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海峰

编者按：在110年前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宣布停废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尽管科举制的利与弊都非常明显，但是其采用的考试选才办法要优于世卿世禄制和察举推荐制；“学而优则仕”原则虽然有其局限性，但远比“学而劣则仕”或“不学而仕”更好，这是科举制存在1300余年的最大合理性。不仅如此，作为官员选拔制度的科举制对隋唐到明清的文化教育、社会历史和社会习俗等进程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现代中国也还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充分认识并深入研究科举制，在今天仍有相当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1905年废止科举是中国教育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关键环节，同时关系到中国帝制的终结、科举政治的转换、传统文化的衰弱和儒家经学的断裂。科举制已经废止110年了，但作为一种考试制度和文化现象，它曾经影响中国知识分子那么普遍又那么长久，是历史的重大存在，很值得我们反思和研究。

科举被废，主要是因为它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经过1901年的改革调整，废止了八股文、试帖诗、武举等，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文体可以说已经脱胎换骨了。从清末最后两科的乡试、会试、殿试的试题来看，20世纪初中国科举制已经向近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但是，迫于当时急需兴办学堂培养人才的形势，主政者认为只有废止科举才能搬掉兴办学堂的障碍。1904年1月，在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中，专门谈到当时兴办学堂的困难主要在于经费难筹，其原因是“由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然则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肯筹捐？经费断不能筹，学堂断不能多。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既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同时，他们还比较了科举与学堂的优劣利弊，认为“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长短，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1]。也就是说，科举根本不如学堂。

在当时的学堂科举之争中，除了极少数人外，舆论基本上是向学堂一边倒。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写明“学堂兼有科举所长，”断言“学堂所出之人才，必远胜于科举之所得无疑”。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不仅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学堂就难以遍设，且“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于是光绪帝下诏彻底废止科举。

废科举的动因在兴办学堂的教育方面，但废科举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科举制废止之后，维系儒学的制度支撑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文化断裂，远远超出了提议废科举的估计和想象，因此张之洞在废科举后不久就感到不安和一定程度的懊恼，并力图建立和推广存古学堂以保存旧学。其实，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在西学东渐和外来势力强力介入的情况下，科举制的废止实际上是近代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

1905年标志着1300年科举时代的终结。科举制废止后，古代为应考而兴盛的“科举之学”随着科举制的终结而衰亡。然而，在“后科举时代”，科举并没有完全作古，它还以不同的形态复活于现代社会。由于废科举时主要考虑的是为兴学堂开辟道路，但科举不仅具有教育考试性质，而是集政治、教育、文化、社会功能为一身的复杂的考试制度，科举废后，选官任职陷入无序，于是清政府在1910年便拟好《文官考试章程》并准备实施，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未果。民国考试制度对科举制有多方面的传承，尤其是考试院的建置和考试程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的复活。我国1952年建立的统一高考制度，在考试竞争的机制和影响等方面，也与科举具有某种形式的相似之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试在社会生活中的利弊影响日益明显，人们逐渐认识到，科举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其仍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于是科举研究慢慢受到重视。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逐渐反思科举制的功过和废科举的影响，科举研究日渐兴起，并于1992年开始提出建立科举学这一门专门学问[2]。

有位西方学者曾经说过：“似乎重要的真知灼见等到时代精神准备接受它时，才能降临，否则它如果在时代精神前，来得过早，就将会为人所淡忘和抛弃，一直到了文化转过来，准备给它欢迎时，它才能重现于世”[3]。科举学的发展历程正是如此。自科举废后不久，就开始有人进行科举研究，当时主要是整理一些地区的科第名录，或者对科举考试进行回忆。到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因为建立考试院，科举研究出现一定程度的兴盛。但1949年以后，因为将科举视为落后腐朽的制度，科举研究被冷落，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将科举作为一门专门学问来研究的。到改革开放以后，科举研究才逐步走向繁荣，风会所向，终于在1992年出现了科举学的概念。

