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战败看清朝兵制弊端

2015-02-13崔思朋贺向艳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3期

崔思朋，贺向艳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2.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70)

兵制是组织、管理、发展和储备军事力量的制度。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导致兵制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是战争的发展。［1］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时，清朝共有八旗兵20万，绿营兵60万，整个清王朝的总兵力达到80万人，这是当时世界上一支最庞大的常备军。［2］48此时期的英国军队数量却远不如清朝，其中正规军约有14万人，国民军约6万人，总兵力仅有20万人。整体而言，中英双方军队数量之比约为4∶1。当时英国分布在本国及广大殖民地的军队总共才10万余人。而这次真正能够投入对华战争的兵力，最初只有4 000余人，最多时也不过1.5万人。［3］与清军80万常规军队相比大约是1∶53。这些数字无一不说明中国本土作战具备有利条件。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还是战败割地赔款。这与清朝的兵制不无关系。清朝兵制存在严重弊端，主要体现在编制、职能等方面。

一、清军兵制编制及其分散化的弊端对战争的影响

清朝的军队主要是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八旗兵约有20万人，这20万八旗兵又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兵大约有10万人，主要是负责驻守京畿要地，保卫皇城。驻防兵也约有10万人，又分为四个部分被分散到全国各地，包括驻扎东北镇守龙兴之地的、监视北方蒙古族的、戍守西北的、分布在各省份监视地方的。以新疆为例，新疆是在军政府的统治与军府制度的支配下，八旗、绿营、回兵并存。［4］这三种驻守在新疆的兵力总数在四万左右，以绿营和八旗为主。其分布上“重北路而轻南路;从士兵的具体戍所来看又可大致分为城守及驻防地(占主要部分)，驻守卡伦、军台、营塘、驿站、土堡以及屯田三类”，不难看出此时新疆清军主要的使命就是防卫统治中心和边防。由于新疆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导致各军府大臣脱离新疆文化、民族，再加上承平日久，八旗、绿营骄惰不惩，战斗力下降，最终溃决而被勇营为主的兵制代替。［4］通过清朝时新疆的部队编制可以大致看出清朝统治者采取的军事举措以及兵制弊端。

八旗兵是清朝满族统治者自己的部队，都是由旗人组成，可以说是其嫡系部队。因此，相比于绿营兵和其他民族的士兵来说地位是相对较高的。资料显示，20万满族的八旗兵在编制上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过于分散，在中国如此庞大的版图上将20万人的军队分散各地。用数学方法做一个简单的除法，清朝极盛时陆地疆域面积达1 300多万平方公里，19世纪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近百年丧失340万平方公里，但仍有960余万平方公里，［5］将20万人分布在如此庞大的领土上，在最盛时每万平方公里上的士兵仅有0.15万人。加上当时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一旦发生战争，是很难集结部队全力应战的。

就是这样的弊端导致了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清廷难以集结部队全力应战，而酌量抽调是调集兵力的唯一方法。清朝部队庞大，分散分布，再加上当时交通状况，抽调绝非易事。且清军“专驻一地而专防一处”，守土之责十分明确。第一次定海之战时，定海镇总兵竟以其部“专管巡防海面，无守城之责”为由，“不肯退保城池，以致县城失陷”［6］，不难看出抽调之难。这些都导致抽调不能迅速灵活地实现。这是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原因所在。除此之外，清八旗兵在入关以后的腐朽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在后面会有论述，在此不作过多累述。

清军的编制中，八旗兵毕竟是少数，占有绝对数量的则是绿营兵，绿营兵也是清军的主体。绿营兵只有5个营，仅有一万多人驻守在京师附近地区，其余的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清朝的地方官职主要是总督、巡抚负责一省或一地区的政务。总督和巡抚都是各自为营，亲率部队的。而每个省也有其相应的军事体制，一省军事体制分为:提、镇、协、营四个级别单位，而这些单位又都是以营为基本单位的。

在每个省份，由总督至镇标所率领的军队由2个营到5个营的兵力各不相等，其中巡抚的兵力约2个营到3个营，其余较多。当时的清王朝下设几十个行省，清朝规定四品以上官员有上匿名折的权利，官员之间相互猜忌，不能团结一致地工作，这也使本省之内的部队难以协调一致，统一对外。各级官员所掌握的一定数量的部队也多是为自己服务，勤于操练为国为民的很少。

此种编制的弊端最集中和突出的反映便是在营以下的单位，对于此茅海建先生也指出，“绿营中的营，没有固定的编制，而是根据驻守地区是否要冲、执行任务繁简程度而决定，人数从200名至1 000余名不等，长官亦分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四级，官秩从正三品降至正五品不等”［2］50。号称精锐的湖南筸镇，额设兵丁4 107人，“分布汛塘六十七处，驻守碉卡关门哨台七百六十有九”［7］。其防守之分散不难想象。由此可以看出，清朝兵制在营以下的秩序是非常混乱的。自上至下政令难以协调统一，部队组织的松散和混乱致使整个国家军队的基础不牢固，部队战斗力严重削弱。

