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云,罗　曦

(1.西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西安　710063；2. 武警总医院,北京　100039)



论农民政治行为发展的考量维度
——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分析

李云1,罗曦2

(1.西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西安710063；2. 武警总医院,北京100039)

摘要：要对一定历史时期“农民的政治行为究竟发展与否”予以严谨而全面地评判，就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考量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政治行为的发展和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其具体表现为政治行为方式的多样、政治行为深度的加深，以及政治行为广度的扩大三个方面。此三个考量维度比较全面而合理地证明了这一时期农民的政治行为为何是发展的或进步的，因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不失为一个可供借鉴的考量体系。

关键词：农民；政治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前言

农民政治行为发展,即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其政治行为在一定时期内积极进步的变化和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逐渐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们要么就1949年前农民的反抗行为或革命行为展开讨论,要么就1949年后农民的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政治行为展开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为何采取政治行动,如何展开政治行动,以及其政治行动具有何种社会效应”三个方面。总体来看,该问题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不足,即“究竟该如何考量农民的政治行为发展与否”,至今仍然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分析框架或衡量标准。因为要讨论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的政治行为,势必涉及到对其“发展或衰退、进步或落后”进行评价的问题,因此需要建构一个衡量农民政治行为发展与否的考量体系,从而使本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下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例,从农民政治行为方式的多样、政治行为深度的加深、政治行为广度的扩大三个方面对此展开探讨。

一、农民政治行为方式的多样

政治行为方式,即人们在政治行动中所采取的手段或方法,大致分为制度内行为方式和制度外行为方式两类。前者顾名思义即合法的行为方式,包括选举、决策投票、政治结社和政治言论表达等。后者是突破既有制度规范的行为方式,具体表现为政治不合作、拉拢收买官员、聚众骚乱、暴力对抗乃至革命行动等。

根据政治学理论,若某一群体在政治行动中采用的方式越多,证明其参与政治活动的频率就越高,范围也越广,进而就具有较强的政治行为能力。观史可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其政治行为方式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参加革命:一种最主要的行为方式

革命不仅以推翻旧制度为根本目的,而且时刻伴随着暴力行动。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农民就以武装暴动、抗租抗税或袭击土豪劣绅等多种行动展开了革命。当时,农民运动的中心——广东、两湖和江浙等地的抗租抗税就此起彼伏,声浪震天。仅《申报》记载的1922-1931年间江浙两省较大规模的佃农暴动和抗税事件就达197起[1]。土地革命兴起之后,随着中共的广泛动员和科学指导,广大农民要么通过加入主力军、地方军或民兵队参加武装斗争,要么以物资支前、护理伤员、站岗传信,乃至批斗地主等方式参加革命。如此激烈而广泛的农民革命,在许多西方观察者的亲历描述中显得尤为生动。一位西方记者曾做了如是描述:“就没见过那么好战的一个村子”。全体成员都会埋地雷,民兵边侦察和打仗,边在重要路口和地点埋地雷,而妇女负责在村内各处埋地雷,就连小孩也学会在自家门口埋雷,以至于整个村庄到处布满了地雷。结果敌人一旦来到,就会心惊肉跳地走进地雷阵[2]231。

由此看来,参加革命是广大农民在这一时期最基本的一个行为模式。近代以降,农村社会贫富两大阵营的断裂和对抗,使农民与旧的统治阶级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调解或妥协的余地,因此革命是农民所能运用的最高或最后的行为手段。与旧的农民反叛相比,这一时期农民的革命行动,因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谋划和有效指挥而表现出愈战愈勇、战而有序的特点,最终实现了“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的伟大目标。

(二)参与组织:一种全新的行为方式

参与组织也即政治结社,是人们基于某种目的或共同利益而结成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的一种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除了“坏分子”外,几乎所有农村男女老少都加入了各种政治组织。其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名称不一的反帝同盟会、贫农团、农卫队、老头队、妇女会、青年团、少队部、儿童团、纺纱班、耕种队等。

其中,参加农会是农民在当时最为普遍的一种结社行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协会是1921年成立的浙江衙前农民协会,之后各地的农民协会不断发展壮大。截止1927年7月,全国已有17个省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多达945万[3]97。其中,仅湖南农协会员就有518万,占全国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4],以至于湖南成为当时农村运动的一个中心。对此,毛泽东非常欣喜地表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5]13。之后,随着农村革命的深入推进,包括农会在内的各类农民组织,在根据地几乎是遍地开花。因之,参加组织也就成为农民行为中的一个常态。

