之德。《中庸》有言，“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孟子·尽心上》亦主张“仁民爱物”，即亲人，热爱万物。同样，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即人类皆同胞，人与物皆同类。这些论述蕴含着浓厚的生态伦理思想。西方自20世纪中期以来，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提出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的核心观念可归纳为：人类当代如何合理、公平使用当下自然生态资源；人类当代与后代之间，如何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人类如何实现自然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问题[1]。总之，人属于自然，归于宇宙，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存，协调发展。

（二）大学职能的生态伦理意蕴

现在公认的大学职能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三个方面。“人—科学—社会”的关系，蕴含着大学职能的生态伦理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学最初的意旨在于塑造人格而非制器，其最大关注是“做人”和“做学问”。自诞生以来，大学作为真理的殿堂，以理性主义价值为取向，崇尚自由之教育，批判之精神，研究知识、发展学问、塑造人格、培养“大人”。它遗世独立却又关心世事、胸怀天下，是社会的脊梁、民族的良心。所以，大学职能亦蕴含了“人—大学—社会”的复合生态系统的观点。一方面，大学所培养的“仰望星空”的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另一方面，大学理念本身就是最大的社会引领，大学精神、大学文化辐射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人—大学—世界（自然与社会）”的混沌和谐的整体思想。历史发展表明，现代国家的进步和大学成长息息相关，其中的核心是人。国家崛起，民族复兴，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才，而人才培养最主要依靠的是高等教育，这是人才培养成为大学核心职能的原因。也正是大学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职能慢慢在拓展，乃至联结社会与世界。

（三）生态伦理的大学职能观

生态伦理之于大学职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体现着生态伦理价值，使大学“返朴归真”，丰富了大学职能的思想内涵。第一，它蕴含了生态伦理的整体观。“人—科学知识—社会”、“大学—世界（自然与社会）”是一个整体，大学师生不仅包含在大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之中，而且包含在社会、自然之中。第二，它蕴含了生态伦理的系统观。大学自由与大学自治的本质要求，维持着大学特定的生命共竞共存的生态系统，这种系统按照生态学的共生模式，通过各种互动的学习网络，使各自的创造力向外延伸，生成科研成果——新知识与新思想，生成创造性的人和社会知识产品。第三，它蕴含了生态伦理的生命观。视大学内部师生为和而不同的生命体，一切生命都自由存在。由此，大学必须崇尚多元、异质、复杂的思想，倡导包容、尊重与团结的理念。一个知识多元、学科交叉、文化综合的环境更应受到重视。学科互涉、大学师生形成的独特文化以及和谐与共的教育环境，适宜于人的自由生活与交往，这是生态伦理之于大学职能必然的环境要求。

从生态的角度看，我们审视大学职能的导向是什么？大学与外部系统的关系如何处理？作为文明思辨与批判的重镇，面对这些看似简单又被反复追问的问题，大学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如何应对市场竞争的冲击？在全球看重、看好大学，将大学作为发展引擎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大学对当前人类生存困境是否难辞其咎，是否一直在推波助澜？如今，人类显然已将自己逼向生命和生存的困境，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大学在解决人类问题时理应担任什么样的任务和使命，怎样通过另辟蹊径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生态伦理观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是处理人类自身和生态环境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这种考察方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式，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中的一部分。”[2]大学系统和社会系统恰恰构成了这样一种生态伦理规律或关系。通过伦理价值的引导，可以寻求大学职能、大学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提高大学内部要素质量、改善社会进步和大学发展关系的一般规律，形成一个关联的、和谐的有机整体。

二、职责偏离：生态伦理视角下的大学职能审视

受经济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教育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学系统的构成要素中，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趋势等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偏离了原有的路径，其职能的整体、系统与复杂特性被裂解。由于过度强调专业化，在科技理性的驱动下，大学虽然已经基本满足了求新、求变的需求，已经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但它实在不必以恶性竞争的方式，困锁人类善良的灵魂。为什么不能发挥美善情操，使人性中的情感和意志部分得到充分发挥？为什么我们不能将人所需要的人文知识与市场所需求的专门知识平衡一些？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从生态伦理观的视角，重新审视大学职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正在培养“单面人”而不是“全人”

