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林

(闽江学院思政部，福建福州350121)

海峡西岸经济区 (简称“海西经济区”)，是指台湾海峡西岸，以福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地区，南北与珠三角、长三角两个经济区衔接，东与台湾岛、西与江西的广大内陆腹地贯通，具有对台工作、统一祖国，并进一步带动全国经济走向世界的特点和独特优势的地域经济综合体。海西城乡一体化，是指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过程中，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把城乡纳入统一体系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使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文明“六位一体”上的协同发展，改变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海西城乡融合互补发展的状态和过程。虽然早在2011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强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但目前海西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均等，存在山海矛盾和区域差距，广大农村公共危机不断演化并呈现出新的态势，对海西城乡一体化的进程造成较大障碍和冲击。

一、海西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出现农村公共危机的表现形态及成因分析

农村公共危机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的经济社会事件。农村在现阶段发展过程中危机潜伏和频发，其背后呈现出一些共性的表现形态及成因。“当前农村频发的公共危机根源于农村风险社会形成和农村社会的脆弱性。”［1］本文以闽西甲行政村为范本，管窥当前海西农村公共危机的表现形态及成因。该村地处闽粤赣交界处，属于客家文化发源地之一，辖5个自然村，人口约3 500人，经济发展处于该县平均水平线 (注:该县2013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9 400元)，当地农民以外出务工、种植烟叶和养猪为主要谋生手段，其中外出务工者的收入占了全部收入的70%以上。

(一)生态环境危机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重复着低水平、追求数量增长的发展道路，农业资源危机日益严重，大气、水体、土壤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遭严重破坏，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正逐渐由风险演变为危机。在对闽西甲村进行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该村除了化肥、农药等化学残留物污染外，最主要的污染源就是养殖污染。闽西甲村依山傍水，处于闽粤赣交界，肉型养殖产业逐步成型，生猪养殖成为该村农民经济支撑和脱贫致富的法宝之一。但是，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大型猪场依山而建，小型散户人畜合居，除部分粪水用于沼气池利用外，大部分养猪污水处于直排状态，村里污水横流，唯一的一条小溪成了污水沟，臭气熏天，给青山绿水蒙上一层黑色阴影。当地政府几度进行养殖污染整治，但由于养殖户抵触情绪大，污染整治积重难返，村里“猪比人多”的状态始终持续，严重影响了村里人居环境和居民身心健康，对村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严重威胁。此外，由于“空心化”而导致“空心地带”无人打理而日益荒芜，村容村貌受到极大影响。

(二)乡村信任危机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农村社会在各种社会浪潮和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下，农民的社会心理、价值理念、行为方式也跟着转型，当前乡村信任现状不容乐观。以闽西甲村为例，其乡村信任危机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主政治建设危机，村民对治理主体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县乡政府执行理念存在偏颇，往往以“物本行政”代替“人本行政”，以“官本行政”代替“民本行政”，以“管制行政”代替“服务行政”，以“暗箱行政”代替“透明行政”。村委会角色错位，脱离了群众自治组织的本意，实际扮演着政府行政职能的延伸者和管理本村事务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在基层村民自治中，最大的危机就是选举中折射出来的“伪民主”问题。在走访中部分村民反映，村委会选举其实是形式，选举结果其实就是利益博弈和贿选腐败的结果。平时见不到村干部人影，每逢选举前夕，候选人倾巢出动走家串户拉选票，甚至对选票明码标价。该村村民甚至将养村干部形成比喻成“养肥猪”，对基层组织的民主性和合法性产生严重质疑。

2.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信任危机加剧。农民几乎不愿配合当地领导发起的公益活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难度增大，农村社会合作能力下降。如:该村号召村民筹资修整村道，但村民中响应者寥寥，村民普遍赞成修路但不支持投钱。经过访谈，村民们都认为上面财政拨款已经足够，村民自筹资金只会流入村干部的私人腰包。

3.基层政权无法真正代表农村各个新阶层的利益诉求。依托于县乡政府权力，乡村干部和经济能人是农村权势阶层，而相对弱势的农民，在政治上的话语权无法有效保障，在难以通过合法渠道得到合理表达的情况下，难免通过采取一些激进或者极端的方式来解决，从而引发干群矛盾。