尤有进者,农民有史以来首次参加了现代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1927年前农民在党的队伍中所占比例较少外,之后却越来越大,甚至成为其中的绝大多数。1928年,农民党员所占比例已经上升到76.6%[6]。1944年,农民党员在陕甘宁边区的党员队伍中甚至高达95%[7]525。正因为其所占比例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费正清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其实比以前更不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8]580,而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列宁主义政党”[8]590。

关于农民参与组织的重大意义,一如邓中夏所言,“我们可以征测到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9];也一如毛泽东所言,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5]14,从而“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5]23。这意味着具有组织行为的广大农民,一改过往“一盘散沙”的历史状态,不仅自身的团体意识大为增强,而且集体行动能力也更为更新,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而又罕见的组织性力量。

(三)参与选举:一种前所未有的行为方式

选举是通过投票、宣传动员、组织选民等行动来确定由何人担任权威职务的一种政治行为。虽然民国时期全国也曾举行过若干次选举,但因对参选人在财产数额、文化程度或其他方面的隐蔽限制,因而农民实际上并未能够真正参与选举。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却为了确定人民代表和领导干部的人选而真真切切参与了选举。

农民首次参与的选举活动是1930年7月由瑞金县举行的基层民主选举[10]。自此之后,农民始终是根据地选举活动的参与主体。1931-1934年,在中央苏区举行的三次大规模选举中,农民始终占有压倒性多数。在毛泽东1933年发表的《长岗乡调查》中,农民参加村选的比率甚至高达93%[11]。抗战时期,随着中共对民主建设的进一步推广,农民的参选热情更加高昂。在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许多极少出窑洞门的小脚婆姨”,即使“骑着毛驴翻山越岭也参加了选举”[12]。

由于多数农民都是文盲,因此除了无记名投票法外,他们还采用了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选举方法,如认人投豆、画圈投票、烧香点洞、划杠投票、投纸团法等。其中,认人投豆是被广大农民运用得较为普遍的一种方式。具体做法是,以豆粒作为选票,农民信任哪位候选人,就在其背后的碗中投放一粒豆,豆多者当选。

尤为重要的是,广大农民并不仅仅简单地以投票了事,而是其间还伴随着发表选举言论的行为。谢觉哉在一次讲话中就谈到,当候选人名单公布后,“老百姓议论纷纷,谁好,谁不好,什么话都讲出来了”[7]64。一次延安的选举观察也表明,村民们在选举中首先一致确认了“五不选标准”,即二流子、抗上压下者、木头人、口是心非者和自私自利者,一律不选。结果,当一个地主虽然自夸了三大长处,即能说会讲、有闲工夫、能管饭,但人们依然“不给他投豆子”“他还是落选了”[13]。相对于投票而言,发表选举言论实质上对农民的民主素质要求更高。换言之,它表明农民的选举行为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对于农民的选举行动,毛泽东曾由衷地赞誉道:“选举运动的发展,使选民群众极大地认识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过去不积极参加选举的民众,现在许多都积极参加起来了。”[14]正是在这样前所未有的选举行动中,中国农民首次认识了民主,也首次实践了民主。也因此,红色政权成为当时中国民主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农民政治行为深度的拓延

政治行为的深度,也即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时在权力系统的纵向层次和政治过程的横向环节上所能达到的程度。前者由基层系统(乡镇以下)、中层系统(居基层和中央之间)和高层系统(中央层面)构成。后者依次由利益表达、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及政策监督等环节构成。如果农民的政治行为不仅涉及的权力系统能够由低到高依次提升并直达高层,而且能够延伸到政治过程的多个环节,则必然意味着其具有较高的行为能力。由此观史便不难发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的政治行为,无论在纵向层次上,还是在横向环节上,都前所未有地得以拓延和深化。

(一)在权力系统的纵向层次上,农民的政治行为已经由基层延伸到高层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民群体中的先进分子,由低到高参与了红色政权的建构和运转。换言之,其成为根据地各层政权的权力拥有者。早在大革命时期,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凡是发生农民暴动的地方,农会就几乎成为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相应地农民也就成为村政权力的掌握者。之后,随着根据地政权的逐层建立,农民开始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和领导干部职务。在冀中抗日根据地,贫农和中农占村级政权成员的比例达88%[15]。在陕甘宁边区,固林、延长、安定和曲子四县的农民,在县、区、乡三级的首届参议员中所占比例超过90%[7]30。即使在中央层次的参议会和政府的联席会议上,也有不少农民参与其间。这种历史图景正如毛泽东所言,“一切从前被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5]18。因此,红色政权似乎也就成为斯诺所谓的“农村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16]。

