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 亚 东

(北京林业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农学报》中的生态思想探析

仲 亚 东

(北京林业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19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步启动，国外知识经验不断涌入，《农学报》在世纪末应运而生。当时人积极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发展可持续性问题，开展了许多思考和知识引进工作。他们强劲延续以往生态思想重在利用的主要方面，也浸染着现代社会更充分利用自然的理念、技术观点和竞争意识。《农学报》刊载的本国著述和译著有着诸多观点耦合，强调兴利求富的生产目标，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当时的人口增长和用化学方法实现合理农业持乐观态度，看重林业建设的直接经济利益并形成树种选择、林木抚育等方面的相应观点，要求增强社会治理能力以适应利用、保护自然之需。至于克服其中片面、机械的成份，容纳更多的生态保护内容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则是以后长期的任务。

关键词：农学报；生态思想；西学东渐；可持续发展

引言

19、20世纪之交是变乱纷呈的年代,满清政府由戊戌时的开明急转保守,庚子变局后又有开明迹象,逐步推行“新政”。此时上距林则徐等人开眼看世界已逾半个世纪之久,思想文化领域欧风美雨渐成气候,国外著作不断被译成中文,新式报刊陆续问世。著名学人罗振玉主编的《农学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是维新运动的直接产物,此后长期在上海发行,历经政坛风云变幻延续近十年,在近代科技文化传播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该刊已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章楷[1]、朱先立[2-3]、徐克敏[4]、宇文高峰[5]、刘小燕[6]、靳惠[7]、郭欣荣[8]、李继高[9]等对主编罗氏生平活动、刊物创办过程、办刊特色、编辑传播策略等内容进行研究,并涉及到当时的精英网络与社会动员、知识传播与现代农学体系形成等问题。刊物前后发行数百期,认真分析刊载内容可以从细微处着眼窥视当时人思想的鲜活内容。本文从各篇文章具体内容出发,结合所处时代的特点,关注本国著述、译著的耦合与龃龉,辩证看待西学传入的影响,探析当时人们生态思想的实际状况。

笔者认为,生态思想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思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及发展可持续性等问题的产物,至少包括生态利用和生态保护两个方面,二者分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对轻重则需要具体分析。比如从《清经世文编》来看,生态利用在清朝前中期经济核心区仕人的生态思想中居于主要方面[10]。近代开端以来,中国新式工商业得到空前发展。不过据后来的经济史研究,直至1920年左右全国近代工业总产值仅约8.8亿元,同期农业年产值约157亿元[11]。由于农业仍是最主要的国民经济部门,下面首先分析时人对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看法。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林业客观上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文章接下来讨论他们的林业建设理念及具体主张。生态利用、保护工作与一定的所有制及公共管理体制相联系,本文也对其相关观点予以探析。

一、兴利求富与尽量利用自然的主张

《农学报》刊载的多篇文章带有浓厚的兴利求富基调,延续以往生态思想重在利用的主要方面。本国著述和译著的观点有着诸多耦合,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有效技术手段的同时,也带来更强的充分利用自然理念和信心。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顺天府尹胡燏棻上奏说:“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12],此语在朝廷下发后广为人知。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上谕说:“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有厚望焉。”[13]兴利求富是朝野共识,各地强调发展农业,致力于消灭旷土游民。江西官员提出开垦黄冈山,谈道:“苟有山泽可兴之利,似不宜拘守旧章,任其废弃”[14]。四川向来“旷土少而游民多”,总督锡良为扩大农业区域,做开垦雷波、屏山、巴塘等边疆地区的打算[15]。贵州巡抚承认:“黔省瘠苦,出产向不甚丰,而熟田听其荒废,童山不植”,要实现“无旷土即无游民”的目标[16]。安徽含山为督促屯垦甚至要求:“不得任意抛荒,如其逾期不报或延不开垦,无论何人均准报垦”[17]。广西梧州务农社绅董梁廷栋等人劝诱民间开垦土质较次的土地,声明:“必购旱瘦山场,以求变其土质,使人人皆知弃地无不可以兴作”[18]。产业振兴的努力不限于粮食种植,推广蚕桑、改良种桕、机制樟脑、新式制茶等文章也屡见报端。