4.呈现“血缘信任”的去“核心化”倾向。按照费孝通理论，传统农村社会都是在“差序格局”的框架下，农民以血缘亲情关系为核心进行处事。但随着农村交往模式的转变，传统的乡土地域、宗族观念被打破，血缘的力量在逐步萎缩，同村同族之间的血缘亲情纽带逐步断裂，进而凝聚力严重削弱。在传统血缘核心被打破，而现代农村法治又未健全的情况下，乡村社会信任关系令人堪忧。闽西甲村属于客家文化发祥地之一，先祖们历经战乱而定居于此，素来有着稳重、保守、节俭、团结、勤劳的文化特色，但近年来外来文化冲击下，血缘纽带变松，漂泊他乡的孤独感也在逐步减弱。

(三)道德信仰危机

农村的伦理、信仰、道德体系是调整农村社会行为规范的重要工具。随着农村改革开放，农村原有的一些陈规陋习开始被破除，思想由封闭保守向积极开放转变。农村地区在伦理道德、风尚习俗等方面更加现代化、合理化的同时，农村道德伦理失范的现象也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

1.个体道德价值迷失。不少农民信仰缺失，心中缺乏敬畏对象和价值标准，精神世界空虚和贫乏，赌博、迷信、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市场经济浪潮下，利己主义、实用主义盛行，短期行为严重，部分农民法律、政策意识薄弱，非法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诚信意识衰退，淳朴民风日渐丧失，领导群众失职失信、弄虚作假。

2.家庭伦理异化。孝道沦落，“养儿防老”的家庭式微让许多老人养老堪忧，亲情血缘关系日益淡漠;婚恋观异变，“经济因素”成为择偶的首要标准，生育伦理、家庭婚姻伦理遭受挑战。亲子教育缺失，留守儿童缺乏亲情关爱，问题儿童增多，农村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上升。

3.财富伦理错位。拜金主义盛行，一些投机取巧的不良手段成为某些农民追求更高经济收入的价值选择，如造假村、乞讨村、诈骗村、卖血村等屡见报端。小农意识下盲目攀比，消费主义流行，炫耀型、攀比型、跟风型、浪费型消费异化了勤俭节约的传统消费伦理。

4.村庄伦理失序。乡村传统文化日益退潮，村庄不再有共同的荣辱、是非、对错、善恶的判断标准，不再有地方性的共识、规范和伦理。邻里关系日趋淡漠，村落人际情感疏离，传统“熟人社会”正逐步走向瓦解，邻里纠纷争执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频发。由于村民外出和城市文化渗入，传统祭祀、节日、婚丧嫁娶不再是村民共同参与的活动，村民与村庄利益关联度降低，村落共同体逐步走向解体。

(四)村庄空心化危机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在工业与农业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城市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过度的虹吸效应。农民的“土地情结”逐渐消退和剥离，对城市的向往使他们主动“背井离乡”，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耕地抛荒现象日益严重，农村呈现“空心化”现象。城市成了农村的“抽水机”，农村不再是一个“超稳定社会”，它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步转化为“农工社会”。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者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乃是社会系统内部整合及社会系统和文化模式之间整合的必要条件之一。否则，便有可能无法维持系统的均衡而呈现病态。”［2］108以闽西甲村为例，按照村里相关数据统计，全村外出就学、就业人数比例高达75%，除了一些农业生产大户家有青壮年以外，其余家庭大部分都是老人、妇女和留守儿童，被当地村民形象比喻成“993861部队”(“99”是指老人、“38”是指妇女、“61”是指儿童)。大量农民精英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背后，农村发展生产和生活的活力严重不足，优势劳动力的流失致使农村内生动力匮乏，新农村建设面临主体缺位的严峻挑战。

农村人口成了季节性“候鸟”，“空心村”大量资源被浪费和闲置。以教育资源为例，前些年该村所在乡镇村村有小学且生源充足，后因大部分务工家庭子女转到城里就学，从2010年开始该县教育部门就将资源进行整合，让几个村孩子一起集中到同一所学校上学，关停了1所中学和10所小学。尽管如此，生源稀少还是成为制约乡村学校发展的瓶颈，以该村学校为例，一个年级仅有五个孩子，大量教师外流，农村义务教育愈来愈处于边缘化状态。此外，村庄“空心化”还引发政治主体空心化、农村文化空心化、留守老人养老、留守儿童教育等社会问题，公共服务城乡严重失衡。

