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栋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文学】

“文摊”里的民族国家
——论延安时期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追求

李国栋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赵树理曾以“文摊文学家”为自我定位，他的“文摊”里包含了深刻的“现代性”家国内涵，其延安时期小说更是迎合了解放区政权的“现代性方案”，他对“革命”内容进行现代性书写与反思，继承并创新了传统民间文艺形式，他所代表的“本土”现代性规范直接体现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诉求。

赵树理；延安时期；小说；民族国家；现代性

20世纪的中国但凡有大的时代转折，都会在赵树理身上产生独特映像，对他的毁誉褒贬都与复杂多样的历史语境关联缠绕，多变复杂的赵树理阐释史俨然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中的一个符号。由于赵树理创作时所持的独特文化姿态，加之政治体制、学术研究对其小说“现代性”的忽略，他的作品曾一向被认为是政治宣传的产物，风格土里土气，不够现代，尤其是他延安时期的作品。因此，赵树理这个大“文摊”的现代性内涵长期处于多重因素的遮蔽之中。

近些年来，在“重写”“再解读”的文学史思潮中，对其“现代性”的阐释也更加走向客观与多元。多数研究都将他作为“能指”去探讨其内蕴“所指”的现代性，像郭文元的“赵树理对二三十年代以来‘五四’现代小说形式的偏离和对中国小说传统的接续……不仅不是背离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化，而是真正拓宽了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路向。”[1]22而像贺桂梅在《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问题》中言及的“重新面对赵树理文学内涵的复杂性，并不是要再次判断其‘现代’与否，而是要反省我们的现代观和那些定型化的关于现代的想象方式。”[2]109更是“工具理性”地将赵树理作为了理解与反省现代性的符指。本文则试图在“现代性”已成既定事实的语境中，即赵树理的创作发生于中国的现代性诉求进程与赵树理的作品必然包含现代性因素的历史情境中，去探讨其延安时期小说的民族国家现代性追求，以期理解并发掘出赵树理乃至延安文学的“现代性”家国内涵。

一、中国的“现代性”与赵树理的“现代性方案”

“现代性”自从被学界提出以后，围绕这一概念产生的争鸣就从未停止过，而如何使用这一复杂概念来阐释中国现代文学，更是没有统一共识。现代性理论自从在西方社会提出，便存在巨大分歧，启蒙的、审美的、叙事的等各派现代性说法竞相登台。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在中国逐渐兴起，在本土化的进程中形成的分歧更大。钱中文认为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3]相较于这种最受认可的启蒙现代性立场，汪晖则认为“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4]2这显然是肯定了中国式现代性对未来进行想象的根据。而在陈晓明看来，“不管是把现代性看成一个方案（哈贝马斯），一种态度（福柯），还是一种叙事（利奥塔），都表明了现代性是一种价值取向和思想活动”。并且“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5]97本土学人对于“现代性”的研究丝毫不逊于西方前辈，陈晓明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来推进民族国家历史实践的观点，给予我们认识赵树理创作的现代性内涵以一定启示。

既然是推动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便少不了具体方案，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主张便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而中国自清末产生“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便出现了各种“现代性方案”。从戊戌维新到五族共和，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参照时代形势的逐渐发展而不断修订演变，反映在文学领域中，便出现了文学规范一系列的变化过程，文化的感召力使得文学创作实践成为中国民族国家“现代性方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共产党人领导的延安文艺作为承前启后、影响空前的一大文化方案，无疑是整个中国20世纪“现代性方案”的重要一环，而赵树理便是这一方案的积极建构者之一，延安方案因其特殊历史语境而表现出的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追求。

“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6]625毛泽东发表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明确包含了创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体系。“民族国家”作为近代以来伴随着阶级革命或独立运动才出现的国家形式，本身便现代性十足，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更是在近现代反侵略中逐渐建构起来的，“西方国家”带来的焦虑促发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在挽救危亡中，作为一种“现代性方案”的赵树理们的小说选择了正确的政治意识形态、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策略，从而成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重要话语体系，延安文艺作品的现代性诉求也均由此而生。