清军80万，分布在中国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当时东南沿海发生了战事上报到北京城，再由北京城下达指令集合部队前去应战，这期间恐怕所耗费的时日就要几个月之久，且难以保障不出现其他的意外事件而阻碍信息的传递。当时虽有驿站，有所谓的八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然而相比于中国庞大的领土，传递起来仍是十分缓慢的，且采取八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对于传递信息的人员与马都是有致命危险的，只依靠人力和畜力达到日行八百里是难以实现的。战机瞬息万变，几个月的时间若无力反抗，出现亡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以嘉庆十年祁韵士谪戍新疆的上任行路状况为例，走的是十三间房、苦水，即今天的兰新铁道线，但十三间房终日狂风不止，一路数百里寸草不生，“俯视所经，则见沙砾大石委积道上”，“迎面巨石磨牙屹立欲搏人，凶恶不可名状，觉森森黑暗，非复人间世”。［8］环境险要，道路崎岖，传递消息、集结部队的难度可想而知。

营以下的统治秩序制度紊乱，强弱不一，互相之间因为所部军队的数量、驻守地区位置等因素也会相互攻歼，这对于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由此，不难看出，清朝的兵制在编制上存在严重弊端。部队零星地分布在全国各地，一遇战事，加上传递信息速度缓慢，集合部队是很繁琐的，时间也是漫长的，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极大。

清政府也深切地感觉到了军队战斗力下降，以至于保家卫国都难以实现了，这就为以后各地区团练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尤其是太平天国发生之后各地团练的兴起。对于此符太浩指出:“在绿营军节节败退之中，清廷感到除了用严刑峻法继续约束将兵，使其为清廷卖命之外，还需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反革命武装”［9］。这是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提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清王朝的军队不仅难以镇压内部叛乱，即使治民也难以实现，足可见清朝军队的软弱，兵制的缺陷暴露无遗。这样的部队相比于英国采用近代先进的军事装备的新部队，清王朝的败局是难以扭转的。

二、士兵职能的扭曲对战争的影响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士兵的形象多是保家卫国、血战疆场的，然而在清朝却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的士兵不是进行操练以防止战争的出现，而是充当起了警察和维持秩序的角色。士兵职能的转换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曾国藩呈递皇上的奏章中说道:“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固习。”［10］19

清朝是通过战争的手段建立的，努尔哈赤颁布八大恨兴兵反明，入主中原之后，受到了许多汉族群众的排斥，王朝建立初期，反对势力和民间组织便风起云涌。为了维护统治、镇压反对派，将部队的职能警察化则有其必然性。此外，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的高度集权的封建王朝，皇帝设立军机处，大权独揽，此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也就不能容忍建立地方性的内卫部队了。［2］51在清政权稳定之后，维持社会治安、镇压反对派势力、保持稳定和平的秩序也就成为了清朝部队最为首要的任务和职责。

当时的社会环境也造成了清朝部队职能扭曲的结果。康熙时期，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北剿葛尔丹以及与沙皇俄国作战之后，清朝除内部少许叛乱之外，并没有大的敌手和战事，创造了盛极一时的和平局面，出现了康乾盛世。颠覆清王朝的势力在内不在外，部队存在的作用也就是维持国内秩序，镇压反对派，换句话说，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内卫和防民了。到了道光时期，经过了近百年的演变，军队的这一职能已经职业化、固定化了。这也就不难理解在鸦片战争中清军战败的结局了。

一旦发生了战事，清朝已经很难调整军队去对敌作战了。清军的此种职能转换导致的结果就是善于治民、镇压国内反对势力和起义，而对于集中兵力抵御外国侵略则显得难以适应。可以说，清朝的部队是兼有国防预备队、警察、内部自卫队三种职能的统一体。而在这几种职能中，国防和自卫队的性质最为淡薄，警察的色彩最为浓重。用这样一些数字来加深理解:以当时的4亿人口，配备80万警察，警民比例为 1∶500。［2］53

在清朝后期部队日益腐化，主要从事的不过是欺压民众罢了，至于战斗力难以说得上是几流了，可以说是不入流，导致的结果就是清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径发展新的部队，正如牛贯杰指出的:“经制军队八旗、绿营渐至衰败，代之以湘、淮军等勇营的继起”［10］19。为镇压太平军，咸丰皇帝命各地在籍官员兴办团练，以辅助配合正规军的行动。由于经制军队腐败导致在战争中越来越弱，而湘军、淮军则越来越强，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的主力军地位。

以淮军为例，它是清政府为解决内忧外患应急募集而成的地主阶级的地方性武装力量。淮军采用将帅招募制，游离于清中央兵部之外，成为忠实于李鸿章的私人武装，并且淮军有自己的一套筹饷机构和筹饷办法，［11］具有其灵活性和稳定性。淮军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不断壮大，成为清朝统治的主要支柱。湘军和淮军的产生和壮大，是对清王朝扭曲军队的一种反击。

