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博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泓之战再考释
——以地理及战车因素为主

王 博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古往今来，对于宋襄公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儒家称其“仁义”，法家斥其“愚蠢”。文章从当时的战争性质、地理环境及战车形制入手，对宋、楚两国爆发的泓之战进行新的诠释，并认为宋襄公等待楚军过河后与之交战的目的是为了发挥中原国家车战上的优势，打击楚军在车战方面的劣势，进而赢得战场上的主动地位。宋国之所以失败还是因为国力的弱小，不能将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宋襄公个人能力的不足。

泓之战；宋襄公；宋国；楚国

春秋时期爆发泓之战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宋、楚两国争夺霸主地位。僖公十七年齐桓公死去，齐国发生内乱，宋襄公出兵协助，拥立齐孝公继位，但齐国的霸业从此中衰，中原一度陷入混乱的境地。这一时期，南方楚国的势力一步步向北发展，成为中原诸侯的共同威胁。此时的中原急需出现一位领导者能够结束这种混乱局面，使各国产生凝聚力，共同应对来自楚国的威胁。

《左传》中关于泓之战仅有如下一段记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1]397笔者拟对宋襄公等楚军全部渡过泓水之后再行阻击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楚军在车战方面落后于中原诸国

殷墟考古曾发掘出大量的陪葬战车、马骨，据此判断，最早接触到战车战马的应该是中原诸国。春秋几次大战的战场多在平原：长勺之战在今莱芜以北，城璞之战在今甄县西南，泌之战在今郑州西北，桂林之战在今长垣县，鄢陵之战在今鄢陵县。这都是利于发挥车战优势的地方。春秋战争很少超出中原范围，因为“平原利车”，双方军队均可利用战车集群冲锋撞击碾压的破袭力以决定战争的胜负，致使车战盛极一时，也成为先秦军事史上极为突出的特点[2]。楚国位于南方，其接触到战车的时间要比中原国家晚。楚国在城濮之战与鄢陵之战中败给晋国主要是在车战方面较中原国家相对落后的原因所致。

(一)楚国的地形不太适合战车优势的发挥

(1)齐、楚召陵之盟时齐桓公就把诸侯的军队列成战阵，和屈完乘坐一辆战车观看，并说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面对齐桓公咄咄逼人的架势，屈完只能回答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1]292笔者以为齐桓公的战阵就应该指的是车阵。因为古人在评价齐桓公末年会盟诸侯时经常说道，这是“兵车之会也”[3]。其中的“车”就指的是战车，这正是齐桓公战争指挥上的一大特色，排列车阵也是中原国家之间战争的主要方式之一。屈完提到了楚国利用方城山与汉水作为屏障，齐国的军队就会变得“无所用之”，这正符合先秦兵书《六韬》曾总结的车战的十种“死地”，诸如“左险右易，上陵仰阪者，车之逆地也……后有沟渎，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车之坏地也”[4]。作为善于车战的中原霸主齐国面对此境地也不得不向楚国妥协，同意媾和。

(2)在中原各国军队的战车驰骋沙场的时候，楚国的战略战术却显得与众不同。例如，公元前703年楚、巴攻邓、鄾之战，楚帅斗廉佯装败北，诱使邓军处于楚、巴两军夹击的位置，从而大败邓师。这是较早的“佯败诱敌”之战例。再如，公元前700年，楚伐绞，绞坚守自固。楚军乃先以小利钓之(让绞军俘获三十人)，向绞人示弱以诱绞人出城迎战，设伏于绞人归途，从而大败之。此为较早使用“设伏诱敌”的战例之一。笔者以为楚国设伏诱敌与地形有关。巴、邓、鄾、绞四国位于今天的鄂西一代，属于秦巴山区，地形适合打伏击战。《孙子兵法》指出：“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以楚国能够屡屡得手，击败邓、鄾、绞的进攻。以上两点足以证明在春秋早期楚国因为地形的原因，不太适合战车优势的发挥。

(二)楚国战术及战车的装备、形制落后于中原国家

楚国相较于中原国家不善车战的例子也反映在晋、楚之间的三次大战上。其中城濮之战、鄢陵之战都以楚军大败而告终，邲之战晋国之所以败北，其主要原因是“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谷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1]730，即失败是由晋国内部卿族之间的分歧内讧所致。总的来说，晋、楚之间的三次大战都发生在中原地区的华北平原一带，晋国三战两胜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城濮、鄢陵两次战役均是车战。

