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慧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改革开放改变了过去缺乏激励的计划经济体制，极大地释放了市场活力，大幅度提高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创造了中国发展的世界奇迹。对于经济持续增长30多年的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发挥后发优势追赶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劳动力大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进入城市谋生的农民工。1983年，我国农民工的数量仅为200万，而2014年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27 395万人，他们分布于各行各业，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力群体。农民工以其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带来了收入，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纵观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历史，农民工进城并非一帆风顺。中国政府以户籍和城乡就业市场分割等一系列制度条件，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改革开放前不仅农村剩余劳动力甚至城市劳动力都无法实现自由流动。改革开放后，政府对劳动力流动已经适当放开，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依然缓慢，到底是什么阻挡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又缘何迟滞?政府对农民工进城到底持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

一、文献回顾

自古以来，人总是在不断追求更高的工资收入，更广泛的就业空间，更好的工作环境，因而劳动力总是在不断的流动，经济也总是在劳动力不断流动的过程中快速增长。城市以其较高的工资收入、广泛的就业机会、良好的公共社会条件吸引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Carraro和Soubeyran认为劳动力流动会带来两方面好处:一是企业可以雇佣到工资低廉的劳动力，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是可以减轻本地居民在经济衰退期间遭受的影响，因为外来劳动力更容易被轻易地解雇，他们更多地发挥着临时就业缓冲的作用［1］。由于劳动力流动日益影响着工业化的经济绩效，因此，常常需要政府的干预和配置。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农民工迁移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有很多，Lewis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根本原因是工农业两部门之间生产率的差异造成的劳动回报率不同，进而引致了劳动力的流动［2］。其后，Sjaastad则用人力资本模型将劳动力流动描述为通过计算未来期望收益的投资决策，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归纳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3］。Todaro与Harris却认为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取决于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4］。

国外学者的分析都是以劳动力可以实现自由流动为前提的，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却受到了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就业分割的限制，所以国外的分析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对于农民工进城缓慢这个问题，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主要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人口大量流入地区的地方政府不愿意也无力承担其成为城市居民的成本。农民工进城的成本主要由企业成本、个人成本、公共成本的组成，现行政策下由政府支付的公共成本包括随迁子女的教育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保障性住房成本、就业成本等四个方面［5－7］。农民工的个人成本主要指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换所付出的私人生活成本、智力成本、住房成本与社会保障成本［8，9］。农民工进城的成本测算是各级政府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目前学界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探索尚处于初步阶段，由于测算的目的、思路、指标选取等方面的差异，测算结果呈现多样化［10］。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测算的中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申兵以宁波市为案例，对“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成本进行了测算，并设计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企业三方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11］。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众多学者在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一是城市有众多的工作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良好的教育、医疗，便利的生活环境，农民工都有进城的意愿;二是农民工进城会使城市产生巨大的成本，由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地方政府难以承担，因此需要找到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让农民工加速进城;三是众多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建议农民工进城，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但是对于有强烈进城意愿的农民工为何会进城缓慢?政府为什么一方面强调加快城市化建设而另一方面却采取阻碍农民工进城的措施呢?本文第二部分将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数理推导，证明政府随着经济的发展正在渐渐放松对农民工进城的管制，鼓励其进城生活。

二、理论模型:农民工进城与政府行为研究

(一)模型假设

假设1:考虑这样一个经济，经济中只存在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LA为农村部门的劳动力总和，LB为城市部门的劳动力总和，L为经济体中的劳动力总量。根据假设1，农村部门劳动力由两部分构成:当期农村部门能吸纳就业的劳动力数量(LA1)和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的数量(LA2)。城市部门的劳动力也由两部分构成:当期城市部门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LB1)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部门的数量(LB2)。

假设2:设λ为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即政府的制度约束或制度壁垒(λ为常数)。由于政府是理性人，它总是想通过看得见的手实现对劳动力资源进行最优配置，达到产出最大化，因而政府态度λ是L的函数，并非外生变量。当λ＜0时，政府不仅不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还会强制一部分城市人口迁入农村，形成城市人口逆流现象;当λ=0时，政府对劳动力流动不限制，政府既不干涉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也不干涉城市的人口流向农村，这就是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人口自由流动;当0＜λ＜1时，政府会设定制度和政策上的障碍阻止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这种情况与现在我国的实际情况比较吻合;当λ=1时，政府完全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

