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张申府的中西文化思想

2015-02-13刘孝连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3期

刘孝连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上海 200241)

张申府(1893—1986)，原名张崧年，字申府。他是近代著名的哲学家，主张解析辩证的唯物主义，“大客观”与“具体相对论”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他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始终活跃于政治舞台，先后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的创立，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一二·九运动等一系列活动;同时，他还是女权运动与新启蒙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主张文化救国。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折中中西”的辩证综合文化观，并试图将罗素、列宁、孔子“三流合一”。张申府的中西文化思想，是对近代中国社会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积极和有力回应。他的这一思想从萌芽阶段到最终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化，也伴随着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日渐凸显，及由其引起的广泛、激烈论战与交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张申府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中西文化思想。虽然，其中有继承前人的观点，但更多的则是他自己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理论的创新。

一、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成为潮流

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便伴随着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而传到中国并产生着日益广泛的影响。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始终与西方文明紧紧相连;近代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断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制度，再到文化，西方文明已经成为当时的一股时代潮流。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指出:“他们在历史上发起了、推动了一个不可抑遏的潮流”［1］131。在这种形势下，必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是接受，还是排斥?

近代不少知识分子都曾对这个问题做出过他们自己的回答。陈独秀在1918年时曾指出“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1918年7月5卷1号)。与陈独秀观点不谋而合，胡适认为，新的潮流不可阻止，主张应该“全盘西化”，他在1929年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为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中”这样的议论，看上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有鉴于此，他宣称“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2］367。反之，也有梁启超等持有相反的观点，虽然他曾经倡导西方文明，但他最终还是认为“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西方文化”，［3］118在他看来，甚至于许多西方学者想引入中国文化，“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4］285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二者的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张申府关于近代西化潮流的观点，大体可以从他的经历中得知。1906年，张申府进入顺天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915年，新文化运动爆发，受其影响，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并先后发表了《劝读杂志》、《危险思想》等文章，借以宣传西方民主、科学与自由的思想;1920年前后，张申府游历欧洲，更直接地接触到了西方文明的东西，与此同时，他还与罗素见面，研究罗素学术成果，并多次翻译外国著作等等。因此，张申府对于西方文化是一种较为开明的态度，是属于接受西方文明一派的。他主张应在顺应潮流的基础上，接受西方文化。张申府首先指出，世界是开放的，是通的，“世界是大通的，民众是无国界的”［5］98，应该以一种开放的观点和包容的心态去接纳西方外来文化。因此，在他看来，“不论怎样拒斥欧化，一部分的欧洲的东西是已经拒绝不了的”［5］259。简而言之，他主张我们要放大视野，在顺应近代这股潮流的前提下，去尝试接受西方文化;而不是逆流而上，一味地排斥西方文化。但张申府也不是主张对西方文化什么都接受，对那些笼统学习西方的人也进行了批判，指出“近来中国还有笼统地欢迎西方文化的，其实都在不识不知之中，作了帝国主义的宣传队了”［5］97。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各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也涌入到了中国，正在对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趋势，自1840年以来就已注定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从这一点来看，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借鉴学习西方文化，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而由此也伴随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倾向的出现。“历史虚无主义本身是一种腐蚀性、渗透性、危害性很大的社会思潮。”［6］69因此，学习西方文化必须要与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并行。

二、以革命批判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

“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交汇的历史。”［7］381近代以来，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一直贯穿于中国社会的始终。在近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中，总有一些保守之士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那些东西无助于维护国家的统治，并以不适合中国国情、民情为由，一味地排斥西方文化;在他们看来，要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必须以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为纲，祖宗之法不可变，“天不变，道亦不变”。

辛亥革命推翻了旧的封建君主专制，大多数人们的思想由此逐渐得到解放，对于西方文明的态度也逐渐在改变。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关于西方文化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者，主张要全面学习西方，“西洋近代的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的多，它的思想也的确比中国的思想为高”，“今后中国文化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向彻底西化的途径”。［8］8以辜鸿铭、杜亚泉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批判、否定西方文明，极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这养育滋润我们的东方文明，即便不比西方文明优越，至少也不比它们低劣”(萨摩雄次《辜鸿铭论集》，皇国青年教育协会，1914年)。到了20世纪30年代，甚至出现了有关“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激烈论争。

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张申府指出要以革命批判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张申府在哲学上主张唯物辩证的原则，“一切都是对立的统一，一切都因矛盾而运动”［5］151，因此，他提倡以唯物的辩证法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坚持理性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曾拟建议确定‘实’与‘理性’为立国之根本原则，文化政策之主导原则”［5］285，而建立在这些精神基础之上的中西文化思想也就自然体现出了这样的精神。他首先客观地指出，东西方文明都存在着不足的地方，外来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好的，“东方文明使人死气沉沉。西方文明使人杀气勃勃。要说要不得，同一样的要不得。有什么不可破的理由，舶来的就一概是好的?”［5］62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了对待中西文化的看法与态度，指出“中国旧有的文明(或文化)，诚然很多是要反对的;西洋近代的文明，也不见得就全该反对”，“我以为现代人对于西洋近代文明，宜取一种革命的相对的反对态度”［9］11。概括起来，就是首先应该对西方文化有个辩证客观的认识，进而要采取一种革命批判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看待中西文化，而不是对西方文化不加任何辨别地进行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一脚踢’与‘一包兜’的办法是同样要不得的”［5］63。