(1)有专家根据考古资料认为，中国古代的战马和驭马技术是从西方传播而来的。马的驯养，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200至公元前3700年之间，在南俄草原就已经出现。徐忠舒先生认为，在商代战车从西亚传播到黑海地区，再从北面传播到中国。“故殷商之有两轮大车，必为自西土输入之物。其为之传播者，则为居中国极北之森林地带，东自黑龙江土拉河以北，西讫黑海之滨之北狄也。”[5]也就是说，中国先秦时期的战车、战马并不是起源于本土，而是从西方印欧游牧民族那里逐渐传播而来的。据此可以推断，在中国最先接触到战车的应当是北方的中原国家，楚国所在的江淮一代应比中原国家要晚些。

(2)城濮之战中，子玉仅仅率领了楚国的西廣、东廣和若敖的一百八十辆战车作战，而晋国战车七百乘，韅、靷、鞅、靽装备齐全。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1]460-462。由此可见，春秋早期晋国的战车装备及战术发展是十分成熟的。加上晋国“国险而多马”[1]1246，晋国的战车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不会逊色于楚国。

(3)鄢陵之战中郤至就曾指出楚军的不足在于“王卒以旧……旧必不良”[1]883，王卒必然是贵族兵，在以贵族为主导的奴隶制下，亦只有贵族才能充任战车甲士，战斗中显贵的头领跟同样显贵的敌人在战车上相斗或下车决斗。在奴隶制度下，国家需要依赖的股肱力量，就是战车上的贵族甲士[2]。楚王的亲兵必然是车兵，由此可以看出，楚国的车兵在战术战法上较为老旧，不如中原晋国的车兵战术先进。总的来说，楚国在战车的装备及战术方面不如晋国，此应为楚军战败的主要原因。

(4)在楚国战车的形制方面，郭德维先生将其总结为：第一，楚车车辕的长度要大大长于中原车辕的长度；第二，车舆的宽度与车轨的广度与中原车基本相当，但楚车车轴的长度要大大超出中原车，比中原车毂要长20～30厘米；第三，楚车的车轮上辐条的数目比中原车更多[6]。春秋时期的齐国地处中原地区，鞌之战中齐侯的战车“骖絓于木而止”[1]793，而齐侯的车应该是齐国最为坚固和耐用的战车，却被树木挂住就足见得齐军其他战车是何等的轻飘了。杨泓先生对中原地区出土的殷、西周、春秋、战国不同时期的21辆车(主要为战车)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轨宽逐渐减小，车辕逐渐缩短，而轮上幅条的数目则由少增多。”[7]考古发掘报告显示，楚国的车辕长度超出同时期魏国车辕长度1米以上[6]。春秋时期的齐国距离宋国不远，战国时期的魏国就包括原先宋国故地，由此我们就可以大致推测出那一时期宋国的战车与中原其他国家的战车一样较为轻巧灵活。而这一时期楚国战车的轨宽基本上没有变化，车辕没有缩短，还有加长的趋势，轮幅略有增加。与中原的战车相比较，春秋时期楚国战车的轮幅有30根，而中原战车有20-24根。这些足以说明楚国在战车的轻便性方面逊色于中原国家。

楚国战车比中原战车更为宽广与坚固耐用，但也造成了楚国战车过于笨重的劣势。我们知道，战车之间交战时需要错毂而行，战车一方面要接近敌车，另一方面又需要避开敌车的轮毂，所以错毂时两车要反复回旋。实战中的回旋是十分频繁与复杂的，这就对驭者的驾驭技术以及战车自身的灵巧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楚国战车坚固耐用步卒众多，根据蓝永蔚先生的考证，楚国一辆攻车配备100人，比当时中原通行的军制多25人[8]。这就证明，楚车较适合于打正面进攻的攻坚战，而不适合于战斗编队。由此我们就可以大致得出楚国战车在战场上的作用主要是用于冲击碾压，而不适合组成灵活多变的阵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宋、楚泓之战时司马子鱼为什么劝宋襄公趁楚军半渡之时袭击楚军，因为楚军坚固的战车加上100人的步卒组合而成的战阵整齐列队再冲锋，其进攻的冲击力必然是十分强大的。