假设3: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受劳动力、资本、技术的影响，设总产出的函数为Y=A(K，L)，该经济生产函数满足一阶齐次的性质，为了简化分析，我们不考虑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将生产函数简化为Y=AF(L)，Y'(L)＞ ，Y″(L)＜ 0。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当产出Y=AF(L)达到最大值时，会有个最佳投入量L*。当L＞L*时，劳动投入过多，需要减少劳动投入增加产出效率;当L=L*时，劳动投入量正合适，劳动效率也是最高的;当L＜L*时，劳动投入量太少，需要增加劳动投入提高产出效率。因此，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政府需要控制经济中的劳动投入量，使其达到L*，从而获得最大的产出。

根据以上的三个假设条件，我们可以将两部门的劳动力和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约束的函数可以由以下式子表示:

(二)不同时期政府对农民工进城采取不同措施的原因探究

(1)在工业化初期政府采取严格的制度阻止农民工进城

舒尔茨和斯加斯塔在研究人口迁移时认为人们迁移决策主要取决于迁移后的预期收益和迁移成本的比较。农民工是否愿意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取决于农民工进城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当成本大于收益时，农民工进城会使其生活状况变差，所以即使政府不设置任何障碍，农民工也不会进城;当成本等于收益时，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会继续留在城市，没有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没有进城的激励，他们会留在农村;当成本小于收益时，农民工会大量涌入城市。农民工进城的收益(R)主要可以分为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货币收益(R1)主要包括工资收入、社会保障收益、公共福利收益、农地、住宅地转租或出租收益、投资性经济收入等。非货币收益(R2)主要包括技能水平的提高，文化水平、文明意识提高，子女教育水平提升等。农民工进城的成本 (C)主要由迁移成本、生活成本、就业成本、住房成本、子女教育成本构成。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没找到工作，那么农民工的收益就为0，然而即使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他也要支付进城成本的。

根据上一部分的假设，会有LB2(LB2=(1－λ)LA2)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城市总的劳动力数量为LB，由于经济中总是存在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故而设城市能够吸纳的就业人口总数为L。一个农民工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为L/LB，所以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概率为1－L/LB，为了方便书写，我们令a=L/LB，a所代表的就是就业率。令ω0为农民工留在农村工作能够获得的保留工资，C为农民工进城的总成本，那么，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期望收益就为如下的函数。

EM=aR1+aR2+(1－a)*0－C(EM为农民工进城的期望收益)

当农民工留在农村的期望收益与进城的期望收益相等时，农民工进城与不进城没有差别，即ω0=EM。

ω0=EM=aR1+aR2+(1－a)*0－C

ω0+C=a(R1+R2)(左边是农民工迁移的机会成本，右面是农民工进城的收益)

在实现均衡的就业率时，我们可以看到，就业率是农民工的机会成本与农民工进入城市得到的收益的比值。因为0＜a＜1，所以在最佳的就业率时，农民工进城的机会成本总是小于他进城的收益，所以，农民工总是有进城的想法和激励，这是在没有政府干预，市场依着其自身的状态运行的结果。但是我们知道，在我国，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目的，政府总是通过手中所有的权利，协助市场配置资源，纠正市场失灵，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都替代市场，根据自己的计划来配置资源。因而，我国的农民工是否进城还必须要考虑政府的行为。若政府采取阻止农民工进城的政策与制度，农民工就可能无法进城。或者农民工可以不受限制流入城市，但是农民工在城市也会找不到工作，农民工的收益会远远小于他付出的成本。所以农民工是不会选择进城的。

λ是LA2的增函数。

结论:在工业化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会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却无法吸收如此庞大的劳动力集团，所以政府不得不采取严格的制度阻止农民工进城。改革开放初期，各个城市发展都比较落后，城里还有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城市并不缺乏劳动力。农民工进城导致政府效用函数增加并不明显，相反成本却很高，所以农民工进城，政府的净效用为负，故政府采取阻碍农民工进城的措施。

(2)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制度壁垒λ的存在会随着农民工进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

我们为了简化分析，假设农村的生产是农业部门，城市的生产是工业部门，我们再假定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资本为常量，即我们不考虑资本变化对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生产的影响，当然这个假设在短期内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要考察的主要是在政府的干涉下农民工进城所产生的经济绩效。我们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表示为:

YA=(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YB=(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

将LA=LA1+λLA2带入YA=中，将LB=LB1+LB2+((1－λ)MA2带入YB=中，得到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

YA=AAK－αA(LA1+λLA2)βGγA

YB=ABK－αB［LB1+LB2+(1－ λ)LA2］β'GγB'

