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等红

（ 普洱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云南 普洱 665000 ）

从先秦到汉初是中国历史上谏诤最发达的时期，以致于史家在论说这一段历史时，往往采摘很多谏诤的内容入史，增加历史人物的血肉和厚度，对历史事件叙事有很大的作用。谏诤形式多样，从进谏方式上，可以分为言谏和书谏两种形式，言谏注重以口奏的形式劝谏，书谏注重以文本的形式上书劝谏。两种形式的劝谏方式在历史的纬度中，此消彼长，先秦时期以言谏为主流，秦以后书谏逐渐上升为主流。《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史记》等史传文中都有大量的言谏实例，这其中又以《左传》、《国语》最为突出、最具代表性，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就有很多言谏实例直接来源于《左传》。中国早期的言谏是留存在史传的叙事当中的，基本上属于历史叙事的范畴。不过，对于历史叙事而言，“历史可视为一种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更有甚于此者，一旦‘语言’(无可避免地)介入其中，历史话语亦必然受制于文化、意识形态及文学等它种话语类型的限定。”[1]299这种限制也导致了在言谏谏例的叙述当中，先秦时期的“文化、意识形态及文学等它种话语类型”成为其叙述的因子，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语境话语的叙述。

一、德礼系统叙述

在《左传》、《国语》等早期史传叙事文中，“德”、“礼”二字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学者方铭在论及《左传》的主题时专门把“礼”作为其中的一个主题[2]323，学者郑开的专著《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更是把“德”、“礼”作为先秦时期思想史的关键词。作为史传叙事的一部分，言谏叙事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德礼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劝谏文化需要德礼成分，因为德礼为他们的劝谏找到了合法的理论依据。以《左传》、《国语》为例，众多谏例当中，臣下对国君的劝谏都是因为国君不守礼、不修德。如：