(5)在吴、楚之间的战争中，吴军伐楚取胜的方式也主要是采取陆战。顾栋高指出：“故吴、楚交兵数百战，从水则楚常胜，而从陆则吴常胜。楚以水师临吴，而吴常从东北以出楚之不意。当其始叛楚也，即伐巢、伐徐、伐州来，争斗于庐州、凤阳之间，盖欲自上而瞰下。”[9]544值得一提的是，吴国在战车的制造方面确实也领先于楚国。定公四年武城黑就对令尹子常说：“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1]1543这就足以见得楚国不太关注战车的制造技术，导致楚军与吴军不能长久地对峙，进而不能发挥楚国地大物博适合打持久战的优势。

(6)巫臣出使吴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除了沟通吴国与中原的往来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巫臣教吴人使用战车。巫臣对楚国有着深仇大恨，他从晋国写信给子反、子重二人，说：“尔以谗慝贪惏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1]834吴国是一个蛮夷小国，既然要使楚国这样的大国疲于奔命就必须采取灵活的战术战法。巫臣曾经跟随楚庄王参加过邲之战，对于晋、楚两国的军事实力多有了解，尤其是对楚军的软肋更为清楚，他认为楚军最大的弱点就是不善于车战。吴、楚交接的地带位于今天的江淮一带，是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地势较川东、鄂西一代平坦得多，适合使用战车。巫臣出使吴国就是要吴人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学会并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的战车技术，进而报复楚国使其国力大减。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楚国除了在地形上相对于中原国家不太适合战车优势的发挥外，在战术战法上及战车的形制、材料上都要落后于中原国家。

二、宋国较为擅长车战

(一)宋国的地形有利于发挥战车的优势

顾栋高曾这样评价宋国的疆域：“周室棊布列侯，各有分地，岂无意哉！盖自三监作孽，武庚反叛，周公诛武庚而封微子于宋。岂非惩罚当日武庚国于纣都，有孟门、太行之险，其民易煽，其地易震，而商丘为四望平坦之地，又近东都，日后虽子孙作不靖，无能據险为患哉。”[9]529宋国的地理位置是在今天的豫东平原一带，有利于战车优势的发挥。

(二)殷人有着重视车战的传统

殷墟考古发掘中曾出土过大量的车马陪葬，而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都城所在地，出土的战车已属商代晚期，都是马拖驾的木质车子，有的车上或车旁放置着兵器和箭箙，证明是可用于作战的战车[10]。在商周奴隶社会，只有贵族成员才有充当甲士的资格，亦只有贵族成员才有装备马车出征的经济实力。根据甲骨金文记载，射礼形成于殷商时期，在商代晚期己经有相当发展。西周时期是古代射礼最为盛行的时代，射礼是贵族必须掌握的礼仪技能[11]。宋为殷商之后，宋襄公为殷商后裔出身，从小必然接受过战车及射礼方面的训练，精通车战技术。

(三)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以车战为主要表现形式

(1)殷商时期除了北方与西北的群体之外，均普遍缺乏战车这种装备，不像周代战争那样进行错毂的车战，而应类似于西克索斯人入侵埃及那样，用战车冲击步兵，因此战车的冲击力非常重要[12]。宋襄公时期已经到了春秋初年，这时的战车技术得到了推广，中原国家之间标榜军事实力也是通过战车数量来体现。如果要称颂某一诸侯国，则称“千乘之国”“万乘之主”。当一方的车兵被击溃后，那么真正的战斗也就结束了[2]。

(2)宋襄公之前在盂地会盟时曾经被楚王所生擒，颜面尽失。结合上文我们知道，春秋战争是贵族间的战争。笔者以为，对于一心想称霸的宋襄公来说，泓之战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殷人善于车战的长处，亲自将楚王击败以洗刷之前被擒的耻辱，而不在于多杀伤楚军。根据楚国历来的作风，楚王必然是亲临一线指挥战斗。例如，在鄢陵之战中彭名驾驭楚共王的战车，潘党作为车右，楚共王的眼睛被魏骑射伤。但楚王出现在军阵中并冲锋必然是在三军摆好阵势之后的事情。如果采用子鱼的计策趁楚军半渡而击之，最多也就只能达到类似于晋、楚邲之战那样的胜利，而且楚人善于水战，其渡船的制造及战士的水性也要优于宋国，加上泓水也远没有黄河宽，水流也远没有黄河急，半渡而击之，楚军不见得就会像邲之战那样狼狈逃窜。