二、海西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互动关系

(一)城乡一体化是海西农村治理的政策举措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指出“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是完全可能的”［3］684，工业和农业在合作基础上协调发展，才能达到城乡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恩格斯则在马克思观点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城乡融合”的概念，即把城市和乡村在生活方式中的优点相结合，规避他们的偏颇和缺点，从而实现“城乡不均衡——分割——新的均衡与融合”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乡融合理论已经比较完整，其中包含的城乡一体化理念，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仍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2011年，国家发改委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指出:“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要求，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城乡关系协调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是加速推进海西农村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必然抉择，因为整个海西面貌的改变根本上取决于城乡关系面貌的转变。

(二)城乡一体化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

我国传统的乡村治理是依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载体、以乡规民约为规则来进行管理的，与城市管理存在巨大的差异性。随着社会发展和农村进步，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弊端凸显，并逐步被现代农村治理方式所取代，但城乡二元结构仍然不断拉大着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在这种背景下，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对我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是一种重要的解构，它不断改变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冲击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塑造新型的村民人际关系，推动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变化。最终，传统的乡村管理模式再也不能有效维护乡村秩序的稳定，城乡一体化进程要求引入新的治理结构，即由依靠乡规民约、习惯管理向依法管理、多元治理转化，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乡一体化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依靠政府权威组织、社会民间组织和农民力量多元主体共同实现农村治理是时代所趋。

(三)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是推进海西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环节

“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的作用是一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只有使农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得到保障，农村才能稳定。”［4］237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产生了革命性和颠覆性影响。伴随农村社会的转型，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农村与城镇经济矛盾加深，农民与基层政权冲突增多，新旧文化价值观冲撞加剧，灾难事件频发，并不断上演为农村社会公共危机。所谓农村公共危机是指:“农村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干扰共同作用下产生出社会焦点问题，并经过聚集效应形成所谓的问题集束，当它受一定社会触发因子或自然触发因子刺激而超过某一临界压力时，就会发生所谓的公共危机。”［5］农村公共危机具有公共性、复杂性、危害性、突发性、紧迫性等特点，伴随农村社会变成一个风险型社会和网络型社会，农村公共危机也由非常态的偶发状态转变成常态性的频发状态。如果不对危机加以有效治理，将会对农村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威胁，也会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农村共危机治理是推进海西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环节，海西城乡一体化呼吁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优化。

三、海西一体化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具体路径

海西农村公共危机高频化、常态化爆发，对海西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严重影响海西一体化进程。有效治理农村公共危机迫在眉睫。

(一)优化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关系网络

所谓“治理”，它是指各利益相关主体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达到互动双赢，进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合作治理鼓励自由平等参与、反对等级分化，能有效化解农村公共危机，培育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是关键。从治理主体来看，理想的乡村治理应该是由政府、村民自治组织、社会配套组织、村民等多种主体构成的网状治理结构 (如图1)。针对现阶段存在的县级政府执政偏颇、乡镇政府“悬浮”末梢、村社组织消极被动、农民主体地位缺失的等治理主体危机，建议要在“乡政村治”的基础上对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利益关系进行重新界定，在合作的框架下促进理性秩序的达成。一要规范县乡政府的行为，建立民本政府。合理划清政府与村庄之间的利益边界和权限范围，尤其是象征政府和村委会的职责边界，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相互衔接、有机补充，着力提升政府公信力，解决信任危机问题。二要明确村子两委治理职权。一方面，要强化党的核心作用，注重党建工作，把重心放在村庄规划等全局性问题上来;另一方面，要强化村委会在公共物品提供上满足村民多元需求的功能。三要赋权强村，强化村级配套组织建设，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村民可以直接通过传统群众组织 (共青团、民兵连和妇联等)、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农村社会性服务组织 (老年人协会、扶贫协会)，有效凝聚社会资源，保护特定群体的合法利益，弥补政府资源的稀缺，强化乡村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四要保障农民利益，吸引农村“精英”回巢，改变乡村“空心化”格局。农户是农村共危机治理的主力军。要破除帕森斯所言的“社会病态”，就要吸引农村人才“回巢”，其最根本的道路是发展乡村经济，大力培育农村的“内发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民素质，消除对农民的政治歧视，强化其在治理网络中的话语权，增强其抵御各项风险、化解危机的能力。