19世纪晚期,全国人口快速增长,迅速填平咸、同年间战乱引发的人口低谷。江西巡抚李勉林注意到人口膨胀的后果,说:“人丁之繁,不可纪极。……近年民间日用所需,无不奇贵。”[19]山东举人侯殿英谈到本省:“休养生息四十年,所增丁口,应不下三分之一,实数必在五千万以外。而地不加多,农无进步,果何所恃以为存活?近来游民日众,粮价日昂,此其验也。”[20]但他们开出的应对方案仍是大力发展农业,李勉林乐观地倡导改良农具、开垦荒地等事业,设想:“如此行之十年,民生皆裕,自无逋粮。”[19]劳动力充足有利于发展的观点也得到首肯:“生齿繁,工价贱,更宜于养蚕而树桑。”[21]不少译著也认为土地增产的潜力接近无限,发展好农业可适应人口的不断增长。新渡户稻造在《农业本论》中说:“若或谷稔民富,荒地开垦,供给递增,人口增加之度,亦自随之而高,需用与供给仍可持旧日之平均”[22]。他甚至认为农产品价格稳定,最适合充当一般等价物,“实循序顺次,在万物消长千变万化之经济界中可称以计震器之所谓不动点。”[22]

兴利求富要求集约发展农业,不少译文包含相关论述。森要太郎的《日本农业书》断言:“经营农业,总以费用少、生产多为旨”[23],“野蛮之国,则多粗放农业;文明之国,则多集约农业。”[23]洪迭廓资在《农政学》中说:“自国民全体观之,国中土地务以集约的耕作之。”[24]农业生产必需依托一定的自然条件,由此衍生出合理农业问题。《农业本论》谈到“农业有合理不合理之名称始于德国农学者之间”,合理农业要符合学理,并指出:“凡言学理,专指维持地力言之。维持地力者,播殖植物之时植物在地中吸收养分原素,而再以其原素为肥料,以还诸地中之谓也。取物理学语以言之,维持地力即所谓地质能保安定平均之义也。”[25]日本补习教育研究会编的《补习农书读本甲种》说:“天然肥沃之土地,仍未宜于生长植物也。欲其宜于生长植物,必加人工以改良之。何谓改良?种补其所不足,以促土壤之生产力是也。”[26]围绕维持地力目标,不少农学著作强调灌溉、泄水的作用,肥料则是关注焦点。《日本农业书》用新兴化学知识解释农耕对地力的损耗:“农家年年收获已夺去植物养分,故其土壤必以渐而瘠矣,收获以后土壤所失者,腐植质含窒素(即氮素——笔者注)物、灰成质是也”,主张:“欲冀收获之丰年年无间,其不可不施肥料,以补窒素及灰成质之不足也。”[27]《农业本论》把农业耕作方法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七等,其中最高等是不须家畜之农业,“所须肥料,不求之于家畜,而取之于他方,日本用人粪,欧美诸国用制造肥料是也。”[25]不少译著谈到氮素循环等科学知识,对新式化学肥料充满热情,甚至言及用重金属化合物刺激作物生长。[28]

这时发展农业的主张沿袭传统“重农”思路,还增加了商务之本、富强之源的看法。期待消灭旷土游民,对人口增长和农业增产持乐观态度,主张用化学方法维持地力以实现合理农业,都体现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以增加土地总产出的愿望。当时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译自《朝日新闻》的《论东亚农业》说:“问日本农产物能与中国相竞乎?产既多者,用亦裕。其能以多量农产输入日本,此理自易见也。而况敏于见利之华人乎?”[29]外国在对华商品输出的同时却格外强调保护本国市场,不能不给国人强烈刺激。

二、首重直接经济利益的林业建设理念和主张

森林对维护总体生态平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人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已逐步认识到它的生态、经济、社会等多种功效。《农学报》上许多劝导种树的文章首重直接经济利益,诸多译著就此做出更明确的判断,还在树种选择、林木抚育、森林经营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技术主张,甚至包含一些与生态要求完全相背的观点。本国著述和译著在林业的产业定位上又出现观点耦合。

俞森曾提出森林八利说,详细指出其经济和社会功效,但在论述宏观生态功效时带有一定神秘主义色彩[30]。后人吸取西方现代科学观点做出相应调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自树木广植后,不特名材美木获利无穷,且树旁之田瘠者变而为腴：因树根能吸土膏,能烂沙石,故硗确之地悉化膏腴也。无水者变而有水：因树木能放养气(即氧气——笔者注),能润本根,故干暵之区咸资灌溉也。”[31]但当时劝导植树的文献大多把直接经济利益作为着力点,如:“不必论梁栋美材,即以供樵苏,为利亦厚”[32],“虽不能比五谷、杂粮随种随获,要其成林之后,便可岁收其利”[33]。罗振玉说:“泰西山林之利,优于植谷”“中国人民见小欲速,以致林利不兴,今于中国兴林利莫过于长江之滨及沿海各处,与夫黄河之侧、童山之巅,若能处处种植,十年以后岁产必增数千万。”[34]