另一方面,农民群体中的普通群众,由于有了红色政权的撑腰而不再信奉“省事不如省官”的千年老理,而是大胆走出村庄并向上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已经意识到自身“新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地位”,因而一改“不敢迈入靠近家门口的县政府大门”的传统行为模式,理直气壮地迈进了县政府,并“要求县政府镇压反动势力”[2]103。

两个方面的综合情况表明,这一时期农民政治行为所涉及的政治权力系统的层次,的的确确实现了历史性的提升。

(二)在政治过程的横向环节上,农民的政治行为已经参与到多个方面

在意见表达环节,农民已经能够就公共事务问题提出意见或议案。1945年,延安、富县等十多个县的农民群众,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的乡选中就提出了21 000多条意见,其中李家渠乡代表在首次开会时提了三个重要提案:应在某条路上修座桥,应建立1个市场,应建立治安小组[17]。这些议案大多因符合乡里需求而得到了重视和解决。

在决策环节,农民主要通过参加会议而参与集体决策。1933年夏,瑞金武乡区石水乡的贫农团成员们,为了做好春耕工作而“每五天各小组开会一次,每十天三村贫农团各自开会一次,每月开全乡贫农团大会一次”[18]。在克鲁克笔下的十里店村,村长王喜堂为了减租减息问题,也是带领村干部和村民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最终使新政策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认同和遵循[19]。可见,参加会议实质上是村民们就某些问题而进行意见综合、协商讨论,以及进行再决策的过程。对根据地的农民而言,参加会议既是参与决策的基本行为模式,也是其政治生活的一个常态。

此外,农民群众也积极参与到政治监督环节中去。1932年中央苏区颁布的《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组织纲要》中规定,群众可以随时控告、揭发或监督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由此开启了农民有效参与政治监督的历史进程。在苏区上杭县才溪乡,当一个支部书记把13块好田换给自己后,村民们就展开了猛烈地批评,使其最终未能当选为代表[20]。在陕甘宁边区,如果某些干部总是“浪里浪当、态度不好”,又“懒于下乡”,那么必然遭到人们的严厉批评,直到其“拖、不顶事、硬、命令主义”作风改掉为止[21]。

亨廷顿认为,政治行为现代化的最基本方面,就是人们的参政层次能够超越村政范围。科恩认为,有深度的政治参与,应当是人们除选举之外还能参与政治过程的其他许多活动。由此看来,这一时期的农民相较于1921年前乡绅治理体制下的农民,无论在纵向层次上,还是在横向过程中,都亘古未有地拓延了自身政治行为的高度和深度。

三、农民政治行为广度的扩大

政治行为的广度,即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人数比例和活动频次。前者考量的是,究竟有多少农民参与了政治,又有多少人置身事外。后者反映的是,农民是经常参与政治,还是偶尔为之。广度标准的意涵是,作为一个群体,农民的政治行为究竟发展与否,并不取决于少数乡村精英的政治行动,也不取决于多数农民的偶尔为之,而是取决于多数农民及其经常性的政治行动。

那么,究竟有多少农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治活动?对此,我们虽然缺乏精确的数据依据,但仍可通过分析革命区域所拥有的人口规模来大体予以推定。在农民运动最先兴起于广东之后,截止1927年7月,全国已有17个省区爆发了农民运动。时年,仅全国农会会员就达945万[3]97,毋须说以其他方式参加革命的农民人数了。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主要集中于南方十多个省份的山区。山区内的广大农民,无论男女老幼,大多数都参加了革命。有资料表明,1930年5月,在农村斗争剧烈的区域,仅少先队队员就达80万以上[22]。1934年,仅中央苏维埃直接领导下的根据地人口就达900万,若加上游击区人口,总计近1 000万[22]4。抗战时期,农村根据地又先后拓展为19块,其总人口规模已经超过9 500多万[22]6。据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记载,9 000万大众并非军人,而是普通民众[23]89。1945年后除老解放区外,东北等新解放区也被迅速开拓和建立,因而革命区域的人口规模更为扩张。据刘少奇在1946年关于“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24]382的讲话,我们可以推断,1946年解放区的人口至少有1亿数千万。毫无疑问,任何时期革命区域之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这就如同毛泽东所言:“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农民”[5]20。

