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师范学院荣松

《祝福》的辩证艺术

☉宁德师范学院荣松

鲁迅小说《祝福》洞察了历史潜流和人性缺陷，今天依然可以作为文化启示录来解读。小说中祝福与死亡、干净与不净、真实与虚幻，构成了多重相悖而又辩证的关系，不仅丰富了故事的情节，更是强化了悲剧的力量。可以说，忽略了小说中的辩证艺术，是难以真正读懂这篇杰作的。

一、祝福与死亡

风俗习惯最能体现民族的精神状态与生存面貌。鲁迅擅长让日常活动中的某种习俗成为媒介，从而沟通现实与历史的联系。“祝福”是鲁镇人每年岁末必做的大事，所谓“祝福”就是岁末谢年祭祖，以求来年平安富贵。小说多次描写“祝福”的虔诚仪式，渲染“祝福”的祥和氛围。孤苦伶仃的祥林嫂，就死在鲁镇忙着“致敬尽礼，迎接福神”“爆竹声联绵不断”的祝福之时。家家户户忙“祝福”和祥林嫂“穷死”两个场景交替出现，造成反差极大的画面感，令人震撼，催人反省。

“祝福”是否真能庇佑众生其实是值得怀疑的，至少在祥林嫂身上看不到“祝福”的光环。祥林嫂的两个丈夫都死了，儿子阿毛被狼吃了，自己最后也在祝福声中冻死街头。祥林嫂死于鲁镇最隆重、最喜庆的祝福声中，显然不仅仅是叙事的技巧问题，而是大有深意。不幸的祥林嫂本应获得鲁镇人的同情与怜悯，但事实恰恰相反，仍然遭到嫌弃。从叙事效果上看，偏偏死在祝福声中，才会产生强烈的戏剧冲突，套用时髦的话能吸引眼球。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可见是一个谬种！”鲁镇人“说不清”祥林嫂究竟死于昨夜还是今天，在说“还不是穷死的”也是“淡然地”。不论是鲁四老爷咒她死不逢时，还是鲁镇人彻底遗忘了她，或者“我”的“悚然”“惶急”“不安”的反应，充分映照出了不同人的不同心态。

将祥林嫂之死与祝福联系起来，一方面，是向鲁镇发出的愤怒的控诉，她不再顾及鲁镇人的那些清规戒律，就是要用自己的死给喜庆的祝福“添堵”；另一方面，祥林嫂死了，鲁镇人虽然大都怀揣着禁忌和恐惧，但对祝福没有丝毫影响，祝福的空气仍然“拥抱了全市镇”，可以看出环境对她的拒斥，社会对她的凉薄。鲁迅一生都在感受和思考“人生究竟是否值得活下去”的问题，他对死亡的认知是“即生即死”，或曰“舍生才有活路”。这种生死观不仅限于个人范畴，也扩展到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思考。《祝福》在凸显批判的深刻与犀利的同时，也深藏着作者内心深处的无奈与悲凉，传达出对女性无法救赎的死亡命运的人本主义同情，对女性以死亡向男权社会和礼教文化隐性抗争的自觉反思。

二、干净与不净

正统文化与民间话语共同构筑了鲁镇的社会文化环境，祥林嫂始终处在“干不干净”的舆论漩涡中。鲁四老爷的两次皱眉、三次发话，代表了权势者和卫道士对祥林嫂鄙视与压迫的姿态；鲁镇人“冷冷的”态度与此不谋而合，共同组成“无主名的杀人团”。祥林嫂一寡再寡，按照封建礼教自然成了“不干不净”的人。鲁四老爷家祭祀不准她沾手，祭品不准她去碰，因为“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就连柳妈也言之凿凿认定她再嫁“实在不合算”“倒落了一件大罪名”。“社会的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她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1］