译著对林业生产目的做出更明确的论述。奥田贞卫的《森林学》把林业当作一种“土地生产业”,认为只有木料稀缺时才会受到较多关注,才有所谓的林业经济,“举天然之利变而为自私之物,爱护森林之心亦自日炽,或定伐木之限,或筹培养之法,所谓林业经济之规模于斯小成矣。”[35]他也认为为国家安宁、社会福祉应维持一定的保安林(即防护林——笔者注),但说：“当今之际,民智未开,林业未久,监督之制度未备,故所编保安林之范围,宁取其狭,不取其广。”[36]

德国发展林业以改良土地的经验已进入国人视野,有译著道:“其沙多处,则种林木之实或苗。如沙已飞散,又命再种,使之渐成树林,以防沙之飞散,然后再易而为耕地云。”[37]日人藤井米八郎在《救荒说》中谈到人口、耕地及木材薪炭需用量增加导致山林面积减少,要求改善林制,加强植树造林[38]。但更多的农林著作首重林业的直接经济价值。《日本农业书》对农业进行分类时,把林业当作交通不便无法发展农业时的选择,“若较此更远,即不复适于农业,惟可栽植森林。”[23]《农业本论》在谈论森林与农业关系时作如下描述:“日伐森林,开拓余地,空气之流动逐年加强,则向来所种麦类为之害其品质,减其收量,而马铃薯则反良其品质,增其收量。”并言及砍伐森林有益于居住环境:“凡有森林之地亘百里,其蒸气常生云翳风,含水分过多,能害人体。然一旦开拓森林,……空气流通,遂近于燥,而气候亦次第加温,至适人体。”[39]新渡户稻造由此不满意地说:“今日世界之地积,其视为森林、原野、池沼,弃而不治者,实莫大焉。”[39]奥田贞卫甚至认为:“一国之森林,以能供其民用为足。我国林业,似嫌过大。故全前言,国有林可不必留,且介在农地间之森林,宁改作农业之为利”[35]。

首重直接经济利益的思路也渗透在树种选择与林木抚育等内容中。本多静六的《造林学各论》首先谈种植杉树,原因在于“杉之成长最易,无论何等地质,亦得育成”[40]。营造杉林较合理的办法是先造混交阔叶林以保护杉树,再渐伐阔叶树形成杉林,但他认为:“案之今日经济,此等法终觉迂远,故不如植树造林法之广行。”[40]他反对学校造林选择灌木,因为“树种宜选观瞻壮、价值贵、成长速且于其地容易成者”,“惟某地方所植三乂灌木之类,既乏风致,又罕壮观,惟以目前之收利为目的者则断不可用。”[41]奥田贞卫认为社会的林产品需求对树种选择起决定作用,以燃料、果实为重时重阔叶林,工业发展起来后重针叶林。他看到混交林在抵抗灾害、保持地力等方面的优势,但从经济角度强调种种不便,如:“低减全林之价格”,“作业困难”,“买卖上以树种单纯为利”,“欲木质素工业材料者则混交林不利。”[36]为给树木生长提供更多养分,他积极主张林间除草:“下草之害能横夺林木所应吸收之养料,生于稚树林者能妨碍其生长,尤所忌避。凡更新后四五年以内,树顶不闭锁,必须刈草。”[42]单一树种、下无林草的林地从生态角度看无异“绿色沙漠”,但此点被忽视了。

近代欧洲为实现已有森林的木材永续产出,发展出一套法正林(normal forest)的思路和做法,《农学报》刊载的译著也有所涉及。《森林学》介绍道:“凡作业上有同一待遇之树木,指其各若干株为各林分,故即曰森林者,由各林分集合而成可也。譬如有百町步之森林,欲按皆伐法伐之,其伐期为百年,则每年可按一町伐之。……林业之义,重在保持永久,故斫伐之与更新,自必期诸保续。”[41,42]这引导国人思考林业建设的有效途径,罗振玉文章即包含相关意蕴,如《江干种树议》说:“官定伐期,约以十年为准,以十分之一输官为租税,未至伐期而私伐者罪之。但至伐期,亦不得尽伐,必存其十之五,而取刈株之条枚为苗木,补植于既伐之隙地,再十年,又伐前所余之十五,则新株已成林,如是递种递伐,收利无穷期,而地力不加耗。”[43]不过,法正林要“保持永久”的只是特定的物质产出(甚至是单一木材),由于现实利益影响实际操作也未必采取每年伐取百分之一以形成百年一循环的标准做法。本多静六注意到北海道等地的做法是每四十年伐其木数三分之一,感叹道:“回归年数若过大,则其树林乃三段林、二段林等,遂至与皆伐作业全同,如北海道四十年分之伐木量,于一时伐采者则其迹地乃仅小木或恶木也,毫不呈选伐林之林相,却呈粗放皆伐迹地或滥伐迹地之观。”[44]按法正林要求伐木时,必需做好保护幼树等工作才能实现初衷,在直接利益驱动下未必能加以落实。