图1 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化主体

(二)突破城乡二元化体制的桎梏

在海西城乡关系演变进程中，城乡关系结构的非均衡状态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城乡二元体制中，公共资源向农业和农村分配过低，农村始终处于社会等级格局的最底端，也处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最末端，无法实现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农村地区。在这种显失公平体制下，城乡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于对立、冲突和矛盾状态，社会风险容易激化，社会危机容易爆发。社会发展成果公平惠及是治理农村“空心化”危机的重要手段。彻底治理农村公共危机，要加大社会支持体系对农村的投入支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桎梏、消除二元制度壁垒、创新城乡一体化机制尤为关键。针对目前海西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功能性不合理的现状，政府要在水、电、路、文化设施、环境整治上加大投入力度，加大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方面减灾、防灾、抗灾的能力，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要积极创新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满足农村对公共服务的强烈需求。坚持服务和改善民生，着力提升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医疗和卫生体系建设，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社会发展目标，实现农村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此外，实现海西一体化还要着力统筹城乡建设规划，抓好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加大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环境建构

根据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理论，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形式。正式制度是人们根据一定目标建立起来的，并以制度形式加以固定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等;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生活中自发形成的、靠内心信念支撑的道德规范、伦理观念和村规民约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公共危机治理既要重视正式制度的作用，又要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功能，双管齐下，加大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环境建构。在正式制度建设方面，首先要建立和完善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如:土地是农村和农民生存发展的第一要素，也是农村诸多公共危机产生的源头，要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产权配置，规范乡村治理主体之间基于土地因素而形成的利益关系，构建农村产权制度。又如从基层民主政权运行机制来看，目前虽然已经修改了《村委会组织法》、《选举法》等法律，在保障农村流动人口民主权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度，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漏洞，协商民主、民主决策有待进一步规范。“国家应当构建基本的制度，从基层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基层政权组织自身运作的合理化、基层政治关系的民主化三个维度建构乡村治理的民主化运作机制。”［6］其次要实现城乡法律的平等与对接。打破户籍制度的羁绊，建立城乡均等的公共财政体制、金融服务体制、公共产品提供机制，把教育、医疗、社保资源向薄弱的农村倾斜。针对农村自然环境污染、人居环境恶化等危机，要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约束和惩罚。另一方面，要注意发挥非正式组织的整合、引导作用，重新累积乡村社会资本，为化解公共危机服务。吸收道德、习俗、村规民约中的进步成分，摒弃与法治、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重构乡村非正式制度体系，改变个人价值迷失、家庭伦理错位、财富伦理当道、村庄管理失序等情况，重拾信任，重构信仰，发挥社会生活自发秩序的作用。总之，公共危机治理制度重建，要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平衡，以正式制度的价值取向为引导，有效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和配合作用。

(四)完善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机制

公共危机治理的终极目的就是预防和控制危机，把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从治理进程来看，根据芬克危机生命周期理论，任何公共危机都存在征兆期、发作期、延续期和痊愈期四个阶段，因此要把危机管理渗透到每个阶段中。一是建立公共危机预防和准备机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综合考虑当前海西农村社会的情况，建立危机管理专门机构，尤其是在人口居住分散、农村资源薄弱地区，要建立相应的危机信息网络反应系统，以便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调度资源、统一管理。在危机征兆期应进行预警和预防，树立危机思想意识、做好风险调查与评估、做好物资储备和拟定危机预案，及时制定措施防止事态蔓延。二要健全公共危机预警和处置机制。在危机已经爆发、危害结果已成事实的情况下，要防止危机蔓延或者升级，农村社会各主体必须启动危机应急处置机制，避免新的危害发生，从而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失。以应对自然灾害为例，危机应急处置机制应该充分调动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危机涉及者的力量，依照时间顺序做好灾情报告、先期处置、应急响应、应急保障和灾情发布等工作，避免危机扩大和升级，把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做好善后事宜。

总之，上述四种路径不应该割裂开来，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统一，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六位一体”的城乡一体化，有效治理海西农村公共危机，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

［1］夏之平.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研究［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

［2］［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5］李燕凌，周先进，周长青.对农村社会公共危机主要表现形式的研究［J］.农业经济，2005(2):6.

［6］朱宝丽.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问题［J］.山东社会科学，2012(1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