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构建“美丽中国”的哲学基础——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视角

杨晓亮，彭雪华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610500）

摘要：为了深入理解十八大提出的“美丽中国”的构想，从哲学层面厘清与之相关的一些基础性观念就十分必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观，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剖析、解构与重构，从学理上探究构建“美丽中国”的现实境况、逻辑起点与核心环节，从而为实现“美丽中国”、满足人民群众的绿色需求与生态需求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美丽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五位一体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可见，“美丽中国”在本质上是要实现生态环境适宜人居住、经济发展持续稳定、社会运行安定有序、文化氛围积极向上的和谐状态。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视域下，解读“美丽中国”的内涵，探究构建“美丽中国”的现实境况、逻辑起点与核心环节，是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

一、从哲学层面解读“美丽中国”的必要性

“美丽中国”的构想在为我们展现出美好未来的同时也引发我们的深思。“美丽中国”不仅是一个时代命题，同样也是个哲学命题，“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2]（P42）因而，从哲学层面解读“美丽中国”具有内在的必要性。

从现实层面讲，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市场经济、征服自然、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一些主导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念也随之而来，并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尽管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飞跃，但也滋生了一系列问题。在资本逻辑的刺激下，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引发的生态危机已经是关乎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问题；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道德缺失、社会公德下降问题也引人发省。当我们反思这一系列不和谐现象的根源时发现，如果不从哲学层面对现实的思维观念纠偏的话，我们将无法改变“中国不美”或“中国不再美”的现实。

从理论层面讲，对于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念及价值理念，无论是主动地吸取还是被动地接受，均无法适用于长远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而提出了“美丽中国”这一构想。“美丽中国”不仅仅要建设生态美丽的中国，还要将生态建设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中，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这一美丽构想。而只有从哲学的维度，对工业文明的理论观念进行全面剖析，才能重塑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视阈，否则，我们将始终无法摆脱“中国不再美”的命运。

二、中国不再美的思想根源

中国不再美的境况是构建“美丽中国”的现实根源。那么，中国为何不再美了呢？众所周知，无论哪一段文明史，人与自然总有难以切断的联系，正如罗尔斯顿所说：“人们的生活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必然要与自然环境发生冲突；自哲学诞生之日起，这一事实就引起人们无尽的思考”。[3]（P1）因此，二者的关系问题也始终是一个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的问题。而从哲学尤其是从生态自然哲学的角度，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则极具有典型性。历史地看，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观点，归结起来主要有人类中心主义观、自然中心主义观、生态中心主义观等。然而，把人与自然相分离、坚持二元对立、夸大人之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则在工业文明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曾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可以说这是早期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起源与雏形。到中世纪，一个人性化的上帝则成为创造万物的中心；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理性与人文主义的精神下，则强调人与上帝以及世俗生活与神圣精神生活之间的对立；至启蒙运动时期，更是将追求快乐、逃避痛苦视为人之本性。如爱尔维修就认为，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以及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征服自然、掠夺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洛克甚至认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

由此，当我们审视这套以欧洲理性主义为基础所形成的人道主义哲学体系时，不难发现其实质乃是一种人学理论，更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以人性为尺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观，但是，这种观念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困境，因为它体现着一种“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要无限度地占有和消费自然界的‘贪婪主体’，一个自认为是宇宙最高存在的‘狂妄主体’，一个失去对自己进行约束的和规范的‘疯狂主体’，一个对自然生命缺乏同情和爱心的‘野蛮主体’”的错误观念。[4]

而这种观念正是工业文明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也是导致中国不再美的理论根源。“理性的失控”简化了人与自然内在的多样性关系，在人看来，自然仅仅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对象。由此可知，这种独断、集权式的理性主义腐蚀了人的同情心，为破坏自然提供了观念支撑。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强调人之主体地位的合理性，但人类中心主义却导致人与自然绝对对立，以私欲的满足及利益的最大化视为行为的目标与准则，无疑就将人类引向了以一种对立面的姿态去征服自然的歧途。尽

管工业文明将人类带到了一个新的文明高度，但当我们反思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时，却不得不承认，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观念对生态危机的产生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

三、构建“美丽中国”的逻辑起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构

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导致人对自然的绝对占有，无限索取自然资源成了维持工业生产的基本方式。然而，若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继而转向自然中心主义，却也只是一种流变于形式之举。由此，当前我们构建“美丽中国”逻辑起点就是要对人与自然关系加以解构。

马克思曾指出，历史可以从自然史和人类史两方面来考察，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相联、彼此制约。从时间维度看，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从生成论的维度看，自然界则先于人类而存在，人是自然演化过程中的类存在，在人出现、人的意识产生之后才有了对自然的基本规定性的认识。这就决定了人对自然无法割舍的依赖，但随着人之理性的无限膨胀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愈加深入，原始的依赖关系逐渐演变为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越来越依靠技术与资源的紧密结合，但是却也为生态危机的产生埋下了祸患。