《左传》

例1 隐公五年 臧僖伯谏观鱼 非礼

例2 桓公二年 臧哀伯谏郜大鼎 非礼

例3 庄公二十三年 曹刿谏庄公去齐观礼非礼

例4 庄公二十四年 御孙谏庄公非礼 非礼

例5 闵公二年 里克谏晋献公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 非礼

例6 僖公二十三年 叔詹谏郑文公应礼遇晋公子重耳 非礼

例7 僖公二十四年 富辰谏周惠王以狄伐郑不德

例8 宣公二年 赵盾谏晋灵公不君 不德

例9 宣公九年 泄冶谏谏陈灵公宣淫 不德

《国语》

例10 《周语》 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以德谏说（德字出现九次）

例11 《周语》 樊仲山父谏宣王立戏以礼谏说

例12 《周语》 阳人仓葛谏晋候觌武以德谏说

例13 《周语》 富辰谏襄王以戎伐郑及以狄女为后 以礼和德谏说

例14 《周语》 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以德谏说

例15 《周语》 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以德谏说

例16 《周语》 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以德谏说

例17 《鲁语》 夏父展谏宗妇觌哀姜用币以礼谏说

例18 《晋语》 公孙固谏襄公礼遇晋公子以礼谏说

以上诸例直接反映出德礼系统在整个史传叙事文的言谏叙事中所承担的角色。同时在统计早期史传叙事中的劝谏方式时发现，周朝德谏成分居多，春秋以后礼谏居多，有时礼谏中有德谏的成分，德谏中又有礼谏的成分，德礼混合，这主要是因为德和礼本身具有很密切的关系。“德”字的出现是比较晚的，郭沫若先生考证过：“卜辞和殷人的彝铭中没有德字，德字始见于周文。”“礼”的出现也是比较晚的，它是包含在“德”的范围内的，“从《周书》和周彝来看，德字不仅包含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也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模——后人所谓的礼。礼是后起字，周初的彝铭中也不见这个字。礼是由德的客观方面的节文所蜕化下来的。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下来便成为了后来的礼。”[3]5-8对此，顾颉刚、刘起釪先生也认为：“所谓的礼就是有德者的行为仪节的规范化。”[4]1036可见，德礼话语的叙述，德谏比较早，礼谏属于后起。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很多人要求恢复周朝礼制传统，在劝谏时用礼谏说显得就很自然。从上面罗列的例子可以看出，《国语》谏例中，礼谏的劝谏手段非常之频繁。如，《周语》、《鲁语》篇所载叔孙穆子谏季武子为三军之例。季武子打算建立三军，叔孙穆子劝谏“不可”。以礼制规定，天子拥有六军，由在王室为卿的公统率，用来征讨不义之国。大诸侯国的国君拥有三军，由卿统率，用来随天子征讨。一般的诸侯国的国君有卿而没有三军，由卿统率经过训练的武士来辅助大诸侯国的国君。自伯、子、男以下的小国有大夫而没有周天子任命的卿，只负责出一些兵车甲士跟随诸侯作战，这样上下才能一致，不会出现奸恶。鲁国处于齐楚等大国之间，整理好甲兵随时准备追随大国都唯恐不及，如果僭越礼制，建立大国才拥有的三军，那么必然激怒大国，引火烧身。季武子不听劝谏，果如叔孙穆子所预料，大国轮番攻打鲁国，迫使鲁国臣服。

由于德礼系统的存在，“‘德’不仅是独步于前诸子时期（春秋末年之前）思想史的关键词和支配性主题，而且也是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先秦思想史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如果追溯其源，我们就会发现‘德’的观念乃是西周甚至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思想主题’之经纬，它几乎无所不在地渗透在西周时期的制度（礼）和思想的所有方面。”

[3]1所以史官在书写史书时，德的因素必然被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叙事中道德叙述传统。不过早期的道德叙述是有限度的。国内著名学者陈来把西周时期形成的道德传统称为“德感文化”，不过其又说，此时的德“大都体现于政治领域，或者说，早期的德大多与政治道德有关”[5]296。这在《左传》、《国语》等历史散文中都有体现。如所有劝谏的开展都是为了匡政，而政的语源“是‘正’，含有显而易见的道德寓意”[6]6。

以谏例来说，在现实中，德是劝谏的策略和准则，在历史叙事中则是言谏的存在具有了历史的意义。所谓的前车之鉴，指的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资鉴意义。周人能够创造出“德感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就对夏朝和殷朝的借鉴。自此以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重视历史，把其看成是一件神圣的事情，用儒家的说法来讲，“历史是对事物为何没有成为他们似乎应该成为的样子的明智判断，不是已发生事情的编年记载。然而，这种‘道德化的历史’并非简单的就是预设褒贬标准的随意武断的应用。历史的功绩更是对未来、现在的充满智慧的告诫，是由博闻多识的观察者撰著而成的公众判断，而不是某种私人的意见”，这种“道德化的历史”赋予了历史学家崇高的职责，“历史学家就这样被视作我们共同分享的集体记忆的良心。他的责任不仅是描述业已发生的事情，还要在一切恰当的时候提出可能存在的其他可能性，以及何以认识不到他们会导致不幸的后果。所以，撰写历史就是一项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名义而实施的政治行为”[6]8。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名义而实施的政治行为”，所以道德叙事、道德叙述的传统被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

二、言谏叙述依据的选择

宋代司马光说过：谏官本就以“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自居，但是在现实政治中，这种牺牲往往是徒劳的。古代思想家（包括孔子在内）都认为，为臣者应该进谏，为君者应该纳谏。但是对于君王来讲，这不是硬性的规定，纳与不纳仅凭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道德修养等决定。所以，臣下的进谏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借助一些超力量因素。先秦史传谏例中，劝谏者往往在谏辞中下很大功夫，引经据典，借助语言的魅力增强叙述的力量。

（一）以三代、圣贤名号为叙事的依据

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尊古贱今的文化心理，认为越是古老的越有价值。西汉时期《淮南子·修务训》就曾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7]653其实早在先秦言谏叙事中，劝谏者为了增加劝谏的说服力，早已摸索中国人贵古贱今的心理，谏辞当中托名圣贤，借三代、圣王、先王的力量进谏。以《晏子春秋》第一篇《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为例：