三、社会思想中的观点纷呈、龃龉和共鸣

当时,与生态相关的社会思想观点纷呈,本国著述和译著、不同译著间有着较多龃龉。不同于中国传统观点,译著大多重视调动经营主体积极性,要求在土地等领域普遍推广私有产权。林业功能看法的差异也体现在对合理林木产权体制的设想上。本国著述和译著都反映现代社会对增强公共权力的需求,二者存在共鸣。前者目标定位主要是增强社会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后者还较多涉及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等事务。

中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理念,罗振玉受其影响,在讨论垦荒方法时主张:“民间以私财垦荒田,三十年间逐次收为公田,归之国家以充国用”[45]。译著普遍受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主张国家对民间事务持不干涉态度,用社会自发力量促进资源开发。《农政学》主张对土地流转“宁放任之以维持自然之发达可也”[24],认为:“私人之自由益盛,则农业亦得尽其术,而一般农民之性质亦必大进矣。”[24]奥田贞卫认为政府在林业建设中的首要责职是营造保安林,如果涉足经济林,“则其先十数年内必有徒耗地力之失”。他虽承认国有林、民有林均有存在必要,但感慨民林太少,提出:“举国有原野而售给民间,民林少处则令民植林,其丰富处则令民开垦,如是者岂非公平妥洽之举耶。”[35]林业经营规模大、周期长,客观上需要与种植农业不同的产权体制。奥田氏也重视私有林实际规模较小与生产对较大规模需求之间的矛盾,谈到:“民林者自以持久为要,欲持久则在面积广,然而一人之占有者其面积必不能多”“凡培养上、管理上、保守上,究难以一人之力满无穷之愿”[35]。所以,他主张林业组合,殷切希望“以市町村费作造林费而留为根本财产”[35],认为森林适合作为“自治公共团体、学校等及一切永远法人之根本财产”[36]。《农政学》在意森林的防风治沙、调节气候等功效,谈及：“若森林面积狭小则限于经济难受适宜之人之助力”“国有林为政府财源之一”,主张“国家取森林于民”。该书对私有林、国有林进行对比,认为:“国家虽有监督町村林之权,然于私有林惟能以防水捍沙之故而干涉之耳。彼町村林或私有林之不受国家监督者,需现资时则采伐之,而伐采以后不觉补植之切要,又不希望之。吾人于是益觉森林之宜为国家所用也。”[24]总的来看,重视生产功能者倾向私有制,强调生态功能者主张国有制。时人已分析产权关系,如奥田氏认为产权包括使用、收利、处分三义,但仍积极追求完全所有权[35],尚未深入思考复合产权的功效。

公共权力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不断突显。清末边疆开发引发加强基层治理力度的要求,黑龙江将军建议招垦,提出:“旗员坐镇,方足治理”“似应仿照呼兰衙门体制,分别道军”[46]。奉天府尹要求加强机构建设,扩展茧税征收范围,“拣派妥员,详查补征应纳之税课”[47]。增强农政功能也是普遍呼声。罗振玉建议:“今宜改户部为农部,设长官一人、次官一人、属若干人,以掌天下之农政”,“各省督抚宜立农务局,考求地产及劝业课吏等事,选谙练农学者为之长,更遴选委员之熟习农事者,于各府县查考农事状况。”[34]刘坤一、张之洞上奏说:“请在京专设一农政大臣,掌考求督课农务之事,宜立衙门,颁印信,作额缺,不宜令他官兼之,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48]江西巡抚李勉林着眼基层,说:“各省同知、通判、佐杂皆闲曹无事,似可一概改为劝农专官,令与各乡士人各考其地之物产土宜,耕田而外兼讲求各项植物。”[19]译著也与国人著述呼应。《日本农业书》谈到改良土地时说:“政府保护亦改良之一端也,譬如就水利言酌定权利,或保护山林,调和气候,设聚合土地之法俾便管理,设学校、试验所等以开农家之知识,以间接而增其生产力。”[23]德著《斐利迭礼玺大王农政要略》介绍相关的机构设置,说:“王又令各郡置养树局,于克耳马克州以王室费置各郡养树局四十所,其职以司管下之植树事务并保护路旁并木,且以果树培养法及养树法传习管下人民。”[49]