在多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不是每一种思想文化，也不是某一种思想文化的每一方面都值得我们去学习。正确对待西方文化必须要有的放矢，区别对待，“要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中反映现代化过程中共同特征的一些积极的文化因子”［10］66，而对于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的内容，则必须要剔除。当然，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必然要采取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做法。

三、中西文化可以实现辩证综合

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方兴未艾。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西方等外来文化能够进入中国的相对较少，这也就在客观上决定了西方文化很少有机会能够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因此，那个时期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并没有那么明显。

自近代开始，伴随代表西方文化东西的大量输入，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也在日渐凸显。从最初的林则徐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的东西以打击西方，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1861年)，再到后来胡适提出的“全盘西化论”，以及王新命、陶希圣等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提出文化建设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等，这些都是近代以来对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重要体现。总之，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一直贯穿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始终。

张申府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的主张不同于以上的观点，他提出了“折中中西”的辩证综合文化观。他认为，“中国最好的东西可以保持且广大下去，西洋最好的东西也可以真正地移植过来”［5］259，进而实现中西文化的辩证综合。中西文化，一个起源于“陆地文明”，一个起源于“海洋文明”，不同的起源模式，决定了它们是代表着不同的民族价值观念和心理模式的，二者“只是时代的分别，不是地方的分别”、“二者其实并不相违背”。［11］88再者，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只有拒斥的一面，在它的内部也存在着某些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沟通、相衔接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富有活力的，它们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进程中也起了积极作用”［12］336，这也就决定了中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融合。为此，张申府进一步指出“异种文化的接触，可以产生一种新文化”［13］631，并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保守东方旧化说不可行。移植西洋旧化说不可行。机械地融合东西两化说也同样地不可行”［5］63－64，“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11］299，这样的辩证综合“既使西洋近代文化有了出路，也使中国旧来失传的文化获得新生”［5］691，这种新文化又被张申府称为第三种文化。折中中西、辩证综合，成为张申府中西文化观最为突出的特点。

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中国自身的民族文化，也需要西方文化。虽然中西文化分别代表不同的价值观念，但二者仍有其相同与互补之处，可以实现有效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伴随时代的发展，其中的一些内容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而西方文明的某些东西却是更易被人接受，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因而，若二者可以互相借鉴、融合，不仅能使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也更利于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民族文化是在相互借鉴、相互补偿中得到发展提高的，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14］前言

四、坚持文化上的中国化

近代社会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一直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实现国家的强盛，但始终都没有成功，中国社会仍是积贫积弱，民不聊生。而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由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动与大力宣传，在中国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并在其指导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由此，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究其原因，最关键的便是它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坚持了中国化的原则。“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5］534

张申府基于已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必须坚持文化上的中国化。“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11］299他坚信，外来的东西“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13］304，“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意思就是中国社会并不是西洋社会。解说社会的理论，用在中国便也应该中国化”，“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洋社会的发展不无大同的地方，但假定中国社会一定要走西洋的路子，是不合理的”。［13］306

而要做到文化上的中国化，明确文化建设的目的以及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就是十分必要的，“今日建立一种新文化，乃是为的自己，并不是为的他人。因此必须顾及自己民族的需要，适应自己民族的传统”［5］256，“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有自己独立的价值”［5］366。进而，还必须要做到的就是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近代之所以会出现对西方文化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思潮，一者是由于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二者则是由于部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足够的自信，换句话说，就是因为缺少必要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吾代表东洋社会之中国，当此世界潮流逆转之时，不可不有所自觉与自信”［16］349。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张申府首先强调了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必要性，指出“不要以为就总不如人，或应该不如人”，“中国真正传统人生哲学的一日之长，很可能就是今日世界文化的需要”。［5］691他还进一步批判一些崇洋媚外的人和不正之风，指出“中国近年有些人有一种只读外来东西不读本国东西，或不重视本国东西的风气”，“这实在是一种要不得的毛病，应该革除的心理，不自信而奴化的表征”。［5］305他表示，要做到文化自觉，就要“本着最进步的观点彻底检讨自己的文化，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理想”。［5］691

坚持文化上的中国化，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重要的。西方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输出着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正在影响国内的一些民众，而这些价值观念之所以会对民众产生影响，关键在于适应了中国这些民众的需要。同时，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面对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我们也必须要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足够的自信，毕竟我们自己的文化也是博大精深的，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很多内容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80年代以来，学者们大多肯定，东亚经济在70—80年代崛起的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是其中之一，儒家伦理有助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17］56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深刻反思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即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以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总之，张申府的中西文化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在中西文化方面，包括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做法等的深刻反思。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张申府在中西文化方面的一些主张并没有真正实现，但这并不能否认它在当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样也超越了那个时代，因而也具有了一定的前瞻性，对解决当前中国在弘扬传统文化问题上的一些不足，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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