二、“革命”内容的现代性书写与反思

早在1934年，赵树理便已决心深入民间，走大众化写作之路，“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7]15充当沟通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桥梁的“翻译者”这一“文摊”定位，是赵树理继承五四以来的启蒙现代性话语，意欲以民间形式来启蒙大众的“群众工作”方案。这一文学方案恰好暗合着延安方案动员工农大众积极参加革命的时代需求，与中共政治体制的高度“同构”关系使得赵树理的创作在表现民主、解放等意识形态题域时，展露出了激扬的“革命”现代性追求。纵观整个20世纪，“革命”应该是中国达成现代性社会的最重要途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征程中最为活跃的内在表征。赵树理描写的虽然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社会变革与阶级关系，但他采用的却不是大多数作家擅长的宏大叙事模式，更没有机械地将作品变为口号标语来为政治做宣传。他的创作资源与想象结构真真切切地来自民间，来源于真实的农村社会，赵树理以他对农民生产生活、思想意识的深刻认知，而展现出最日常化的书写方式。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使得农村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层面，赵树理对农村农民的日常书写成为最能检验中国“革命”发展情况的高明策略，并非西方文明、城市社会才意味着“现代”，赵氏小说描绘着被激进暴力革命掩藏的中国基层农村的生活万象，这种直视“革命”对现代农村社会影响的书写，毫无疑问当是中国文学在“现代性”表现中的重要形式。

在此基础上，其作品更是反映出了时代的革命主题与现代精神，《小二黑结婚》之中，在解放区民主政权之下，仍然存在三仙姑等老一辈干涉年轻人婚姻自由的旧习俗，而小二黑和小芹最终对“父母之命”的突破则无疑隐喻了民主自由的现代理念对于封建愚昧的决定性胜利，家长里短的“革命”日常叙事，更是策略性地运用文学话语将现代性政策宣教融入琐碎的生活哲理，小说叙事并没有因建构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失去农村生活的情趣，“革命”的现代性意识就如此这般穿行在生机活泼的民间生活之中，这不得不说是赵树理小说的独特魅力所在。

民族国家现代性的追求避免不了复杂现实问题的存在，“现代性”也正是在对“问题”的质疑、反思与批判中建构起来的，“总之，现代性既是一个可能一以贯之的视角，又是一种质疑与反思”。[5]96反思特征蕴含了赵树理们不满现实的心态与变革现实的愿望，而这一切都是逼近“现代性”的努力。当然，“现代性”直线向前的时间意识还寄托了对“未来”的想象，当“未来”已来，“现代”却未达成，原来的想象与当下的现实并不一致时，反思与批判便在所难免。基层民主政权的建立绘制出国家民主“现代性”的蓝图，但封建残余势力却因各种原因摇身一变进入革命队伍，《李有才板话》里的章工作员和《李家庄的变迁》中的王工作员，无疑都是现代新政权里的害群之马，他们的存在阻碍着现代农村的发展进程。赵树理对“现代性”内部冲突的如此描绘，实际隐含了对中国“现代性”的敏感焦虑，也传达出他对于延安“现代性方案”深刻又清醒的认识。他细致入微地描述着农村社会矛盾的复杂，关注着农民争取现代生活的过程，真实再现他们的生存状态，这一自觉融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体验式创作无疑更加丰富了其作品的“现代性”内涵。

三、传统民间文艺形式的“革命与回旋”

一直为学界所津津乐道的赵树理小说的“民族形式”，核心就在于其“大众化”创作的实现，因为只有创建出民族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文学才能更贴近大众，进而为民族服务，以实现成功建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追求。自五四以来，现代小说如何以大众化的形式走进民族大众，是文学界一直在思考并付诸创作实践的一大难题。从“人的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一直到延安文学，才真正建构起了民族风格的本土文学形态。“延安文艺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对新文学‘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深化以及实践，也就是说‘大众化’问题只有到了延安时期才得以真正走上了中国化的实践之路。”[8]赵树理小说“民族形式”现代性内涵的显现，并没有一种急于脱离过去形式的时间意识，而是同过去存在着复杂的悖论关系：他的“现代性”文学形式既要摆脱非现代的过去以求新求变达成现代，又要把过去的传统作为来源以认识和调整自身。王德威在《革命与回旋》中论及清末民初文学的现代性时曾言：“与勇往直前的革命相比，‘回旋’常常和保守执著的动向联系在一起，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反动，因为它的运动并非回到原点。”[9]508通过这层知识透视，可见赵树理对于传统民间文学形式的转化运用，本身便是其“现代性”追求的重要内容。