《农学报》还介绍了国外的生态、林业保护机构与组织。《记英属哥伦比亚省所产鲑鱼》谈到当地渔获减少,“弗拉萨河地方之罐詰公司相聚而开设总会,就鲑鱼之将来谋保护及增殖之策,拟请于政府下捕渔之禁,自八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十二日止,不得在该河捕鲑。”[50]也有文章谈到美国的做法:“农商务部特设林务局,到处作大林区,保护乔木,培养美材,以防木料之缺乏于未然者,计至周也。”[51]“林务局创设日浅,虽无奇功可纪,然与户部地方官及森林私有者协力,经营亦已就绪。私有林共八十万英亩,新置模范林四区共二十二万六千英亩,各处保存林经营之法皆已成立。”[52]罗振玉此时也提出:“宜访东西洋各国之制,立林务官以为之防守。”[34]

四、总结:传统轨迹、外来气息和演进动向

19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步启动,《农学报》应运而生。当时仍处于农业时代,生态思想主要与农林业生产活动相互关联。时人思考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社会体制的选择,积极引进国外知识经验。他们强调农业的兴利求富目标,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及当时的人口增长持乐观态度,对用化学方法实现合理农业充满热情,首重林业的直接经济利益,在树种选择、林木抚育、森林经营等方面形成相应观点,普遍要求增强社会治理能力以适应利用、保护自然之需。

当时的生态思想是对过往的延续,又浸染着多重外来气息。发达国家经济社会进步给国人树立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典范,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手段和体制变革依据。生态保护的一些做法也进入国人视野。但国外也有生态活动上的不好示范,译自日文《水产会报》的文章说:“是以美政府虑之,现拟下一令,禁捕鲸者不得用爆发物。……彼等以多年习熟之技,必不甘束手辍业,而别觅生路于日本近海及俄库克海。……惟切望国内水产家,亦起而尽力斯业,勿令利源生为他人所搏也。”[53]

受科学发展阶段的限制,当时人引进的外来观点带有片面、机械的成分,今天看来甚至与生态要求不容。审慎对待它们,容纳更多生态保护思想,促进可持续发展是以后长期的任务。不过,当时人对发展有迫切追求,对现代科技有高度热情,感受着来自激烈国际竞争的压力,三方合力势必在行动上引起开发自然的新高潮。虽然许多文章认为旷土尚多,但美代清彦在考察华中地区时发现薪炭缺乏已成为重要问题,棉杆、胡麻杆、芦柴都成为重要商品,“甚有掘草根或干牛粪为燃料者”[54]。在生态环境已较窘迫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日后的道路注定风雨浓重。

参考文献：注：《农学报》原文存在页码不连续情况，对此注出的是引文所在页印刷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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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奉天府府尹奏整顿茧税折[J].农学报,1899(64):1-2.

[48]江楚两制军条陈农政折[J].农学报,1901(162):1.

[49]师他代尔曼.斐利迭礼玺大王农政要略[J].农学报,1901(140):35.

[50]记英属哥伦比亚省所产鲑鱼[J].农学报,1903(239):3.

[51]太平洋沿岸之木业[J].农学报,1904(259):2.

[52]合众国农事报告[J].农学报,1902(180):4.

[53]美政府谋保护鲸族[J].农学报,1902(197):4.

[54]美代清彦.鄂省西北部农业视察记[J].农学报,1903(227):19.

Research on Ecological Thought onNongXueBao

ZHONG Ya-dong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eijingForestry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Nong Xue Bao (The Agricultural Bulletin)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influx of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into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 growing awareness of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With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being paid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some forerunners introduced relevant western knowledge in this regard into China. They started adopting thought, technology and contest idea about exploiting natural resources deeply, while sticking to the traditional emphasis on the pragmatic side of the ecological knowledge. There had been a remarkable convergence of ideas between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Nong Xue Bao and the translation works it introduced, such as emphasizing the objective of promoting prosperity. They also shared a common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the sustainability of environment, the current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potential benefits that chemicals may bring to farming. In addition, they emphasized direct economic interests of forestry with corresponding points about planting forest and selection of tree types. They urged that necessary reformation should be undertake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to protect nature and exploit natural resources. Finally, there remained a long wa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thoughts and expand knowledge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Nong Xue Bao (The Agricultural Bulletin); ecological thought; western learning inp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6-0149-06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仲亚东(1980-),男,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史、生态政策。

基金项目: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YETP0782)。

收稿日期：(20)2015-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