就人才培养职能而言，大学最初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由的“完人”，其知识仅仅指寻求真、善、美，探究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哲学知识，即人文知识。中古时期将“七艺”（文法、修辞、辩论、算数、几何、天文、音乐）作为大学人才培养的主要内容，强调七艺并重、文理兼修。18至19世纪，牛津、剑桥等大学依旧保持着经院式的传统，重经学文学、轻科学。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认为，“我们无法拒绝专业化”，但不能一味强调专业化，而应该把“个人培养成既是某一特殊职业艺术的专家，又是自由人、公民的普通艺术的专家。”[3]因此，平衡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关系，重视人文素养，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才，应是大学教育的方向。然而，20世纪后，世界各国加强了对实用知识、专业学科的重视，自然科学渐渐走进校园、占领课堂，专业化成了大学改革的重要趋势。“日益细化的专业化一方面使社会整体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使不同的专业学科相互隔离，对受教育个体生命构成了压制，变成了不完整的‘单面人’”[4]。“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弱化，科学知识、专业知识充斥着古老的“象牙塔”，迫于市场的压力，人文不得不为科技让路，科学知识成为大学的“新宠”，人文知识渐行渐远，被大学打入了“冷宫”。然而，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之争，“半边人”教育与全人教育之论固然重要，但素养比知识更重要。信息时代、工业时代，科技理性大行其道，确实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导致一系列问题，很多人缺乏最基本的人文素养，道德滑坡、精神颓废、价值观歪曲、心理问题增多等，这是当代大学不得不面对的新现实。知识是一把“双刃剑”，带给我们的可能是人类文明的大发展，也可能是人类文明的最后一片废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生物灭绝。忽视人文素养，忽视教育中的以人为本，最终很可能是培养了大量的“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培养“单面人”，显然违背了生态伦理的整体观思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知识、学识乃发明、创造之根本，而要获得知识，成为品学兼备的治国者、御国者，就必须接受教育和训练，既要掌握必要的文化知识，又要有强健的体魄，而且还要有良好的品行。越来越多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知识并不等于素养，人文知识并不等于人文素养，科技知识更难以内化为人文素养。无论是科技知识还是人文知识都不过是可量化的外在的东西，只有将其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才是素养。只有将知识最终落到提升人的素养，将素养用于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才是大学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全部旨归。因此，我们的大学关注的不应该是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之争，而应更多地去思考如何提高大学人的人文素养。

（二）大学学术道德失范折射出科学精神的缺失

就科学研究职能而言，学术道德失范是当前大学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恪守学术道德，是大学人从事学术最基本的遵循。从历史的长河看，从国际的视野看，这一问题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或多或少存在，原因各有不同，但影响都很恶劣。十几年前的一篇报道“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如今大学学术道德失范问题在我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无功者在作品中“搭便车”等现象见怪不怪；项目申报中的以权谋私、暗箱操作，考核时滥用职权、金钱交易等现象不言自明。

大学学术道德失范固然与学术评价、学术奖励制度不完善、学术监管制度缺位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分子自身精神的缺陷、道德的缺失。高级知识分子，不仅要具备较高的科研能力，还要具备较好的学术修养。有德有才生福，无德有才作祸。被曝光抄袭、剽窃的教授、校领导，甚至一些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等，恐怕没人会怀疑他们的能力，但其一定在道德意识、道德行为方面出了大问题，至少是学术失德。学问再大，方向不对，等于无用，甚至是反作用，正所谓“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患”。正是这样“有才无德”的学术沉珂，渗透到学术界，严重毁坏了本应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大学学术道德失范，违背了“见素抱朴”“返朴归真”的生态伦理思想。清代学者郑珍告诫，“学术正，天下乱，犹得持正者以治之；至学术亦乱，而治具且失矣。”可见，学术是一个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的基础，“学术的兴衰往往成为国运隆替的象征，学术风气的邪正也往往成为世道人心的缩影”[5]。师德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已将学术道德作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主要内容，将“在科研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等列入“红七条”。依法治校、依法治教是希望所在。只有谨遵学术道德，化身为社会的良心，大学人、知识分子才能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成为时代的“仰望星空”者。

（三）大学过分迎合市场弱化了引领社会的职责

就社会服务职能而言，到了近代，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现代大学越来越需要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来获得大学发展的空间和资源，促进自身的发展”[6]，于是，在科技驱动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大学开始从关注人转向重视科研产出。重研究、轻教学似乎成了一种通病，甚至出现了以牺牲教学质量换取科研成果的现象，这样的大学已经与传统大学的精神理念相去甚远。尤其是二战后，一批批的“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为换取办学、科研经费在市场上兜售着自己的学问。于是，在分散性知识生产的背景下，知识的市场交易在增多[7]，科研第一、教学第二，市场优先、真理第二，成了不少大学心照不宣的新定位，通过科学研究、技术成果转移转化迎合市场成了大学的新选择。时至今日，这一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改观，而且市场化之风愈吹愈烈，大学几乎完全站在市场的门槛前倾听着市场的召唤，成为社会市场的“给养站”。市场的需要成为大学发展唯一的“风向标”。“高等教育意在达成市场框架而背离其公共性质的调整”以及“它总是那么成功在握，志得意满，良好的自我感觉使其疏于体察这场正在进行的变革的速度和意义，逐渐陷入新的未经审视的体系，将高等教育的传统功用破坏殆尽。”[8]