庄公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贵戚不荐善，逼迩不引过，故晏子见庄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对曰：“婴闻之，轻死以行礼谓之勇，诛暴不避强谓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礼义也。汤武用兵而不为逆，并国而不为贪，仁义之理也。诛暴不避强，替罪不避众，勇力之行也。古之为勇力者，行礼义也；今上无仁义之理，下无替罪诛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则诸侯行之以国危，匹夫行之以家残。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戏，殷之衰也，有费仲、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轹天下，威戮无罪，崇尚勇力，不顾义理，是以桀纣以灭，殷夏以衰。今公自奋乎勇力，不顾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身立威强，行本淫暴，贵戚不荐善，逼迩不引过，反圣王之德，而循灭君之行，用此荐者，婴未闻有也。”

齐庄公褒扬勇力，不顾及推行礼义，使得勇力之士在国都肆无忌惮，没有人进谏。此时晏子进谏，用汤武革命的胜利和夏桀的灭亡说明了仅凭勇力无法立世，只有靠推行仁义才能立足于世，这才是“圣王之德”。又如《国语·周语》的“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谷水和洛水争流，水位暴涨，将要淹没皇宫，灵王打算堵截水流，太子晋进行劝说。他引述古代圣王四岳、大禹、周朝先王治水成功之例进行劝谏，认为只有疏导才能治水，而不是堵截。像这类借用三代、圣贤名号进行规劝的谏例，在先秦叙事文中很多，本质上讲都是为了增加劝说的份量，“进谏者甚至因先王之道而增加勇气，敢于以先王为标准衡量、批评今王”[8]23。

(二) 以名言、俗语、《诗》、《书》、谚语等话语为叙事的依据

“叙述是一种言说方式，同语言本身一样普遍，而叙事则是一种言语再现方式。”[9]33所以在进谏的话语选择上，名言、俗语、《诗》、《书》、谚语等话语往往能够增强言说的力量，使得再现出来的言语达到一种新的叙事效果。下面，我们以《国语·周语》篇中的谏例为例来分析这种叙事效果。

例19 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诗》）

例20 邵公谏厉王弭谤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俗语）

例21 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

“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穀乃不殖。’”（名言）

例22 樊仲山父谏宣王立戏

“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也。”（俗语）

例23 富辰谏襄王以戎伐郑及以狄女为后

“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格言）

“《书》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济也。”（《书》）

例24 阳人仓葛谏晋侯觌武

“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俗语）

例25 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

“人有言曰：无过乱人之门。”（俗语）

“《诗》曰：四牡骙骙，旟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又曰：民之贪乱，宁为荼毒。”（《诗》）

“《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

例26 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

《夏书》有之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济济。恺悌君子，干禄恺悌。”（《诗》）

例27 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

“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谚语）

由上可以发现，仅《国语·周语》篇中的谏例，使用名言、格言、《诗》、《书》、谚语等话语进行劝谏就如此丰富，更何况史传其他诸多谏例。从本质上讲，这些话语的进入，都是为了增强言谏的说服力。叙事当中，一方面增加了论证的强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劝谏者的勇气。如邵公谏厉王弭谤一例[10]10-13。暴虐无道的周厉王受到了国人的指责。邵公报告说：“民众承受不了了”。对此，周厉王很生气，决定采取高压措施，找来了卫地的巫师，派他监视指责者，“以告，则杀之”。从此，国人没有敢说话的，“道路以目”。厉王很高兴，告诉邵公，我能禁止别人的指责。邵公进谏，引俗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充分论证了堵住人民的嘴巴，比堵塞河流还要害怕。河流决口，不可收拾，民众也是一样。这样的谏说，合情合理，论证充分，为自己的谏说增加了分量，只不过他碰到的不是明君，谏言未被采纳。

无论如何，言谏叙事力量的选择，都是与进谏相关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进谏被采纳。相对而言，先秦时期进谏的氛围比较宽松，进谏的人数也很多，而到了后来，先秦的这种言谏方式就成为一种理想，后世叙述者只能在内心深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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