夫妻是永恒不变关系的思想，自古就存在。寡妇再嫁被视作失节，宋代以后成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因此，寡妇再嫁时常常要用哭泣表示向前夫谢罪，以减少舆论的责难。魏老婆子说“回头人”哭嫁“我们见得多了”，并非虚妄之言，祥林嫂同样未能免俗。初到鲁镇大家都叫她“祥林嫂”，她自己也认为是“祥林嫂”，似乎再自然不过。对于再嫁再寡又回鲁镇的祥林嫂，称谓依旧而人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姑且不论寡妇再嫁的是与非，祥林嫂是被其婆婆强行卖给贺老六的，但再嫁“伤风败俗”的罪名却要她来承担，就连当佣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在鲁镇人眼中恪守所谓“妇德”乃天经地义，所以并不改口叫她冠以第二个丈夫名讳的称谓。他们担心一旦改口，便有饶恕其罪之嫌，弄不好自己也将不容于世。

所谓“干不干净”，其实就是守节还是失节的问题。在封建礼教的框架内，没有从一而终就是“失节”，“失节”就是“不干不净”。诚如鲁迅所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1］值得注意的是，祥林嫂的反抗与挣扎，无不源于对节烈观念的认同乃至膜拜。她不知道，自己所信奉的东西正是黑暗社会的思想基础，自己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一个既定轨道之中。

三、真实与虚幻

在鲁迅眼中，世界本是“罪恶之薮”，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地狱”。在地狱般的生活中，在无边的黑暗里，愚昧麻木的人们“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自觉不自觉地寄希望于鬼神，寄希望于来世。鲁迅曾慨叹“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2］深感处于20世纪的中国“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3］有过“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使人气闷的沉重”。［4］

祥林嫂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灾难，由“端庄”“周正”蜕变成“木偶人”。她不但要承受这些真实的厄运，而且还要面对虚幻的地狱及其刑罚。她拼死反抗不愿再嫁，倾其所有捐门槛赎罪，就是不想死后再受分身酷刑，被“锯开来”分给两个死鬼丈夫。当祥林嫂遭遇“灵魂”与“地狱”有无的困惑和恐惧时，希望“见识得多”的“我”给她答案，但“我”无法正面回答，只得犹豫含糊地“支吾着”。鬼神世界是虚幻的，祥林嫂的顾虑却是真实的。她活着生不如死，即便死对她也不是解脱，非但未能摆脱痛苦反而更深地陷入痛苦之中。在“实际社会认同”与“虚拟社会认同”的巨大裂隙中，精神彻底分裂。“这里的人们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希望其有”是盼着能和阿毛团聚，“希望其无”是害怕被锯成两半，这是怎样的两难选择！祥林嫂死前对地狱的纠结和鲁镇人忌讳说死的心态，归根结底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病态表现。

鬼神观既是原始文化的最高哲学，又是大众公认的普遍真理。中国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仍与活人保持着联系，鬼神信仰对于他们而言常常无师自通。然而，天堂再美好，地狱再恐怖，不过是虚幻的想象，仍然跳不出世俗生活的经验。鲁迅深知：“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5］他笔下人物围绕鬼神信仰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他关心的主要不是鬼神信仰本身，而是鬼神在人们心中的浓重投影和人们面对鬼神的种种心态。《祝福》中真实的现实世界与虚幻的鬼神世界相互呼应，不但有效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心理，同时深刻透视了民族的灵魂。

四、结语

《祝福》体现了独具的匠心和创造的精神。鲁迅在看似相悖实则统一的书写中贯穿着辩证艺术，使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思想张力，成功实践了“内容深切”和“格式特别”的追求。

创作《祝福》之前，鲁迅在一次著名演讲中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6］鲁迅当年痛心于国民的劣根性，曾推导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公式：中国人=人+家禽，西方人=人+野兽。在鲁迅看来，宁可多一些野性，也不愿奴性十足。基于这样的思考，鲁迅毕生致力于民族精神的反省和重构，呼唤天马行空的艺术精神，呼唤艺术的“力之美”，呼唤源于大痛苦的大艺术。小说中，制造悲剧的人心安理得，目睹悲剧的人习以为常，而悲剧的主角“只求做稳了奴隶”。可见“立人”有多么重要，打破“铁屋子”有多么重要。这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祥林嫂们的不幸命运是难以根本改变的。

注释：

［1］鲁迅.我之节烈观［A］.坟［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鲁迅.致梁绳祎［A］.鲁迅书信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3］鲁迅.忽然想到［A］.华盖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鲁迅.致李秉中［A］.鲁迅书信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5］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坟［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6］鲁迅.陀思妥夫期斯基的事［A］.且介亭杂文［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