他的小说与诸如评书、快板、口头故事等各种传统民间文艺形式存在明显联系，他在丰富的民间传统形式中寻求创作资源，经由现代转化，便以出众的创作实绩进入了现代视野。传统并非铁板一块，也有“官方”与“民间”之分、“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10]。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被赵树理“回旋”进现代小说创作，评书形式的《小二黑结婚》、快板形式的《李有才板话》等都使得传统资源得到现代转化的同时又批判了封建传统，启蒙了现代民众。不仅如此，他还沿用了传统艺术形式的故事套路，像《小二黑结婚》便是将真实的悲剧故事改编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民间版本，《李有才板话》中的阎恒元，横行乡里，最后在政府介入后被铲除，这也借用了传统话本及戏曲说唱中“清明官府为民做主”的故事模本，这些都迎合了民族大众，尤其是农民读者的审美口味，明显是民族现代性艺术风格的自觉追求。

文学创作中的语言形式是民族国家的自主性选择，赵树理小说的语言实践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使用更贴近大众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情感体验本身便是一种“现代性”，赵树理的语言风格，以尽量能让广大底层民众去理解为立足点，这毫无疑问是现代汉语“革命”在新历史环境下的发展与运用。但赵树理在对现代白话文的使用中，并未抛弃古典通俗小说中的语言特征，而是充分考虑了话本小说传统，创造出一种新的口语化语言形式，正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小说的语言，直白简洁，既不同于欧化的、复杂的文学语言，又不同于古典的、严谨的文言，他对本民族所独有的古典通俗小说语言进行了现代转化，将民族的传统语言形式与五四以来的现代精神更加熔于一炉，通过描绘现实中的当下事件，完成了对民族传统的激活。王德威在《现代性与历史性》中说：“现代和传统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系，虽有敌对的必要，却也处于对话之中。”[9]615赵树理的语言形式正是在这种挖掘历史性、重构民族感的历史维度中力求更好地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文化依据。

现代性的品格从来不是凝定的，而是一直处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赵树理小说所展露出的创作思路与价值取向，是中国文学现代性深层流变中的必然选择，他所代表的“本土”现代性规范直接服务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诉求。回归20世纪中国文学赖以存在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赵树理的出现绝非偶然，“社会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双重追求造就了他与毛泽东的“相遇”，毛泽东文艺思想从而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展开，回归民族传统，回到通俗叙事，他的民族国家现代性追求赋予了其小说真正的“中国性”，而这本身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流变与调整中的一大新方向，我们并非要依此完成对赵树理“现代性”的界定，而是意在从更加多元的思维方式上来拓展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性”视域。从五四的启蒙现代性到左翼乃至延安时期的革命现代性，这一系列流变与发展都是现代性在不同时期的历史选择，延安解放区政权在当时还并未成为统治国家的正式政权，它需要吸收民间大众的力量来作夺权斗争，这就需要以文学为武器来唤醒民众投身革命洪流，这就是延安文学作为一种庙堂文学的特殊性所在，而深有政治抱负的庙堂文学家赵树理们的创作所展现出的延安文学理论体系便是革命现代性中建立民族国家所要求的文学规范。

[1] 郭文元.现代性视野中的赵树理小说[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2] 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J].文学评论,1999（2）.

[4] 汪辉.汪辉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 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J].文学评论,2002（6）.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 李普.赵树理印象记[G]//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8] 赵学勇,田文兵.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9]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0]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J].上海文学,1994（1）.

【责任编辑 冯自变】

National Country in “Literary Booth”—— Modernity Pursuit in Zhao Shuli’s Novels in Yan’an Period

LI Guo-dong

（LiteraryInstitute,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100,China）

Zhao Shuli once gave a self-orientation as a “Writer of Literary Booth”. His “Literary Booth” contains profound “modernity” connotation of family and nation, and his novels in Yan’an period carter to “modernity program” by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liberated areas. His modernity writing and introspection of “revolutionary” content inherits and innovates traditional folk art forms, and the “local” modernity norm he represents directly embodies the value appeal for establishing a modern national country.

Zhao Shuli; Yan’an period; novel; national country; modernity

2014-11-06

李国栋（1990-），男，山东东营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5）02-0088-04

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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