(3)春秋时期的中原国家的车战就是利用“车错毂”来战斗，即交战的双方相向而行以发挥战车的轻便与灵活转弯的优势。结合上文，如果宋国仅仅用相对较轻的战车去驱赶笨重坚固且未成列的楚军战车便不能发挥其战车的优势。等楚军全部渡河摆好阵势，就可以充分发挥中原战车善于错毂与转弯的长处。孙子兵法中虽然提及半渡而击之，但到了战国时期，步兵与骑兵成为了战场上的主力，用灵活机动的步兵与骑兵去冲击未能列阵的敌方步兵其效果要优于战车，战国时期的战争目的是以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为目的；而春秋时期的战争为争霸战，其目的不在于杀伤敌方，在于通过贵族式的战车堂而皇之地排队列阵，双方各倾全力，只作一次性正面冲击即决定胜负。泓之战宋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楚军处于围地之中，《公羊传》云：“宋公与楚人战于泓之阳。”[13]孙子兵法云，“背固前隘者，围地也……围地，吾将塞其阙”[14]。“泓之阳”说明宋军位于泓水的北面，楚军渡河必然背水而战，士兵不得不拼死作战，加上宋国本身国力不如楚国，其战败也是理所当然。朱凤祥先生指出“宋襄公是一个畸形的矛盾混合体”[15]，如果认为宋襄公是仁义之君，那就大错特错了。笔者以为，宋襄公在战败之后所说的“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1]397仅仅只是为其战败而找的开脱之词，这与其之前杀鄫子于次睢之社的残忍举动大相径庭。宋襄公在继位前曾使用权谋，虚伪地让目夷做继承人，在他顺利登基之后又趁齐国内乱干预齐国的内政，之后又召集齐、楚两大国成功举行鹿上的会盟，让楚国答应其为盟主，这些都说明宋襄公还是有一些权谋与文韬武略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泓之战宋襄公不是因愚蠢而导致失败，他是为了发挥中原车战的优势与楚王作一对一的交锋，挽回之前被生擒而失去的威严，进而使楚国顺从宋国的领导，不在于多杀伤楚军。正如晁福林先生所说：“在霸权迭兴的时代，中小国家的许多诸侯尽管对霸主之称企羡不已，但却未能登上霸主宝座。这种情况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诸侯的个人才能，而在于其国家实力的弱小。”[16]所以，宋国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其国家实力的不足，十几年之后的城濮之战晋国虽对楚军退避三舍，但最终还是将楚军打得大败，这就说明国力的强弱是最终赢得霸主地位的首要条件，而并不在于君主某一次战役的得失。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何平立.略论春秋战国时期车战盛衰之原因[J].军事历史研究，1992(2)：99-105.

[3] 廖平.榖梁古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2：256.

[4] 唐书文.六韬·三略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2.

[5] 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M]//先秦史十讲.北京：中华书局，2009：48.

[6] 郭德维.楚车考索[J].东南文化，1993(5)：71-81.

[7] 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81.

[8]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M].北京：中华书局，1978：129.

[9] 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0] 王焕文.我国先秦时期车战研究概论[J].管子学刊，2014(2)：120-122.

[11] 袁俊杰.两周射礼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10.

[12] 李竞恒.干戈之影[M].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1：362.

[13]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公羊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87.

[14] 孙武.孙子兵法[M].北京：中华书局，2011：209.

[15] 朱凤祥.宋襄公畸形“仁义”心态之文化内涵解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2)：89-92.

[16] 晁福林.论春秋霸主[J].史学月刊，1991(5)：12-18.

(责任编校：夏玉玲)

An Interpretation of Hong Batt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nd Chariots

WANG Bo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opinions on Duke Xiang of Song. Confucians describe him as “righteous”while legalists label him as “stupid”.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nature of the war，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features of chariots， then interprets the outbreak the Hong Battle between states Song and Chu.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Duke waited for Chu army to cross the river and then fought with them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his bigger chariots and that the state of Song failed because of its weak national strength， rather than the Duke’s ability.

Hong Battle；Duke Xiang of Song；State of Song；State of Chu

K225

A

1672-349X(2015)05-0063-04

10.16160/j.cnki.tsxyxb.2015.0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