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

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

刘易斯两部门劳动力均衡流动模型指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导致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取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更舒适的生活空间，源源不断的流向城市中的工业部门。由于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成本下降，工业部门源源不断的获得较高的利润。而农村的劳动力带回的工资收入改善了家庭的生活条件，为农业部门的发展也提供了资金支持，农业的剩余劳动力也愿意流入城市。但是随着工业部门不断的吸收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在递减，直到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同时，劳动力就停止流动。

政府的阻碍系数λ是L的减函数。

结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制度壁垒λ的存在会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扩大而递减，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由于劳动力流动制度约束的下降而提升效率，最终实现均衡。

(3)工业化后期，为提高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效率政府会鼓励农民工进城。

假设 α ＞0，β ＞0，γ ＞0，并且 α+β+γ =1，即假定农业部门是规模报酬不变的行业。我们假定农业部门的劳动弹性系数β是小于1的，由于农业部门的生产受自然禀赋条件的限制，所以这个假设是合理的，所以0 ＜ α ＜1，0 ＜ β ＜1，0 ＜ γ ＜1。同理，α'＞0，β'＞0，γ'＞0，由2中的式子我们可以得到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为:

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为:

由于劳动力是影响产出的唯一要素，政府总是试图找到农业部门最优的劳动力投入量L*A，和工业部门的最优劳动投入量L*B，政府总是会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来调节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来实现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最大化和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最大化，这样就可以达到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的目的。

当 β'＜1，0 ＜ α ＜1，β ＜1时，

政府的阻碍系数λ是农业生产部门的减函数，随着政府阻碍系数的变大，农业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会提高，说明此时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即LA＞，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影响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这些剩余劳动力都想通过向城市流动，来使自身的效用变大。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却是政府阻碍系数的减函数，即工业部门缺乏劳动力，即LB＜，由于政府的制度设计不合理，农民工没能够流入城市，降低了工业的生产效率。

结论:工业化后期，为提高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效率政府会鼓励农民工进城。

我国城市进程缓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以上的模型分析，并将上面的模型的结论进行归纳，政府对农民工进城这个问题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改变和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是政府在积极进行宏观调控，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工业化初期，政府为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阻止农民工进城;工业化中期，政府对农民工进城的阻碍态度逐渐转变，在不断减少农民工进城的障碍;工业化后期，为提高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效率政府又开始鼓励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进城缓慢所引起的城市化迟滞的问题会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解决，但是单纯依靠经济自然的发展规律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漫长的时间。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三、政策建议

(一)采取多种政策支持，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

我国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少专业技能，这严重制约了农民工成为市民后的收入水平以及后续就业的稳定性。政府要使农民工加快进城的脚步，就必须为其扫除进程障碍，增加其进城收益。首先，政府应当积极建立城乡统一的人才市场，将用工信息发布到固定的平台上，减少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让农民工能够更加快速有效的寻找工作。在当今的互联网社会里，信息的匮乏将使得农民工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应提高农民工获取和接受信息的能力，从而使其成为市民后能够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其次，建立农民工城市就业服务体系，为其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为农民工进城后收入的提高创造条件。再次，要加强对农民工进行职业规划的引导，依据农民工自身所有的职业兴趣、职业偏好，对其进行职业定位分析，开展个性化的职业指导，提高其就业空间和就业能力。

(二)开辟新的就业渠道，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中国过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民工进入城市充满了各种障碍，他们很难获得工资较高、工作环境较好的工作，就业范围大多集中在建筑业、餐饮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一旦这些行业经营不善或者用工饱和，农民工便找不到工作。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政府必须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首先，消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和限制，为其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让农民工可以平等的参与劳动市场上的岗位竞争。其次，强制当地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建立工龄——工资增长的挂钩机制，使其能够实现市民化，减少农民工的流动。再次，大力发展各种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减小城镇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可以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三)加大社会保障投入，满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

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必须要改革中国不合理的财政支出制度，特别是要改革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方式。加快农民工进程的脚步，提高城市化水平，需要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加大社会保障面投入。首先，中央政府可以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采取差异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财力雄厚，满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的能力强，中央政府可以减少对这部分地区的转移支付;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满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的能力弱，中央政府可以增加对这部分地区的转移支付。其次，政府投资建立具有能够代表农民工团体利益的社会组织，使其能够代表农民工利益，为农民工争取自身应该享有的社会公共服务。再次，政府要采取切实可行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强制当地企业为农民工办理各种社会保险，适当的降低农民工参保的门槛，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满足农民工对基本社会保障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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