科举学是在科举研究历史悠久、研究对象重要、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硕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一门专学。它以科举制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与中国1300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皆有关系。科举学牵涉面很广，内容非常广博，在我看来，科举学所蕴涵的一切，只能用“高深渊博”来形容。科举时代，经常有人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之类的成语来形容科举文献的繁多，如说“经策之学，浩如烟海，虽皓首未易穷其蕴也”[4]。清代学者钱大昕所修《元史艺文志》，按经、史、子、集分类，在“集类”中，专立“科举类”，所收《易义拟题》、《书义断法》、《春秋合题著说》、《策学归宗》、《科举天阶》等书21种[5]。1903年编辑的科举改革后在科场中采用的策问目录，确认采用32个类目，其中科举与治道、学术、内政、外交、时事、学校、官制等并列，说明当时科举已是世间所有事物和学问中一个独立的大类[6]。民国以来，中外各种涉及国学的书籍在处理学问类别的时候，都是将科举与学校并列为一类，或者将科举与教育并列为一类，与文学、法律、农业、工业、商业、军事等各种类别等量齐观，可见科举内涵之广，已成为有别于其他学问的一大类别。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科举研究成果寥寥可数，而海外的科举研究成果却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一度有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中国”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中国学者若不重视研究科举，岂不也可能出现“科举产生于中国，科举学不在中国”的尴尬现象？正如杨学为研究员在《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需要“科举学”》一文中所说的，首倡“科举学”，是很有远见的创举，“全世界都在研究科举，它的故乡不应落后。”我认为中国学者有责任有使命深入全面地开展科举研究。而真正要达到全面和深入，就不能零敲碎打单兵作战，只有将各学科分散的科举研究统合起来，才可能使其形成合力，使科举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这便是“科举学”形成的学术背景。

中国学术自近代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走到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之学”后，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有些传统学问被分割到几个不同的学科中去。类似于国学的性质，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无法与现代学科一一对应。它提倡打破学科壁垒，突破学科边界，从宏观的视角，注重科举研究的一般理论，进行科举研究的顶层建设。虽然众多研究科举的学者分布于不同的学科，但他们在研究同一对象，使用共同的专业术语，有着共同的学术语言，因而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研究科举学的专家可称之为“科举学家”。有一种说法，统合知识的能力胜于单一的天才。建立科举学，将从更高的层面上系统地研究科举制。善用整合知识的力量，汇聚和分享众人的智慧，将四面八方的科举研究统合到一块，自然会开辟新的局面、出现新的气象。

与一般科举研究论著有所不同，科举学不仅将科举当作一个专题来研究，而且将其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力图做些整合与贯通的工作。废科举110年来，众多中外学者从各个断代、各个学科研究科举，就像从不同的侧面观察或雕琢科举，而科举学提倡用“学”的眼光来审视科举，就有如从空中鸟瞰科举，视角与传统的科举研究大不一样，自然可以看到许多新的东西。科举是一个整体，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界域和屏障的，现代研究人为地将其拆解开来是为了研究的专门与方便；同时，这种“拆解”也可能造成理解中的隔膜与偏差。科举学的提出，便是寻求跨学科的沟通，为突破学科畛域寻找出路。

除了跨学科、多学科的科举研究以外，科举学还提倡“跨界”研究，也就是越出学术界来研究科举。因为当今考试管理界、文博界、政府人事管理部门都与科举有关，对科举研究都有一定的兴趣，所以每年一届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吸纳一些考试管理实际部门、文博界或文物收藏界的人士来参加。第四届、第九届、第十一届科举学研讨会便是由考试管理部门主办，第二届、第十届则是由文博界主办的。

同时，科举学还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科举研究也日益走向国际化。除中国以外，古代东亚世界还有日本实行过近两百年的科举制，并有韩国、越南两个相对独立的科举考试系统在长期运行。19世纪以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进而对世界各国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关于科举的多种西方文字的记载和韩国、越南历史上的科举文献，十分丰富。因此，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和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有许多学者在研究科举。由于问题重要，且研究对象、研究文献、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具有国际性，决定了科举学将会日益国际化。

国际学术视野下的科举学研究，应树立一种“大科举观”，不仅考虑到中国的科举，而且将研究视野放宽到整个古代东亚世界，面对一种新的科举学视界，用“学”的眼光和意识来看待和思考科举。科举学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中国的科举，需要我们将韩国、越南历史上的科举视为一个整体，以系统的观点来看问题。探讨科举制度中的有些问题，只靠中国的资料无法圆满地解决问题，而以域外史料与中国史料相互补充，往往能互为印证，解释一些疑难问题。

科举学是从总体上对科举进行专门的综合研究的学问，是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纵横交错的、比较的科举研究。研究科举学的目的是从科举中总结文化教育传播的社会机制，并从中提取规律性的认识，同时丰富我国的考试科学宝库。研究科举学还可以通过对考试历史的研究，总结人才选拔的科学方法，提高选拔的效度。

总之，科举学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一个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专学，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兴学科。科举学力图整合多学科的科举研究，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过，探讨废科举的深远影响，为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因此具有远大的发展前景。

[1]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奏议·卷六十一)[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597.

[2] 刘海峰.“科举学”刍议[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4):89.

[3] [美]波林.实验心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0.[4] [清]墨庄氏.字林精萃.艺林山房,道光二十六年(1846),凡例,2页.

[5] 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5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81-82.

[6] 佚名.中外时务策问类编大成·目录[M].求是斋，190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