大学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各个子系统虽然层次、类型、结构不同，但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大学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就是如此，也很正常。问题是，二者搭建的生态系统博弈十分激烈，平衡已经打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因为市场的强势介入，大学持有什么样的责任，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和发展趋向让很多人失望。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权威的大学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人们不仅在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上，而且在区分善恶、建立信念、认识真理等许多方面，都转向现代大学并寄予厚望。现代大学“正在成为‘现代人的宗教’和‘社会的良心’，成为现代社会‘世俗的教会’”[9]。大学的知识分子理应成为民族文明与良知的最有觉悟的守望者，牢牢守住自己民族文明与良知的最后底线，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作为真理“守护人”、社会良知“担当者”的大学也向市场低头，向物欲屈膝，那么社会上就不会有也不可能再有其它机构和组织来与之抗衡。

迎合市场，而非引领与服务社会，显然有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生态伦理观。德里克·博克曾言，“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以及所谓的条件是什么。校外集团经常错误地认为，既然大学成功地进行了教学和研究工作，那么它也一定可以操纵政治机构，或者解决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不在于人们寻求大学的帮助以解决社会问题，而在于人们要求大学所做的与大学的性质相矛盾，从而对大学的基本职能构成了威胁。”[10]当然，发展对于大学而言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也是追求卓越目标的过程。这种理想不会改变，但是实现目标的方式多有不同，探索的路程有时也比较艰辛，甚至结果并不随人意，特别是当大学重新定位自身发展，同时受到经济、文化、社会或政府的过分干预时，大学的生态系统功能会出现失调，系统的构成要素之间和要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会出现紊乱，这种内因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大学的内外部关系，以至于使大学可能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三、职能校正：生态伦理视角下的大学脱困之策

面对世人的期许，大学是不是也要重新反思一下自己？在社会这个大的生态环境下，大学应当怎样育人，怎样对社会尽责，怎样坚守自我，怎样保持与市场、政府之间的张力？前面提到的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既有其哲学意义，又有其有深刻的生态伦理意义。

（一）以生态伦理之生命观，构建大学之全人理念

“为生民立命”，就是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通过道德努力，选择正确的方向。生命伦理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哲学思考，从生命的来源、意义、目的，论“人”生存在天地间与万物应有之关系。生命伦理观融合了东西方哲学的精华，既有西方人灵魂结构性中的个人伦理关系，又有东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社会伦理观。它将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相结合，将人的精神境界提升至天地间，并且参悟天地间之至理，为人类的整体良性发展找到一条出路，也必然会成为大学践行社会责任、摆脱自身困境之道。

大学最大的使命是育人。以生态伦理之生命观构建全人教育理念，首先要坚持三个“统一”，即“坚持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的统一”[11]。我国先哲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大学的职责在于培养能与天地参的“大人”，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命伦理观。教书育人，德育为先。大学要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改进德育教学，重点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使培养的学生明伦理，关怀世事、关爱生命，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面对道德两难和道德争议的问题时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脊梁、社会的良心。

其次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纵观当今大学教育，学科门类越来越多，而以人为主体的价值教育，以自然为主体的生态教育，以促进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的人文教育却越来越少，以至于很多“大学人”价值观颠倒，唯物质为上，对于天、地、人、社会毫不关心，这样的人自明其德尚且乏力，又何以“赞天地之化育”。因此，大学必须践行生命伦理观教育，加强通识教育、审美教育、体育教育，开展生理、心理、伦理“三理”教育，鼓励学科的交叉性、综合性，使大学人认识生命、尊重生命，懂得人的本分和社会责任，明了人、我、社会、天地万物相生相克的整体性和秩序性，做有良心的知识人。