清朝部队职能的扭曲化对自卫战争的结局影响巨大。

三、士兵与统帅的选拔及清军的腐朽对战争的影响

清入关之前兵制采用的是八旗制度，当时的八旗制度是兵民合一的制度。在入关之后，由于人丁兴旺，战事较少，兵额固定，国家趋于稳定，部队也逐步演化为从各旗各佐领中选调固定数量的男丁充兵。绿营兵募自固定的兵户。兵户的优惠条件之一便是可以免征钱粮赋税。

清朝招募的士兵往往都是终身制的，一旦被招募之后就成了一生的职业，这也对军队战斗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士兵年老力衰之时的作战能力与年轻力壮时是否存在差异?此外，士兵的终身制，是否存在厌战和不适应行军打仗的情况呢?显然这些是确实存在的。虽然清朝规定了“汰老弱，补精壮”的政策，特别是在绿营中最为明显，但当时却没有规定多少岁是老，怎么样为弱，关于人员裁补方面也是毫无规定。［2］62在道光之前，清朝政局稳定，少有甚至没有战事，那些老弱士兵在部队中的影响并不明显，一旦发生了战事，其负面影响就显而易见了。因此，这种兵制对于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士兵年龄不一，老幼皆有，更有吸食鸦片聚开赌场者，这些导致士兵战斗力下降，战争受挫失败也是必然的。

茅海建指出:“清朝士兵的家眷都住在军营附近，执行任务如今天的警察，生活也像今天的警察一样上班下班。除了行军打仗之外，军营并不开火，士兵皆回家吃饭。一旦演操执勤来不及回家，家眷们便送饭前往”［2］63。可见，这样的部队同今日的警察和上班族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此种军职下的军队战斗力低下也是必然的结果。在对外战争中，相较于严格军事训练出来的敌对国部队，其弱势暴露无遗，很快就看到了其战败和溃散的场面。

此外，清朝给士兵发放的补助也很低，难以维持生计和贴补家用。清朝的士兵为了生活不得不另谋出路，在当时士兵替人做工、做小本生意、租种田地等等。例如，湖南抚标右营游击的一位长随郑玉，与兵丁陈玉林等4人出资27千丈，盘下即将倒闭的湖南长沙青石街上的“双美茶室”，经营半年后转手于蔡步云等人。［12］600当此类经营活动与值班操演发生时间冲突时，士兵往往会找人代替值班操演，［2］65不难看出当兵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第二职业。在此种情况下，何谈士兵的战斗力与素质?更需要注意的是，清朝士兵的收入虽然微薄但比较稳定，因此很多人把当兵当作一份营生，作为获取收益的行当，这些对于军队战斗力的削弱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士官方面来说，当时部队中的士官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自身行伍出身，大多数身经百战，由士兵一级级地上升至统领;二是科举(科举分为文武两途)、世袭、捐纳的，武举考试并不是近代化的军事考试，其方式与八股文文章可以治理天下一样的荒谬。［2］66尤其是在嘉庆朝之后，武举考试笔试部分甚至是默写《武经》的百余字，武功方面则是骑射、拉弓等原始的比赛方式。可见，此种方式选拔出来的军官是难以领军作战的，多是一些力壮、善于骑马射箭的武士而已，相比于那些身经百战行伍出身的军官更是望尘莫及，他们中的大部分在领军作战时往往起到的是负面的影响，这样的军事制度下培养的军事人才何谈近代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新的作战模式。而当时的军官皆被视为鲁莽武夫，不学无术，军人的身份为社会所鄙视，“重文轻武”成为社会风尚［2］67。由此不难看出，在鸦片战争中清军不堪一击场面的出现与此种选拔制度之间的关系。

除以上提到的外，清朝部队的腐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相比于入关之时的清军，鸦片战争时的清军已是腐朽不堪，上不得马拉不开弓了。赵慧峰曾指出:“到了清朝中叶，绿营兵也腐败不堪，失去了维持清王朝统治的力量，至鸦片战争，在西方列强的洋枪大炮面前，清军更是节节败退，溃不成军”［13］。符太浩也指出:“清朝精兵制——八旗绿营的腐败，对湘军的崛起起了推动的作用”［7］。当时甚至“藉资乡勇之力冲锋陷阵”来镇压人民起义［14］。可见，当时清军的腐败程度是何等严重。士兵们的想法多是享乐、聚敛钱财及敲诈勒索，至于保家卫国和战争几乎淡出了他们的视线。茅海建也指出:“贪赃的方式最简单的就是在执行公务时直接勒索和受贿”［2］70。因此，不难发现在鸦片战争中清军溃败与此方面因素有直接关系。

“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清一代所实行的基本上是八旗、绿营相结合的军事体制，只是到了清朝末年才开始进行兵制的改革”［15］。正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才意识到自身兵制存在的严重问题。

［1］张红军.论甲午战争前后的清军制度［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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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吉良郎.从中英状况的比较中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J］.晋中师专学报，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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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与外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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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牛贯杰.晚清清军马队营制的演变［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10］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1］黄细嘉.勇营兵制的发展:淮军的建立和淮军兵制［J］.上饶师专学报，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