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乐川

“化繁为简“谱新篇
——读《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学变革》

段乐川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学变革》一书结合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发展变迁，考察了严复独特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复杂的关系。作者认为：无论是理论上的“自洽”，还是表面上的“悖离”，抑或实际过程中的“推动”，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在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之际为救亡图存所做的艰苦努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近代文学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艰难轨迹。该书是对严复研究的深化和超越，提供了认识立体可感的严复的新思路。

严复；《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学变革》；文学思想；近代文学变革

引　言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是一位无法绕过的卓越思想家。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西学经典，发表的原强救亡政论，提出的教育救国观念等，都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思想革新效应，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造成巨大震动。包括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在内的近代思想家、文学家都曾坦言，受到过严复的深刻的影响，对严复有着极高的评价。梁启超称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精通外文、善译西学的翻译家。蔡元培则称严复是近代西学翻译的“第一人“。种种评价，不一而足，但都不吝赞美之辞，不惜敬叹之语。作为一个近乎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严复以其独特的思想和贡献影响着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领域也不例外。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严复的关注多集中在思想、教育、翻译以及政治领域等，对严复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和影响缺乏系统完整的论述，对严复之于中国近代文学转型同样缺乏相应深入细致的分析。近日，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惠萍博士的《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学变革》一书，围绕严复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这一主题展开论述，不能不说是对严复研究的一大深化和超越。

严复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复杂而独特：严复是近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以翻译非文学作品而名列文学史的大家，近现代文学家很少有不受严复思想影响的；严复天演哲学对近代社会影响全面而深远，自然也影响了近代文学的发展和变迁，但在实践中严复却对文学革新运动采取了疏远甚至反对的态度。有鉴于此，作者在论述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这个问题时“化繁为简“，最终落点于集中解决严复本人一方面为清末民初文学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却疏离于文学革命实践的这一事实的矛盾上来。其主要成绩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全面完整地透视了严复的文学思想，二是系统多维地揭示了严复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影响。

一

作为思想家、翻译家的严复，不仅有着丰富的翻译实践和文学实践，而且有着深刻的文学思想。作者从严复的人生经历和哲学思想出发，分析了严复“绎新籀古折以中“的天演哲学思想。作者认为，严复的天演哲学思想为近代国人提供了一幅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明晰的人生路径指示图，“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突围——不管朝哪个方向，都提供了启蒙的理论资源“［1］65。这一思想也是构成严复文学思想的重要逻辑基点和起点。因此，作者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了严复文学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即文学功用观和文学雅俗观。

首先，作者认为，严复的文学功用观有着强烈的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的功利性诉求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反思中学、倡导西学的文学主张上。作者指出，无论是早年在天津发表的一系列政论中，还是在后来的多数诗歌中，他都表现出了对中学“无用“的鄙薄和对文学图新的强烈期待。与此相应，他对近代西方学术是不遗余力的大力译介。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严复试图刷新整个近代中国学术面貌而有组织地翻译这些著作，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哲学、艺术等方方面面，其鲜明的启蒙立场带有浓厚的反封建色彩，对中国现代民主和科学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推介作用“［1］71。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文中还深入地分析了严复文学功用思想中难能可贵的审美思想的一面。作者用史论结合的思辨方式大胆地提出，严复的《诗庐说》是严复文学审美观的宣言。这个审美观宣言中所渗透的文学独立性的认识，既有着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学统，又有着浓郁独特的西方文学思想的观念。严复的文学功用观，尤其是无用之用的审美观，在文学独立观念的确立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其次，作者认为，雅俗之辨，原本是中国文学道统和文学主题格调的一个重要论题，作为思想家和翻译家的严复，在文学雅俗观上自有独特的观念和认识。因此，她将严复的文学雅俗观放置于近代中国文学雅俗流变的大历史背景下进行文本考察，从严复的诗文创作和翻译追求两个方面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严复“崇雅避俗“的文学雅俗观，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严复文学雅俗观形成的深层原因。她认为：“严复的全部文学实践，包括创作和翻译，主观上都是坚持崇雅避俗的，所谓的不能‘尽雅尽俗’则是严复在近代文学的雅俗变迁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复杂性所决定的“［1］95。严复的文学雅俗观，既有传统士大夫雅文学本位的传承源流，更有鲜明的近代社会和个体思想因素作用。作者特别提到，对身份焦虑的心理补偿是严复崇尚雅文的心理动因，而天演思想的深层默化则是又一思想源泉。同时，作者在文中也指出从严复与“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和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系来看，尽管严复本人主观上坚持雅文学的立场，客观上却开启了文学通俗化的道路，这种独特的影响本缘于严复所传播的西方现代思想影响和他远“民间“而趋“庙堂“的启蒙立场。

二

求新求变的近代中国文学革命，不仅最先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帷幕，而且在更深远的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思想家的严复的影响不可小觑。因此，作者在探讨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学变革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三个问题，即严复与清末民初文学革命的关系、严复与“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的关系，后两个是有关现代文学确立的问题，体现出“变革“的意义。如果说严复与“文的自觉“之关系在第二章第三章有所体现的话，那么第四章则重点体现出作者在结合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从三个具体层面探讨了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复杂幽微“的关系，即严复与清末民初文学革命的发生，严复与文学进化论的生成，严复与“人的文学“观念的确立。