（二）以生态伦理之系统观，重建大学之科学精神

“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传承创新，继承和发展高深知识与学问。大学不仅要具有满足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的效用价值，还要有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价值诉求。大学发展不仅仅是基于市场逻辑和政治逻辑，更应遵循自身的知识逻辑、文化逻辑。而大学要保持其既超脱世事又关注当下的地位，不仅不被市场所左右，反而成为社会恶风的净化器，那么就必须有理想、有精神，有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有文化根基和价值判断。大学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应该是大学的价值观。伦理观则是大学价值观的内核。

大学伦理是大学人做出正确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是科学精神的守护神。大学究竟侧重于发展知识还是服务社会？对于大学内部的学术腐败问题该如何回应？凡此种种，是当今大学发展中最为棘手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大学对这些问题如何回应，关乎着大学是发展、兴盛还是没落、消亡。大学伦理所蕴含的价值观能维护大学的知识权威。面对市场化、经济化、政治化思维的介入与渗透，坚持大学伦理观可以有效遏制一些急功近利、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等问题，保持大学与市场的必要界限。

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全部意义在于探索知识、捍卫真理。树立科学精神，才能使大学人超越世俗短见，自尊、独立、自由地研究一切高深知识和人类共同的问题，思考自然、社会、历史与人生，从而促进人们的内在精神自由而全面地生长。这是大学在保护自然、造福人类和服务社会的应尽之责，也是大学追求真理、传承文化和培育新人的应有之义。

以生态伦理之系统观重建大学科学精神，当前重点应放在规范学术行为上。一要明确学术不端治理主导模式。采用政府主导模式，就要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颁布具有强制性的法规政策，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以及调查处理程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采用学术机构主导模式，就要确立学术机构的主导地位，政府部门应该更多地从指导和服务层面开展工作[12]。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应建立社会组织主导模式。政府制定政策，由社会机构开展第三方评价，保证评价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二要建立完善学术不端治理程序。提高有效性和规范性，必须有程序意识，依法依规进行，优化学术不端定性、举报、调查和处理等环节，明确具体的执行方法和处理时限，保护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各方利益。三要尽快建立学术不端治理体系。可以借鉴国外经验，重视学术诚信教育，逐步打造“预防—识别—调查—处理—申诉”一体化的治理体系。

（三）以生态伦理之整体观，确立大学引领社会之理念

“为天地立心”，“立心”就是“立人”，培养人关心生态、关心自然、关心世事的情怀。奈斯认为，“最大限度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是生态智慧的终极性规范。”[13]生态伦理强调人是万物的核心、人是最终目的，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正确解读不是人的欲求的满足，而是人的需求的实现。然而，一直以来我们都误解了或者故意混淆“欲求”与“需求”的内涵，以此来满足自身的贪婪。需求是人类生存、发展和实现自我必要的和必须的，而欲求则含有很大成分的贪婪、享乐与拜金主义。过去的若干年间，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求，人类不惜以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向大自然索取更多的资源和能源。如今，人类已经为这种行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大自然正在向我们展开疯狂的报复。

大学虽然不是直接的参与者，但被认为是坚实的幕后推手。对于当前人类的困境，大学发挥社会服务功能时唯有坚持以生态伦理为指导，以关怀世事的人文精神和博爱情怀，以关怀自然的真挚情感和坚强意志，引导大学人和社会公众弘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关注人类文明的延续，关注生态环境的平衡，坚持对天地负责，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好生态局面。毕竟大学对我们的社会、对这个时代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大学若对人类所处困境无力回应，或视而不见，我们便有充分理由质疑其存在于人类社会之正当性和合法性。

以生态伦理之整体观确立大学引领社会之理念，一要革新生产模式。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推进，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教师流、学生流、知识流和信息流互动频繁，分散性知识成为主流。大学的知识生产应由封闭模式转变到开放模式、由单干模式转变到合作互动模式、由“提供者模式”转变到“消费者模式”，以使自己在激烈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14]。二要引领社会思潮。大学是新理论、新思想、新知识的生产者，更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以及企业的智囊团、人才库、思想源，以先进文化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当前，要利用大学人才密集、学科门类齐全、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建设高端智库，突出问题意识，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围绕国家和社会事业的重大战略需求，真正发挥“外脑”和“参谋”的作用。

大学需要保守，守住自己的特色[15]。但是，大学又须求变，在一个“生态圈”和“共同体”下，不断地与时代的步伐一致，不断跟踪时代的脉搏，这样才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保守而不守旧，超然而不迎合，在变与不变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世界上高水平大学发展中体现出来的内在文化和精神值得我们很多大学借鉴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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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EB/OL].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0-03/01/content_19492625_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