如威廉·莱易斯就认为，“对自然的科学和技术控制的每一大胜利都包含着同等巨大的灾难的现实可能性”。[5]（P143）技术本身并非与生态危机的产生有着直接的联系，根源在于人类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工业文明的生产时期，自然界对人来说只不过是有用的存在物，无论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也只是服从于人的需要。在资本逻辑之下，科学技术的发展“等于给资本插上了科学技术的翅膀、机器的翅膀，使资本的灵魂可以变本加厉地吮吸和凝结更多的人类劳动，吞食更多的人类劳动”。[6]（P207）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归结为金钱关系，人与人之间也成了一种买卖关系，这就等于异化了自然界中事物的本质关系，使得人面对自然界愈发麻木不仁。

那么，为什么人与自然关系如此对立，人视自然为“占有物”呢？我们知道，西方理性主义精神自始至终体现出一种个体意识、个人力量“向外突破的冲动”，征服自然是西方人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对象化活动”，即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体现着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而“脱离人的一切实践去对自然进行解释，这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对自然的漠视，”[7]（P50）因为自然界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深受着人类实践活动影响、世代传承的历史活动的结果。真正的人化的自然不是割裂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的自然。而在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界之间是一种物的依赖性关系，人与自然界在实质意义上早已被分离开来，二者之间单纯的交往方式也被抽象掉，使得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特征异化为狭隘的利用关系，而要体现人性的、审美的东西却被抽离了。

正如马克思所言，饥肠辘辘的穷人对最美丽的风景也无动于衷。所以，只有扬弃了异化观念，才能把人的异己的对象、异己的形态彻底抛弃，回归到人之自由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8]（P120）即完成了自然主义就等于完成了人本主义，这里体现了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自然中心主义的超越，通过诉求于制度的变革，实现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的统一，从而最终实现人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由此看来，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扩充至生产关系领域，继而通过分析工业生产的制度弊病，从而破解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指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对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也曾尖锐地指出：“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9]（P95）而奥康纳则提出了“第二重矛盾”理论，认为对生态危机理论的分析不应该只拘泥于传统意义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探讨，而应该转换到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矛盾运动。奥康纳这里的生产条件包括自然条件、环境与城市等因素，其实质上来说，是将生产活动与外部自然界的因素联系到了一起。

因此，只有在对人与自然本质的深刻把握以及对二者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解构中，我们才能真正地戳破主导工业文明生产观念的保护伞，得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准确认识。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建构“美丽中国”，也应该将目光聚焦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之中。

四、构建“美丽中国”的核心环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

破解人与自然之关系问题并不是问题的结束。历史地看，无论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还是美丽中国，乃至“中国梦”的提出，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层面始终具有历史的逻辑一致性，体现着历史自然观的当代诉求。因而，在此基础上重构二者关系无疑是我们构建“美丽中国”的核心所在。

“异化”导致人与自然相分离，自然成为人绝对占有的财产。而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把自然还给人，实现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人之自由意识实质上体现的是自然界本身的意识，自由本身则是自然界内在的本质属性。无论任何自然物，只有通过人的自由意志的活动才能确证其存在。对此，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于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0]（P56）

在此，马克思与众不同地表达了这样的哲学观点，就是说“人的无机身体”之自然界对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利用关系，人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自然界又成为了人的“无机身体”，成了人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人学思想与自然观认识创新性的展开。恩格斯也曾指出，人的身体、血液、肌肉、骨骼甚至高度发展了的大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并且存在于自然之中。因此，立足于唯物主义视角，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观念上优先把握二者的从属性以及生成时序上的规定性，则具有逻辑上的重要意义。

此外，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辩证统一的。“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P105-106）而这个现实的、感性的、用来表征人存在的对象正是自然界，是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所必不可少的对象。所以，人类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与

因而，人类在改造自然，实现“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变的同时，也内隐地实现着由“控制自然”向“遵循自然”的转向。威廉·莱斯就强调，“停止把科学和技术作为控制自然的主导力量，这不仅对科学技术是必要的一步，而且对控制自然观念本身也是必要的一步”。[12]（P169）即诉诸道德约束及人性的合理掌控实现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因此，重构人与自然关系，不仅需要我们认识到自然规律的重要性以及不可逆性，而且需要有“知性的抵抗”，需要我们控制自身的欲求，才能实现人的尺度与自然的尺度之间的和谐统一。

五、结语

总的来说，“美丽中国”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美好图景，体现出一种整体意义上“美”的诉求。由于认识的局限性，我们并没有在工业文明发端之际就感受到由于“进步”带来的生存危机，当前，我们构建“美丽中国”，只有对工业文明以来的思想观念进行哲学论析，才能真正形成生态自觉，完成构建“美丽中国”的时代任务，为满足人民的“绿色需求”与“生态需求”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本文系西南石油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团队”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XJRT002）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

[2][德]康德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刘福森.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1.

[5][12][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玲,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6]何平.伽达默尔科学技术反思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欧力同,昊仲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0][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