作者认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提倡进化观念，不独对当时整个社会观念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对当时文学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庶几成为清末民初两次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础。作者在考察天演哲学与进化论之关系的基础上，结合近代“公理“概念输入的社会背景，系统梳理了“进化“到“进步“再到“革命“的意蕴生成理路，清晰地指出进化论的传播与清末民初文学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颇有历史感和说服力。诚如作者所言：“应该说近代文学革命有自身发展的因素，但进化论的确是加速其转变的酶。进化论对近代文学的影响之大是近代以来其他任何理论所无法比拟的，它是清末民初两次文学革命的内驱力和助推力“［1］138。同时作者在文中也进一步指出，尽管严复的进化思想在促成清末民初文学革命的发生在逻辑上具有“自洽性“，但无论是在文学观念上还是文学实践上，严复本人都表现出与近代文学发展迥然不同的立场取向和价值旨趣，整体上呈现出理论上“自洽“与实践中“悖离“的复杂关系。

谈到严复与文学进化观，作者明确指出严复是中国文学进化观的倡导者和确立者。严复的文学进化观，不但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学从杂文学体系向纯文学体系的转变，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并且奠定了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基调。作者在分析“人的文学“之观念的生成时首先阐述了严复的“三民“思想，即民力、民智和民德。同时指出，严复的“三民“思想是中国近现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滥觞，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梁启超、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人的文学思想与严复思想的源流，探讨了严复在近代文学革命中“人的文学“观念确立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作者指出：“从梁启超、鲁迅等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到真正‘人的文学’的诞生来看，不管进化思想在这些思想家中间经过了多少变化和调整，严复《天演论》的首推之功以及严复的‘三民’思想都是一座不可忽视的丰碑“［1］178。

三

除了以上谈到的两个方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梳理严复与中国进化论的传播时引入了传播学的视角。作者认为严复在进化论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承担了“舆论领袖“及“把关人“的角色。另外，文中对严复与学术分科思想的分析也独辟蹊径。可以说，《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学变革》是严复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为我们认识一个立体可感的严复提供了新的思路。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严复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从更多维的视角来认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和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

近代以降，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催轰下，不独中国社会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型，传统知识分子也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型。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和社会观念，在社会急剧裂变的宏大历史进程中也发生了亘古未有的激烈转型。严复无疑是中国近代士人的杰出典范。他以成绩卓著的翻译实践、教育实践和文化实践，而成为我国近代思想界中一位影响甚殊的思想巨匠。《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意义，即在于文学本位的思想家研究价值取向，为我们从文学的视角来认识中国近代杰出士人的思想贡献洞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在这部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作为思想家的严复的独特的文学观念，以及他对文学深入而复杂的多元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本书的出版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和方式。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那样：“无论是理论上的‘自洽’、还是表面上的‘悖离’，抑或实际中的‘推动’，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都展现了严复及其同时代的人们在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之际为救亡图存所做的艰苦努力以及近代文学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艰难轨迹“［1］150。

余　论

“研究是种具有深刻社会意涵的行动“［2］277。因此，《严复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一书的价值与意义并不限于选择严复这个独特的个案研究新文学的渊源和来路，更多的是通过观察分析近代文学场域里的变迁关注近代知识分子在从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独特的心路历程及其所可能发挥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就能够特别理解作者为什么在书中最后面提醒我们：同样面临社会转型，当代知识分子如何自觉掌握新媒介提供的便利和可能，开创新的文化图景、实现新的自我定位，依然是一项重要课题。这也正是该书研究的现实意义。

当然，书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作者对严复文学思想的认识似有更多可开掘的地方。换言之，严复的文学思想，并不一定局限于文学功用观和雅俗观两个方面。言关天下的文学精神论，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论，等等，都在严复思想中有着或多或少的表现。这些也当为严复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也是作者“采铜于山“努力的新的空间。

［1］惠萍.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学变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韦恩·C·布斯，格雷戈里·G·卡洛姆，约瑟夫·M·威廉姆斯.研究是一门艺术［M］.陈美霞，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ground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and literary trend of thoughts，to analyze and inspect Yan’s specific philosophic theory and literary notion，upo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 Fu and modern literary evolution can be clarified.The author thinks that either the theoretical rationality，or thesuperficalalienation，or the practical promotion，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 Fu and modern literary evolution not only illustrates the painful efforts made by modern scholars in nation⁃al salvation during the turn of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home and abroad，but it reflects the rough traces of modern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zation.The book is supposed to deepen and surpass the research of Yan Fu，and will provide a new clue for understand⁃ing Yan Fu in a three-dimensional and tangible way.

Turn Complexity into Simplification——A Review on Yan Fu and Literary 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Duan Lechuan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

Yan Fu and the Evolution ofChina Modern Literature under the back-

Yan Fu；Yan Fu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 Modern Literature；Literary Thought；Modern Literary Evolution

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5.01.007

2014-08-06

段乐川（1981- ），男，河南南阳人，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