需要强调的是,非根据地的农民,或者说是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农民,并非远离政治,而是也以各种方式参加了革命。有资料表明,沦陷区的农民“也在秘密状态中进行选举”[23]89。另有研究表明,国统区的农民仅在1946年9月-1947年1月,为了抵抗官府的征粮征兵而掀起了规模浩大的民变运动,参加者达100万之众[25]。

如此看来“保持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和我们党在一道”[24]382并非一句空话。当时,在全国4.2亿的总人口中,农村人口约为3.36亿,其中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约2.52亿[26]。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虽不能断言2.5亿的农民全都参加了革命,但是推断“2.5亿中的大多数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先后以各种方式参加了革命”,应该并非谬断。这样的行为规模当然是前所未有的。

若论这一时期农民政治行为的活动频次,其也有了历史性的变化。虽然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也屡屡发生,但一般仅爆发于历代王朝的末期,也即仅是周期性地爆发。1840年后,晚清农民的反抗斗争也十分频繁,如从1846—1911年的全国民变总数就达5 526次[27],但是其毕竟仍然属于间歇性的反抗行动。比较而言,惟有1921年后的农民在长达28年中进行了不间断的革命。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一时期农民的政治行动,几乎是整个阶级在行动;农民政治行为的进步,也几乎是整个阶级的进步。

四、余论

综上所述,农民政治行为方式的多样,体现了农民以多种而非单一手段展开了政治行动;农民政治行为深度的拓延,反映了农民对政治活动的多层面、多环节的深度参与;而农民政治行为广度的扩大,则展示了农民是作为一个人数广众的群体,或者说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在持续不断地行动。由此,我们可以非常充分地说明,这一时期农民的政治行为的的确确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和进步。正因为如此,其政治行动也就不再是一种“旧式的农民起义”,而是一种“新式的农民革命”。也正是这种“新式的农民革命”,使之彻底摆脱了既往起义屡遭失败的历史窠臼,从而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胜利,并藉此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正如美国学者萧邦奇在《血路》中所强调的那样,“正是这些由无数革命的参与者作出的个体生存抉择,勾勒了革命最终的方向,并塑造了革命”[28]。

进一步而言,前述三个维度实际上可以作为衡量任何时期农民的政治行为之发展与否的一个考量体系。若以之观照当代中国农民,毫无疑问,其政治行为的发展性或进步性,可以比较合理地得到诠释或证实。首先,当代中国农民有能力选择和运用更为多样化的方式参与政治。其不仅能够运用简单的投票方式,而且能够运用更为复杂的、需要更多智慧的诉诸媒体、行政诉讼、接触干部(即一般反映和上访反映),以及抗争性行动(即群体性事件,既有依法抗争,也有以法抗争)等多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29]方式。其次,当代中国农民不仅有能力全程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之村治的所有环节,而且有能力使自身的政治行为延伸到村治之上的各级权力系统。诸如选举县乡人大代表、与各级政府部门打官司、进京上访,乃至“踩线但不越线”的群体性抗争行动等,都意味着其政治行为并非仅限于村庄权力系统。最后,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人数规模和行动频率的扩大更是前所未有。毋须说多种参与方式的运用,本身就意味着其政治参与广度的扩大;更遑论七亿之多的村民在村治中的高参选率和周期性参与,更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由此可见,有论者仅因当代农民政治行为中某一方面的不足,就断言其仍然比较落后,不过是一种武断或偏颇的认识。换言之,其实际上就是缺乏一个比较合理、比较全面的衡量体系。如果以笔者提出的考量维度来看,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已经得到了全面的磨砺,并已经发生了现代性地转换。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的发展可谓是惊心动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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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easure of Development of Peasants’ Political Behavior

——Based on Analysis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LI Yun1，LUO Xi2

(1.MarxismResearchInstitute，Nor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sandLaw，Xi’an710063；

2.ChinesePeople’sArmedPoliceGeneralHospital,Beijing100039，China)

Abstract：It is required for a reasonable measure system to judge whether or not the peasants’ political behaviors have developed in a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peasants’ political behaviors are evident. It comprises the varied ways, the expanded depth and enlarged extent of political behaviors. The three dimensions comprehensively demonstrate why the peasants’ political behaviors are progressiv in this period. So it is a reasonable reference on the related issues.

Key words：peasant; political behavior;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6-0124-06

中图分类号：D02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云(1967-)，女，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民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2YJA770026)；陕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1B006)

收稿日期：(20)2015-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