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东泽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法制近代化肇始于此。［1］光绪二十七(公元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上奏《江楚变法三折》，建议从速修订法律，并举荐沈家本主持修律。次年初，清廷发布修律上谕，成立修订法律馆，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即着手筹备制定刑法。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由修订法律馆中国专家起草的《大清刑律草案》脱稿，但由于起草新刑法，其理论多起源于西方的刑法理论，被否决。九月，日本刑法专家冈本田朝太郎来华帮助修订刑律，新刑律的制定工作迅速展开。期间经历了修订刑律中的“礼法”之争，使得新刑律的编撰一波三折。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11年)，迫于革命的压力和宪政筹备清单的临近(1910年10月28日清廷将剩余的预备立宪期由九年改为五年，立宪年限的缩短，而改定为宣统四年)［2］清王朝不等资政院的全部决议，即将该草案有关争议的内容变通，附加《暂行章程》5条，正式上谕颁布，史称《钦定大清刑律》。《钦定大清刑律》是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典，它虽然没有挽救专制封建清王朝灭亡的命运，但是其标志这一个时代的开始。“有清一代之刑法，亦古今绝续之交也”［3］

《钦定大清刑律》第一条:“本律于犯罪在颁行以后者，使用之，其颁行以前未经确定审判者。亦同，但颁行以前之法律不能为罪者，不在此列。”钦定大清刑律的第一条即规定了法律的时效效力，即法律的溯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